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至2012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10年。

这10年，是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的10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西方大搞颜色革命，强行输出霸权主义及价值观；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引爆全球经济危机；西方世界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开始抬头；上合组织越来越成为促进成员国发展、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有效机制和建设性力量。

这10年，是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中国担负大国责任，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一揽子计划与扩大内需措施；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综合改革；出台《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由2002年的4.4%提高到10.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这10年，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10年。2003年2月颁布《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设法治政府，出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3月22日）、《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颁布《物权法》（2007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建立集体学习制度。

这10年，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10年。从《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度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到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全面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2004年11月21日）；制定《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8月21日），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9月），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这10年，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10年。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与退耕还林，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订全国生态保护规划，扩大国际生态环境合作和交流，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得到广泛传播。

这10年，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10年。成功应对了“非典”疫情；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众志成城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妥善处置“3·14”事件和“7·5”事件；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这10年，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1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发行，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2003年）；加强党内监督，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12月31日），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法规；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大力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年）；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作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命题，并就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内涵、目标要求以及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出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1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7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地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要求全党“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实效”；开展创先争优活动（201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

这10年，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10年。“台独”分裂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连会”，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实现两岸全面双向“三通”，形成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08年12月31日）。

本章主要立足于复杂而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问题与总体形势，围绕党和政府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伟大实践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等八个部分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以服务于正本写作。

根据资料文献服务于正本写作的要求，每个部分都是从“面临的问题与形势”“主要工作大事记”“主要工作与成就”三个方面来剪裁和编辑资料。本章主要侧重于概述10年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变化，因考虑到资料的权威性，所选资料以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主，同时选取了部分学者的论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猛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经济飞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发展模式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资源消耗巨大、高污染、生态失衡以及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迅速发展、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片面追求效率而不讲质量，不能兼顾公平正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缺乏统筹全局和协调发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安全生产及社会治安等问题仍然较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迫切需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和加强改善党的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所处阶段和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探索的基础上，为回答该发展阶段中问题应运而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要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而不是单纯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实现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上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要兼顾公平正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统筹各个地区、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从根本上坚持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初步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的十年间，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发展理念逐步清晰的一个阶段。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表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在生产、流通的各个领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巩固；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基本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经济和社会生活还存在着若干突出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企业竞争力需要解决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所有制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全国统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险收支矛盾突出，社会统筹层次偏低，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农村社会保障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宏观调控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有待深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尚需加强和完善；坚持对外开放，还需要进一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经济发展中从实践到理论、从政府到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布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了纲领，如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发展方向、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新四化”道路的实现途径，以及坚持对外开放等等。在这一阶段的实践中，由于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发展理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表述上的改变，到“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体现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方面指导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坚持“五个统筹”，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崛起、开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因此，从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看，这一阶段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渗透与确立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与学术界的思想贡献是分不开的。除了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上继续深入探索以外，这一阶段对于宏观调控、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等理论逐步完善，尤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过程。思想进程是与实践进程和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十六大以来到十八大的十年期间，针对所面对的形势、条件、任务发生的深刻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方略。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2003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被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还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人民民主的重要性推升到新的高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工程，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其纳入基本政治制度范畴。2007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个概念，并强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八大进一步要求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些思想新发展大大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内涵。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展开。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高级研究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工作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适应这一转变，“大部制”改革应时而生。“大部制”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它可以化解政府部门中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有助于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也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在法治建设方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此，中国根本上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几经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2007年出台，对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明确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原则，我国城乡居民首次实现了“同票同权”。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规定了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方面的任务。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这一发展道路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奠基于长期建设实践之上的思想积累的成果。本章主要围绕2002年至2012年十年期间民主政治思想理论的新发展，从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学者论述三个方面选取资料，以体现思想发展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体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的统一。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10年，也是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的10年。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04年初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到2012年底工程实施8年来，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马克思主义学科教材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还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思想理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高尚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需要在实践中弘扬，把荣辱观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从那之后到2012年的六年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这是全党全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结果，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奋斗在文化战线上的每一位工作者勠力同心、勇攀高峰的结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近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随后，在中国，“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

