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演化自有其内在的线索和逻辑，与其他同时代文明有共通处，亦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一言以蔽之，中华文明体大精深，有其宗教的色彩和成分，但也绝不仅仅亦不可能只是宗教文化的注脚。在这个层面上讲，放之于新旧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乃至文明的曙光而言，可以检点的均有宗教的残存和记忆，而进之于后来的天启和一神教文明的“西方”文化并不同辙于中华文明的行迹。无关价值的取舍和判断，而仅就历史的真实而言，华夏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匹无俦的。而进行这个论题的证实和证明，面对的困难一如无基筑室，无米成炊。国家级的“商周断代工程”曾集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问题，而结论犹引起诸多的争执和辩驳。至于三代以前的文化，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不止是文明定义的不明确，还攸关到文献资料和实物出土的稀缺，亦牵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无法相互对应，彼此互证只是一厢情愿和自说自话。同样，今日宗教思想史资料的收编，面临的诘难一如画虎类犬，一斑窥豹，在雪泥鸿爪之间绘丰姿，在片羽吉光中影全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勉力而行，庶可近道。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资料长编的辑校，不得不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古今中外概不可或缺，在前人深思熟虑、合理假设、逻辑自洽的基础上，致思于“文献不足故”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明可以避免无谓的乱麻头绪；不得不重新对经典进行新的爬梳和解读，典籍的可靠性通过历史的检验和现实的核定，省却了许多重复无益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时代的新义、历史的情景还原，后人的补苴罅漏，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价值裁定等集合，需要对其做忠实和有效的解读；亦不得不对先前以及新近出土的材料进行整理和校正，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之事，却有新鲜之历史和文本，绢帛实物、遗址断垣、残本孤迹等麟毛凤角足以补助甚至重新定义典籍、文化、历史乃至文明的轨迹。综合考虑，长编在本卷则侧重于前二者，并取兼收，校短量长。具体而微，考古出土的材料、经典之文献、神话传说之可信可查可据成分等，太史公所谓“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则不取。

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清代刘恭冕解释：“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通俗而言，就是方册典籍和口述历史材料不足以支撑还原夏朝和殷商的礼乐情形，进一步言之，不能将殷商虞夏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完整地呈现。孔子时代犹有此疑虑和遗憾，今天则更不能免，即使随着近代考古的发掘，大量湮没的遗址、旧迹、实物材料的出土可以佐证和弥补散佚残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史实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做出有效的回答。有效指的是出土考古资料的可靠性和逻辑预设的合理性；逻辑预设合理才能够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和演绎，纳史料入骨架之中；史料真实才能够为逻辑预设填充内容和提供佐证，建逻辑在基石之上。

“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三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所谓“文物风俗，渊薮于此”。三代所确立的礼乐文明体系，历史悠久，根深蒂厚，她培育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嗣后的思想流派诸子百家，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政制的专制与自由，社会的保守与开放，文化的独尊与包容等，均可以从中找到线索。她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奠定了中国历史的文明的走向，对华夏民族的性格、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疆域、集体的价值取向，家庭的伦理规范，乃至个体的精神生活，都影响甚巨。而作为横亘夏、商、周三代的长编资料，在逻辑上自然要求内在的一贯，以便在思想史撰述的时候轮廓明显、线条清晰，而在史料撷取上同样需要兼顾到出土材料和经典文献。就文献典籍来看，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作为成熟经验，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效的鉴取。传世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可视为最原初的材料，其渊源有自、传承有序、班班可考。可靠性和原始性在民国期间虽曾一度被疑古学派质疑、掀翻和揶揄，但是随着后来陆陆续续出土文献的发掘以及原始版本的重光，疑古的风潮渐渐褪去，逐渐步入理性和释古，新旧版本的对勘、古今音义的互训、他证旁支的拣择，以及多学科的参证，合力推动了六经的校释和及其历史地位的再次确立。《诗经》多被纳于文学作品，《春秋》常被视为史学著作，《易》被归属于阴阳吉凶之术等，“经”的定义和位置渐被悬置，其实，六经之所谓被称为经，第一性是由于价值的属性，而不仅仅是文学、史学、哲学等学术的真实和学科的判定。

