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东迁之后，主要依赖郑、晋等较为亲近的诸侯维持。周天子重振王权的努力，以桓王伐郑败绩而告失败。此后，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开始形成。正如孟子所说，霸必大国。齐、晋等国为了争霸，都在国内进行了改革。尤其是齐国管仲主导的改革，一方面使得齐国空前强大，有力地维护了周礼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改革削弱了齐国国内的宗法分封制，加强了君主集权，加速了周礼的崩溃。吴越争霸则意味着，为了加强国力，争霸战争最终让位于兼并战争，于是周礼被最终埋葬，历史进入了战国阶段。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周礼的核心之一是所谓“世官制”。在这一制度中，一个家族世代掌管一个固定的官职，并且握有相应的知识和权力，甚至连王权都很难干预其行政。但西周后期王权衰微，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世官制”出现了动摇。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的性质也由获取空名的争霸战争逐渐变为获得土地人口的兼并战争。疆域的扩展迫使国家的统治方式产生变化，晋楚等在兼并战争中消化不良的大国开始设置郡县。郡县的建立打开了世官制的缺口，君主可以随意任免的流官最终成为官吏群体的主流。流官群体的增大和权力的加强实质上也就是中央集权（当然是指诸侯国内的）的扩张。于是一方面中央集权与世官世族逐渐对立，另一方面君主与执政世族也产生矛盾。“铸刑鼎”是前一矛盾的产物，亦即中央集权将立法和执法权从世袭贵族手中收回。商鞅、吴起成为后一矛盾的牺牲品，三晋、田齐则是胜利者。破落世官从权力场中退出，成为所谓“官失其守”。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参照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力，于是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强制力以违背意志为前提，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一意志存在，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并且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否则将无法达成对于他人意志之违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只能是君主，亦即“君生法”。这一新的人为社会规范必须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承担这一重任的政治制度，便是郡县制。作为法之保障的强制力由军队提供，因而保障君主对于国家武力的独占与独制的军爵制便成为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参照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西周时期的天道观，是一种宗教命运式的理解，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天道本身的神秘莫测，二是赏善罚恶的道德功能，三是星相占卜可以对于局部星行与命运进行预测。春秋时期，随着人文思潮的扩张，天道的神秘莫测逐渐转向自然之天的可知性，以天之运行乃是自然现象，与道德善恶无关。相应地，人的祸福，则吉凶由人，占卜也转化为“观其德义”的《易》学。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参照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前言·［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陈来先生认为春秋时代“‘礼’被理解为、强调为政治的合理性秩序，强调为伦理的原则和规范。”但礼制观念从春秋早期，就开始被不断被质疑、动摇，到了春秋晚期，礼制衰弱的倾向已无可挽救。此外，不同地域之间，礼制观念的强弱也有所不同。伴随而来的，是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之间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激烈冲突与碰撞，他们对“德”的定义也十分多元，彼此之间道德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异。本节以《左传》《国语》中的史料为主要内容，其中《左传》体现时代先后的经度，《国语》体现地域差异的纬度。还有少数《论语》《檀弓》以及战国竹书《系年》的材料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全篇分为23章，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是新发现的编年体史书，补充了春秋时代息妫和晋惠公等的相关材料。张东荪先生在《思想与社会》中指出：在礼制社会里，君子之所以得成，乃在于一举一动必合乎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是把一举一动全纳诸礼中。在春秋时代，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建构都围绕“礼”这一最高原则来制定，即《左传·成公二年》孔子所谓“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本节主要罗列了春秋时代繁杂的礼制规定与“非礼”事件，以及礼制规定下的“法”“义”“德”“善”“道”“行”“忠”“信”“孝”等彼此纠缠的观念。本节主要材料依然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说苑》与徐王义楚觯等春秋时代的铜器铭文。进入春秋时代后，铜器铭文已不像西周时代那样详细记载周王祭祀或内廷礼仪、册命内容，而是反应诸侯大夫家国内部的礼仪活动，并呈现出地域化、辞例化的强烈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变迁。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参照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前言·［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一般认为，传统对于“国人”的定义为“国都城内外之人”。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由《左传》《国语》可见，国人的向背有可能决定国君的废立、卿大夫间内讧的胜负乃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春秋时各国国君和大臣也常召国人来“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尽管在史料中，很少直接记载国人的具体言行，但站在国人立场的士大夫或记事者往往会对国人的立场作出解释，这其中的多数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民本思想。本节采用的史料依然以《左传》为主，按时间先后排列。《国语》中相关史料较少，附列于《左传》之后。《左传》中，士大夫明确地表达了民重于天、神的观念，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见解。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左传·桓公六年》的“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学者已经有了诸多申发。本书本节则重在列举诸多《左传》《国语》事例中，“民重君轻、民为邦本”“民神并重，先民后神”和“论及君民，以民为主”的观点的异同和演化。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参照。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前言·［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