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胡锦涛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即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原则路径和重大部署等。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内容，要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并对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十年。从国际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生态属性日益显性化，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日趋严峻，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从国内看，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也面临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承载力接近极限等突出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能否科学解决不仅关乎改革的成效，而且直接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延续性。这十年，既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也是减轻环境污染和遏制生态恶化趋势的重要时期。学界围绕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展开多维度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新世纪的历史机遇，逐步提高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不仅明确将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党的报告，而且进行了专门化、系统化的总体部署，为全面开启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倡导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态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建设生态文明谋取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要权衡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以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强调要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期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底蕴，深刻把握生态环境建设的国际国内形势，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施政纲领，加强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建设，下大力气解决全国突出的环境问题，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保障。

本章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基本内涵、历史方位、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以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主，同时适当选取代表性学者的重要文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围绕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结合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面对复杂多变的台海局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同时，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2003年3月，胡锦涛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强调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5年3月，他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个决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4月，他在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时，首次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概念，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并就此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开展平等协商，加强沟通，扩大共识”、“鼓励两岸民众加强交往，增进了解，融合亲情”。这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体现了中共和中国政府对台海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与解决台湾问题规律性的科学把握，确立了对台工作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和总要求。正是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断开创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推动两岸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前景。同时，香港、澳门回归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澳门基本法，分别成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在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则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政治发展之路。

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正在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政策理念，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同时，党中央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领导中国人民坚持科学发展，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同时提升了国家形象，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这一时期有比较清晰的思路。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推动伟大事业同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也是党执政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即“一条主线”和“五大建设”。

十七届四中全会围绕这一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出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执政的基层组织建设，并且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课题。这就是说，在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建设科学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为指导，努力把握和自觉运用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努力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着力点，是在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制度保障、科学方法推进上。同时，将这三个着力点贯穿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主线之中，具体体现到“五大建设”上，以此来促进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高度统一。在这些方面，为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严惩，就谈不上教育，谈不上预防。但是也要看到，惩治腐败只是手段。腐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动摇。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既在廉洁从政制度体系的完善、大案要案的严查严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反腐倡廉制度的创新等等“硬件”建设上，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软件”建设上。要紧紧抓住党员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这个总闸门，努力在构建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根本要求的人民利益观上下功夫，保证党能够在新形势下抗腐拒变，焕发更大的活力。

本章分为两部分，即重大社会思潮的论争和重要学术思想的发展。

第一部分，主要是围绕2002年至2012年十年期间的五种主要社会思潮的论争而收集相关资料。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异常活跃、意识形态形势复杂严峻的时期。长期的放任自流导致在2008年前后出现几股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普世价值”，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法学领域主要是“宪政民主”，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此外在新闻学等领域也有一些代表性思潮。

这些思潮绝大多数最初以学术面目出现，尽管分布在不同学科，名称和观点不尽相同，但批判的矛头都直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恶劣，危害极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西方“宪政民主”有着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其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实质是要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来。

一些人宣扬“普世价值”的政治目的，是要把西方价值观说成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实质是要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要害是企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政治上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等，经济上搞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上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桥梁，在前苏东国家已经造成了颠覆性的严重后果。

上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同历史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危害是完全一致的，也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为贯彻中央精神，2009年、2010年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下简称《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以下简称《四个“划清”》）。《六个“为什么”》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六个重大问题，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

《四个“划清”》也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透彻的说理、通俗的阐释，对有关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全面准确的回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针对性。两个读本的出版、宣传、学习，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抵御错误的意识和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错误思潮的泛起也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撰文进行批驳，经济学界如刘国光、卫新华、周新城等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与危害，史学界如梁柱、沙健孙等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学界法学界如王一程、杨晓青等批驳“宪政民主”，哲学界如侯惠勤、陈先达等批驳“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学界如梅荣政、刘书林等对上述思潮的评析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有力配合了中央精神的宣传和落实。

第二部分，主要从哲学与宗教、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与艺术、史学五个方面，选取了这10年期间一些重要的具体的学术领域或观点思想的发展情况，收集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