王阳明曾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李贽在《焚书》中也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承明末清初学术之风韵，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等经典用来做史料，从价值上判断将“经”的地位贬低为“史”的地步，虽然保留了“经”真实属性的一面。折中而言，在尊重其价值属性基础之上，去寻究其史学、文学、哲学的内容，才具有意义。而“史”之层面，除却具有经之地位的《尚书》外，《史记》《竹书纪年》《汉书》《逸周书》《鬼谷子》等攸关早期宗教以及思想史层面的一并纳入；关于“子”之方面，诸如《道德经》《墨子》《孟子》《庄子》等可以反映和提供三代宗教镜像以及社会思想层面的择精而录；断代为三代以上的、后人辑录的可靠非伪书的，诸如《孔子家语》《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也去芜存菁。出土的甲骨卜辞与钟鼎铭文，大都被今人辑录成册，本卷的长编资料也不择细流，部分新近的出土的尚未辑校归纳的则存疑不取。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在价值判断之外，其对事实的描述更为妥贴。三代以降，封建宗法解体，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即郡县体系下的君主制。百代犹行秦法政，沿袭不变殆二千年。封建政治之所以有良好的效果，乃是由于有适当的社会环境相配合，而其解体不单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封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联同着它所存活的环境整个都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决定了封建体制的存续与否，而建筑在封建制度之上的宗教信仰形态也不得不适时以变。

秦朝建立起与中央集权相适配的宗教信仰体系，五德终始学说的贯彻实施以及秦国祭祀体系的传承与调整，是为两大主线；汉承秦制，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立意在汉朝初年大致也是趋同，即大一统体系下的文化安排。所迥异处在于汉朝一面独收孤秦之弊，剔除秦朝的弊政，政治上以吏为师，文化上以法为教，而选择政教两途，政治权力划分边界，文教权力让渡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又承圣王之烈，承接三代以上的历史文化传统，法圣王之所以为法。宗教信仰形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初所做的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的同时适时调整宗教信仰体系，诸如尝试确立信仰独尊，建立“儒教”，架构国家新神学，以及导向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谶纬神学等。

本卷的长编一方面要完整呈现出秦汉时期社会形态巨变所带来的政治与文化的因革，勾勒出适配君主制社会结构的宗教文化的形态和轮廓；另一方面要展现这个时期宗教信仰的诸多面相，含括个人信仰、国家宗教以及宗教生态，尤为重要的是立两千年君主制度的秦汉，在宗教信仰层面所奠定的范式。这就决定了资料的收编不只是集中在宗教和信仰层面，大量秦汉宗教历史发展的记录、官方颁布的律令条规、民间私人著述、神学性质的官方纂辑等也一并纳入；此外，新出土和发掘的实物材料也择精而录。

1.《吕氏春秋》

2.《尸子》

3.《韩非子》

4.《新语》

5.《新书》

6.《春秋繁露》

7.《天人三策》

8.《法言》

9.《太玄经》

10.《盐铁论》

11.《白虎通义》

12.《七纬》

13.《淮南子》

14.秦汉帛简（选）

15.《神异经》

16.《京氏易传》

汉魏两晋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起步阶段。客观、全面、仔细考察这个历史阶段的佛教思想文化，是正确认识、理解此后一千年多年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基础和前提。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佛教思想，我们重点从域外佛教思想文化输入，中国佛教思想发展演变，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反映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怀着能够全面反映这个时期佛教思想传入、发展、演变、影响的客观实况的目标选取精华资料，编纂长编文本。

本卷资料长编所收录的与佛教思想有关的各类资料，绝大多数是以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编辑发行的电子佛典集成2016版（简称CBETA2016）为底本，其中一些重要的资料还挑选质量较好的现代校注本参校，例如《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典籍的现代校本。本卷资料长编还收录了正史、类书、敦煌文献、个人文集中的相关资料（具体版本情况在相关部分随文说明），力图兼顾资料的权威性、丰富性、可靠性。本卷资料长编依据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佛教经典传入；第二，佛教思潮与学派；第三，佛教思想与社会。

