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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

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1927—1931)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的理论家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种种阐释。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经过几次会议,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孙中山的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的最高根本法则。这次大会还要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关于党的一切理论政纲之最高原则,应从总理遗教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解释,各级党部及党员个人,不得妄出己见”。然而,由于三民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及文本内在的模糊性,以及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的各种声音。

蒋介石延续戴季陶对孙中山继承孔孟之道的理解,将三民主义具体化为五大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除伦理建设是蒋介石自己补充的外,其余都源出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对伦理建设的强调,深化了戴季陶的儒家化的三民主义。在《军人的精神教育》、《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中,蒋介石将孙中山描述为中国儒家道德的集大成者,而后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三民主义融为一体,进而使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三民主义的精髓。

作为国民党资深的理论家,这一时期的胡汉民提出“连环的三民主义”理论。胡汉民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三者虽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民族却是为本位的,因为时至今日,“个人的生存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民族的生存”,官僚主义、军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互为表里,连环而成帝国主义,构成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对弱小民族的极大威胁,而三民主义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求生存,因此是拯救人们的唯一正确办法。在现今的国际环境中,三民主义的基点是求以民族为单位的生存。由此,他将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比喻为“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他认为全民族所有人拥有权力才是真正地实现了民权,不然总是有一部分人有权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生主义的目标是达到全民的共存,避免阶级斗争。可见,在胡汉民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民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建立起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会议决议遵照孙中山“遗教”,迅速起草并颁布约法。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孙科提出的《训政纲领》。该纲领规定:训政期间,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平日则将政权付托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中的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施行重大国务。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坚持以孙中山遗著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的最高根本法,反对另外制定约法,事实上否决了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时期的约法思想不是没有成为现实。

在贯彻意识形态化的三民主义、实现训政的过程中,国民党逐渐采纳既成事实的“党化教育”为其根本的教育方针。“党化教育”一词最初出现于1925年1月东南大学更换校长一事之后,1926年之前,该词汇在国民党内并不流行。然而,1926年5月,广东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党化教育”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民党的官方文件之中,成为一项正式实施的教育政策。随着北伐的前进步伐,党化教育也随之推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对党化教育做出了具体说明。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国民党向各级学校实行的党义灌输很快遭到教育界人士的质疑。1928年5月16日,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废止党化教育的决议,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的宗旨。1929年3月2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确立中华民国的教育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通令教育部遵照执行。“三民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党义教育,封建道德教育,军事训练。而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其实质仍是“党化教育”。

在外交领域,由于国民党在中国政坛上的身份变化,其外交方针也需要调整。虽然革命外交是国民党自20年代中后期至“九·一八事变”的一贯政策,但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革命外交的首要目的在于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撤废不平等条约体系。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推行了以反帝废约为主要诉求、民众运动为主要手段的激进的革命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后放弃了反帝废约,激进的革命外交宣告终结。外交部长伍朝枢强调,革命外交应采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此后王正廷即执行了被称为“温和型的革命外交”的政策,其主要特点在于采取一种弹性的外交方式,与列强分别谈判,逐一签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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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

胡汉民“连环的三民主义”

训政时期约法思想

“革命外交”思想

党化教育思想

中间政派的政治思想(1927—1931)

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高潮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新生命派以及乡村建设派等,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

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左派性质的第三党,其名称先后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最初成员主要由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左派人士和从共产党脱离出来的原共产党员构成。前者以邓演达、黄祺翔为代表,后者以谭平山、章伯钧为代表。党派刊物先后有《突击》、《灯塔》、《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其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他认为,中国革命要以农工为核心;对外要对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对内要扫清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革命的方式是暴力革命;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邓演达在吸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1931年年底,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的活动陷入低潮。

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后,陈公博、顾孟馀等人在上海秘密集会,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拥汪精卫为领袖。1928年5月,陈公博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指出中国国民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改组。该文一出,轰动一时。随后,陈公博在其创办的刊物《革命评论》上,提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在改组派内部,因具体主张的不一致,又以刊物为中心分为《革命评论》派和《前进》派,但随着宣传的深入,“改组”的精神深入人心,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1929年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必须重新整饬担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大本营,必须反对南京反动中央和最近善后会议式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不犹疑的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系统而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