春秋时代是复古开新两大思想争斗的主要舞台，尤其是原先在血缘序列中处于较低贵族阶层的“士大夫”阶层站上了思想舞台，较之于保守的高级贵族，他们的思想观点更为大胆激进。随着贵族社会礼制的衰弱，这些阶层对知识的掌握应用奠定了后世经学和子学的基础。本节主要应用春秋时代士大夫赋《诗》、解《易》、训《书》的内容。由于《论语》全书都是早期儒家的言行，故不一一引用。此外，除了熟知的《左传》《国语》的材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总80余种，诸如《孔子诗论》《民之父母》等篇章集中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思想。

本部分内容编撰所据参考资料版本如下：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自东汉以来，即有贾逵、马融等多家解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经》《传》为一编加以注释，集众美于一身。唐初孔颖达等在刘炫《春秋述议》的基础上撰作《春秋左传正义》，对《春秋经》、《左氏传》以及杜预《解》作了细致的敷述、讨论与评议，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左传》的基础。《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元明清以来第有刊刻，其中以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最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以阮元校刻为底本，参考敦煌写本以及参照多种古写本、旧刻本，并辅以《公羊》《谷梁》解说比照经文。广泛参考唐宋以后尤其是王引之、刘逢禄、俞樾等清代朴学家的注释成果。可谓既精且博。此外，杨伯峻先生立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视角来研究注释《左传》（前言·［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这与“中华思想通史”的唯物史观主旨是相符的。

2.《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吴绍烈等校点）

在目前所见的众多《国语》注本中，以三国韦昭注本为最早，韦注保存了现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及周氏等注本的片断，后来之治《国语》者，莫不取径韦注。《国语》韦昭注以北宋天圣明道本与北宋公序本为最优。其中天圣明道本较早，流布较广；公序本则多存古貌。同为北宋善本，两者各有所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吴绍烈校点《国语》，“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施以句读，堪称合璧之美。诸多《国语》研究多以此书为底本。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基本采用原书所附释文，唯有两（三）篇例外：

3.1《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

《曹沫之陈》，收录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释文作者李零教授在《上博四·曹沫之陈》指出：“原书包括整简四十五支，残简二十支，残断的简往往从中间折断，只有一半，给拼接造成困难……排列的顺序只能求其大概，不一定完全正确。”历经各家争论，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陈剑教授排序的版本。

3.2 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原分为《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二篇，李学勤认为两篇实际上是互相连续的一篇文字。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对两篇的简序和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该版本是学界较为认可的版本。

4.《说苑校证》

《说苑》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数据加以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其中内容来源很杂，部分以春秋时代人物为主角的小故事可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向宗鲁先生《说苑校证》著作参校各本，博采群书，是目前所见通行最广的《说苑》文本研究著作。

5.《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春秋》八篇，由西汉刘向和富参共同校雠编定。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是明活字本（一说即元刻本）。吴则虞沿用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综合明活字本以来诸多版本以及孙星衍、王念孙、刘师培等人的校勘注释。此书代表了晏子春秋文本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为止最为通行的《晏子春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