第一，佛教经典传入。汉魏两晋是佛教经典传入中国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来自古印度不同地区的不同部派、不同类型的佛教经典纷纷传入，掀起了佛教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陀跋陀罗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重大的佛经翻译家。这个历史时期翻译出的《金刚般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维摩诘经》《华严经》等几十部典籍都在此后的千余年里流传广泛、影响巨大，不仅为出家僧众朝习暮诵，而且成为在家居士的必备典籍。这一部分资料长编收录的佛教译籍起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伊存口授《浮屠经》，终于佛陀跋陀罗所出重要经论。我们遴选译籍有三个标准：第一，在佛教思想教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典籍；第二，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社会影响的典籍；第三，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典籍。凡符合其中一条标准者，均酌情选录。在收录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典籍的篇幅因素，一般说来，篇幅短小的经典全文照录，篇幅比较长的经典选取其中影响较大的卷或者品。所选经典尽量展现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基本面貌，体现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大集等佛教经典部类的丰富性。这一部分资料长编除了收录佛经原文，还选取了译经者的传记和一些重要的经序和经后记，以便有助于对所选经典有全面认识。这部分资料涉及的文献除了译籍之外，还有《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三国志》等。

第二，佛教思潮与学派。佛教传入中国，要想在中国文化中站稳脚跟，进而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经典和修行方式必须被各阶层的中国人士信奉、研究、实践。可以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真正始于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从第一位汉地比丘严佛调作《十慧章句》开始，佛教就不再纯粹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文化内涵越来越直接地渗透到佛教教义思想之中。这一部分资料长编主要收录汉地出家人（也包括个别在家人）对佛教经典理解、解释的文字，展现中国佛教界人士结合自己的修行实践研读佛教典籍所获得的思想成果。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如道安、慧远、僧叡、僧肇等。这一部分资料长编基本按照人物的出生先后排列，共收录了十几位学问僧的相关著作。在这一部分，还收录了六家七宗的资料。由于六家七宗是前期般若学的重要成果，但资料不是很多，我们将一些比较分散的资料放在了一起，支遁、支敏度等相对集中的资料单列。

第三部分，佛教思想与社会。佛教想要真正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必须吸引那些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帝王、士人的信奉和参与，也必须满足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需要。佛教界对自身历史的追述一开始就与汉明帝求法联系在了一起。历史也反复证明，帝王、士人的支持对佛教的发展至关重大。这一部分资料长编主要收录帝王、士人（也有个别出家人）有关佛教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收录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也收录部分反映民间佛教信仰状况的资料。这一部分收录了从汉明帝时期到南北朝末年共70多位人物与佛教有关的事迹和文字。汉代和三国时期资料很少，所以放在一起，其他部分都是按照人物出生先后依次排列。这一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弘明集》《广弘明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后汉纪》《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南史》《文选》《金楼子》《徐陵集》《颜氏家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敦煌文献等等。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伴随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始终。倘若以成熟宗教形态为判别标准，学界普遍公认道教发轫于汉末，发展于魏晋六朝。然而从追本溯源角度看，绵延千年之久的商周秦汉历史文化乃是道教脱胎而出源泉，换言之，道教有一个比较长的前史，我们甚至可以在殷周之际以前的原始社会文化中找到其元素。这是道教的重要特点之一。具体地说，西周时期确立起来的成熟的礼乐文明是道教产生的背景与滋生的土壤。原始社会时期盛行的巫觋信仰传统，在殷周之际创造性地转化为了德礼体系和礼乐文明；随着社会政治进步和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原始巫觋信仰及其文化逐渐沉降为文化小传统，具体体现为祝宗卜史地位下降以及其影响力的逐渐式微。也就是说，巫觋信仰文化虽然是道教兴起的历史渊源，但汉末道教直接继承却是西周以来人文理性长期濡染的礼乐文明。因此，我们应该从殷周之际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转折，从春秋战国之交的哲学突破及其影响，从周秦之间的结构性变化等方面，透视道教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

早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显示出：原始巫觋文化始终存在于早期社会之内，尤其是文化小传统层面，与文化大传统相映成趣。如果说经典文化代表了古代文化的大传统，那么沉潜于社会基层、渗透于礼乐文明缝隙中的巫觋信仰或祝宗卜史文化的残迹则体现了文化小传统的特质。可以说，巫觋信仰文化遗存之长期绵延和不断生发，酝酿了道教。就是说，道教的滋育和发生乃是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说，礼乐文明的最重要部分如果说是以敬天法祖之宗教祭祀体系为中心的话，那么长期积淀且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巫觋信仰因素、方技术数之传统乃是敬天法祖信仰和宗法社会的必要且不可或缺的组分和补充。从礼的角度分析，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礼制的损益不可避免，道教仪式正是礼制损益背景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道教戒律出现的契机在于：仁义礼智信等德行伦理价值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态势、不能有效规范民众的日常行为。总之，道教孳乳于深厚礼乐文明的土壤，它是礼乐文明的推陈出新的产物。

