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篇章，起始于人类文化行为的诞生之日（一般以石器的出现为标志），终止于距今1万年前后，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在地质时代上涵盖上新世晚期和整个更新世。

人类的诞生是地球历史长河中最新和最重要的事件。对人类的起源和演化进行研究的学科很多，包括从物质遗存的角度研究古人类行为、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通过人类化石的形态特点探究人类体质演化和生物特性的古人类学，分析古人类生存的地质和环境条件的第四纪地质学与古环境学，以建立人类演化时间框架为己任的年代学。近来分子生物学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从基因和遗传的层面推导人类起源和群体分异的时间、地域和亲缘关系。这些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破译、推演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谜团和过程。

人类是有文化的生物，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点，认知能力和思想活动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认知，是指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能力与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像和语言表述等。人通过观察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生产、生活和创作行为，这个过程就是认知过程。认知与思想活动是人与自然环境链接的纽带，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进而获得生活资源、不断生存演化的利器。随着演化进程推进和生存能力的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思想活动日趋复杂，改造自然的程度不断加深，所留下的行为、文化印记愈发清晰、丰富。

自诞生之日起，人类便开始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过程，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这些物质文化遗存既是人类认知与思想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产物，又是思想、意念活动的证据和信息载体。物质文化遗存与人类思维活动的这种内在关系使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研究古人类的技术、文化、认知、行为方面得天独厚，为该学科复原与诠释远古人类历史及人类思想意识发展历程奠定了材料基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借助各种分析手段和理论，将这些土裹尘封、零散而静态的物质遗存有机地拼凑、衔接、串联起来，赋予它们思想和文化的意义，逐渐将一幅动态、鲜活但又永远残缺不全的远古人类演化历史的画卷一页页展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拥有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土面积，也据有最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该地区幅员辽阔，纬向跨度大，涵盖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和寒温带；高程上分布于三大阶梯中，生态资源和气候环境具有多样性，在更新世的大多时段和多数地域适合人类生存，也具备埋藏古人类遗存的条件。

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在中国启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取得周口店和水洞沟、萨拉乌苏等遗址及人类化石、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其后，在本土学者的辛勤努力下，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遍地开花，构筑了距今200万年以来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的演化序列。

我国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材料的发掘、整理与年代、类型、形态、时空分布和发展变化的分析，很少涉及人类的意识和思想活动。但在西方“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等理论思潮影响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逐渐由以物论物的“器物学”转化为透物见人的“人学”，古人类的生存策略、认知能力、审美追求、宗教意识成为学术研究追求的高深境界。作为原始社会早期意识与思想的萌发期，旧石器时代遗存受到后天改造与破坏的程度大，很多信息缺失、扭曲，可供对有关认知、思想意识进行研究的考古资料相对稀少，但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适应自然环境变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存方式、技术选择、行为策略、社会关系等角度，还是可以对远古人类的意念和思想做一定的信息提取和分析的。尤其是进入晚期阶段，人类制作技术快速进步，生产、生存能力和方式出现跃变，现代人群出现，人类技术、文化和思想都表现出“现代性”；原始建筑出现，装饰品、艺术品被创造，丧葬习俗出现，对生存资源的认知和攫取能力空前提高，对生存空间利用的能力更加增强，方式更加复杂；农业在萌芽，有关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宗教的材料不断增加，从中可以为相关研究提取到重要信息。

东、西方于更新世时代在文化和人类适应生存方式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别。人类最早掌握的是石核—砍砸器技术，大约在距今330—250万年间出现在非洲。在距今210—180万年左右，一些古人群携带着这种技术到达亚洲。在东亚地区，属于早更新世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陆续有所报道，包括云南的元谋人遗址，山西的西侯度遗址，陕西的蓝田遗址，河北泥河湾盆地中的小长梁、东谷坨遗址，重庆的巫山遗址等。21世纪以来又有安徽人字洞遗址，河北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等被发现和研究。东亚这一阶段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制作，从剥片方式到石器类型、形态与加工技术，与非洲和西亚的发现都较为相似，属于初级、简单的奥杜威技术体系。

到距今170万年前后，阿舍利技术首先出现在非洲。该技术是在石核—砍砸器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加工程序与技术掌控都比后者复杂。这种新技术很快传入西亚，并形成了西亚风格的阿舍利技术。阿舍利技术到达欧洲的时间要晚于西亚地区，但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最早的阿舍利技术在欧洲被称为阿布维利，与非洲早期阿舍利技术一样采用硬锤技术，加工简单粗糙。随着软锤技术的使用，大量加工精细、形态规整且带有地方特点的阿舍利产品在欧洲各地出现并流行。

与阿舍利技术在西方广泛流行与发展的情况相比，东亚地区在此阶段流行的是石核—砍砸器技术。近年来在东亚某些地区，包括中国中南部以及朝鲜半岛，陆续有两面器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阿舍利技术产品的风格。但这些发现大多是地表采集品，从地层中发掘出土者很少，年代具有不确定性。在东亚发现的两面器与西方的阿舍利技术产品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一般都是硬锤技术的产品，加工较粗糙、厚重，缺乏明显的软锤技术特征，真正的通体两面加工和薄化修理很少发生，而且鲜有薄刃斧与之共生（洛南盆地例外）。这种情况至少说明，阿舍利技术在东亚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旧大陆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过程有很明显的不同。

上述差别的出现，可能与青藏高原隆起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青藏高原隆升不仅在一定区域阻碍东西方人群、文化交流往来，还影响到行星风系的调整。最直接的变化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连片形成，西北、华北的很多湖泊消失，风成黄土的堆积加剧。其结果是增加了东西方古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困难。这可能是东西方旧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早期）文化发展产生分异、形成两种不同的石器技术传统的重要原因。而在东亚地区少量手斧等似阿舍利因素的发现，表明此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可能并没有完全阻断。

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在旧大陆西部是以预制石核为特征的莫斯特技术体系盛行的阶段。从西欧一直到西亚、北非，都是莫斯特技术的流行区。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还在流行前一阶段的石器技术——简单的石片石器和粗大的砾石工具体系。华北地区继续以石片石器为主体，以锤击技术为主直接剥片、加工各类石制品。石制品整体有小型化的趋势，也有原始盘状和柱状石核存在，如泥河湾盆地的许家窑遗址的发现，但这些与西方典型的预制石核技术显然不属于同一技术系统。华南地区的石器技术也有所发展，出现形制规整、加工程序化的石器类型。但总体而言，此时华南地区仍属于砾石石器系统，与本地区早期的石器技术系统一脉相承，基本看不到西方同期流行的预制石核技术的踪影。

东西方石器技术和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趋同发展，表现在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以及骨、角技术的出现。这一阶段，现代人已经出现，他们在智力和生存技术上都得到充分发展，迁徙移动和生存繁衍的能力空前提高。此时在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仍然维系着传统的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体系，不见明显的来自西方的技术因素，没有发现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而在我国华北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广大地区，则可以看到典型的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最重要的石叶技术体系发现于宁夏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出土以预制石核为特征的莫斯特技术产品和石叶技术产品，具有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的技术与组合特征，被认为是末次冰期期间中亚、东北亚地区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稍晚的细石叶技术体系分布广泛，东北亚和中国华北、西南、东南很多遗址都有发现，表明此时的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互动更加频繁。此时现代人扩散到地球上可供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人类体质的演化、大脑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智能的提高，使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技术革命”，人类思想意识更趋复杂，行为能力更趋“现代”，可供提取和研究先民思想活动的材料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