殷商卜辞、西周铭文、《诗》《书》史册记载了大量的巫觋信仰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史料里面仍有不少关于祭祀、占卜、鬼神的记录，涉及册命、盟誓、封禅、丧葬诸多方面，可谓无所不包，且集中体现于敬天法祖、天道信仰、天命意识等方面。无论华夏还是夷狄，巫觋文化之基层清晰可见；人类学和民族志资料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秦汉时期的燕齐海上方士徜徉于市，其身影出现于宫廷、朝堂和民间各个角落。近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方技术数器物与文献，更证明了文化小传统的强韧有力，仿佛静水深流。汉代经学占据了思想史主流，然而纬书——或更准确地说图书谶纬——的出现表明了“经书”的不足。早期道教思想与文献确有近乎纬的精神气质。

道教，作为成熟可见的社会组织形态，兴起于汉末绝非偶然。汉末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失序、民不聊生的深重社会政治危机促发了道教。对于精神失落的汉末知识分子及孤苦无告的汉末流民而言，道教乃是现实上的、甚至是精神上的庇护所。实际上，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对太平盛世的期望和渴求，折射在道教早期文献当中。五斗米道、天师道以及形形色色的早期民间道派（如李家道、葛氏道、帛家道等）充分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的乱局与困境。一言以蔽之，汉魏时期从社会经济到思想信仰的全面危机是理解道教滋育和发展的重要背景。

汉魏两晋时期道教文献资料虽然丰富，却散见于各种经子、史书和杂著，且呈现出片段性、碎片化的样态，这种现象恰好对应了道教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巫觋信仰文化的渗透性、弥散性。总体上看，关于道教及其早期发展的史料比较少且比较零碎，尤其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史料；早期道教经典则呈现出杂芜纷纭的特点，脉络极其复杂，原因可能是早期道教经典（即道教内部文献）来源多元且种类多样。从思想史角度看，汉代《老子》三注——即《老子河上公章句》《道德指归》《想尔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道教文献（经卷）经典化的起点，也是道教经卷的范本。《太平经》是汉魏时期的道教思想资料的重要渊薮，同时它也多少反映了早期道派的实际情况，以及早期道教经卷的编纂情形。魏晋之间，道经（道教经卷）开始大量出世，至东晋南朝则是造经运动的井喷时期。西晋葛洪《抱朴子》著录了各种道经，这些经卷虽然散佚殆尽，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道教思想的长足发展。至少可以说，包括《太平经》在内的早期道教经卷，无论形式和内容，都不同于更早时期的祝宗卜史、方技术数，更使祝宗卜史、方技术数之传统踵事增华、点铁成金、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所以说，汉魏两晋时期道教文献资料虽然从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上也颇具内在规律和固有条理。道教资料编纂应该如其所是地呈现这种规律、脉络和条理。

汉魏两晋时期道教文献资料编纂的基本原则是抽精取华，从丰富广泛的思想史料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资料，包括一些片断。更进一步的编纂旨趣则是追求资料编纂贴合于实际历史、吻合于思想逻辑。为此，我们根据道教具有较长的史前史的特点，根据汉魏两晋时期历史、史料和思想信仰的状况，选编了三个方面的史料：第一，道教经典，包括汉魏《老子》三注、《太平经》《抱朴子》《周易参同契》等，同时也采录一部分《纬书》，因为早期道教思想与纬书传统息息相关；第二，道教思想与社会史史料部分，主要取材于史书，主要是正史，但也包含《华阳国志》《世说新语》等其他史料。第三，选录部分比较重要的道教碑铭，以补文献材料之不足；实际上这也希望部分反映了道教重视碑铭的传统。总之，以上三个方面的史料比较系统化、比较精要，多少能够反映出汉魏两晋时期道教思想的基本面貌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