相较而言,“新生命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理论派别而非具有实体的政党。周佛海、萨孟武、梅思平、陈布雷等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命》杂志,并设立了新生命书局,因而被称为“新生命派”。“新生命派”一方面同意戴季陶的观点,以为三民主义的本体便是民生主义;一方面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充实“民生史观”,将“‘欲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为“生存技术”、“经济技术”是决定因素的论断。为适应建设的需要,他们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前一段是政治革命,后一段是社会革命,目前进入了社会革命阶段。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而是“造产”,“造产”的最佳途径是国家的工业化。他们认为,在目前,中国工业化以发展私人资本,保护私人资本为上策。在农村,不应采用激烈手段改变现有土地所有制,而是逐步改革,做到土地私有权的民众化。这些宣传,实质上体现了南京政权的现行经济政策:对私有制的肯定,对先有农村土地制度的继承,对工农运动的压制。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权力,大会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陈德征甚至提出应以“反革命罪”严厉处置各种反革命分子。这种以训政名义进行的反人权政策激起了胡适的反感,连续作文提出了人权问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相关讨论。胡适及参与讨论的主要人物被称为“人权派”。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胡适主张走“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一个团体很多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他们认为农村凋敝是中国当时最严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张从农村入手,振兴中国经济,打好民族复兴的基础。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梁漱溟从分析中国文化的特性入手,指出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其特质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国文化遇到的最迫切问题是“文化失调”;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由以上分析,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只能走乡村建设的路。乡村建设不是简单的退回传统农业社会文明之中,而是要“沟通调和”中西文化,以农业引发工业、以农村为本去繁荣都市;是要使农村延续传统中国“伦理情谊”的特质、使农村发展出介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调和型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是这种乡村建设运动,因为要获得当局的许可才能进行,就不得不依附于现政权;一旦依附于现政权,“农村运动”在实际上就表现为“农村不动”。这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所遇到的困境。

与乡村建设密不可分的乡村教育,又称为平民教育。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梁漱溟外,还有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乡村建设派历来重视平民教育并先后进行了小范围的实验。如1927年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和1931年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等。黄炎培把职业教育作为改进乡村的根本途径,陶行知把乡村学校和教师当作改造乡村的核心和灵魂,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达“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陶行知设计了“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他把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思想,依据中国实际情形演变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陶行知的村治主张充满民主进步色彩,有的还近似空想主义。平民教育派代表了从中国底层民众教育开始改造社会的思想。

发起和组织第三党的大多数领导成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和共产党共同发动工农运动。发动和参加北仕战争,共同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作斗争,有的还参加了南昌起义,这就使他们较多地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也革命的重要性。当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也会对他们的斗争产生消极影响。在组织上,第三党还带有小资产阶纵的散漫性,一九三一年邓演达被捕牺牲后,第三党一度组织松散;到了一九三三年,在“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派别压力下,又曾宣告解散,加入陈铭枢的生产人民党,虽然“福建事变”失败后,第三党又重新恢复组织,但始终人员分散,不能形成健全的组织;直到一九三五年,第三党领导人才分别从国外回来,恢复和发展组织。第三党曾多次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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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的平民思想

改组派的政治改革思想

《新生命》派的政治思想

人权派的自由主义思想

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思想

平民教育派的改造思想

“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政治思想(1931—1937)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最初萌芽于1929年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中。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当时的“攘外必先安内”提法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国内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攘外方面。1934年,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及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这一政策倾向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34年开始,蒋对“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使用,1935年华北事变后,即基本不再出现。

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在孙中山逝世后,本就强化孙中山学说的儒家色彩。1927年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竟激起各个复古团体的反对,此举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28年4月,蒋介石本人亲赴山东曲阜朝圣,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张贴布告,称颂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1934年7月5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八次常务会议通过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8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举行祭孔大典。9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又定《礼运·大同篇》为孔子纪念歌。1934年10月5日,戴季陶在政府纪念周上发表“尊孔读经”的谈话,号召复古读经。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全国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这一时期蒋介石提出了“力行哲学”说。蒋介石说,从宇宙来看,行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宇宙万物,从太阳到地球无不在行,在行中生存。这种行是一种本能,一种恒动。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行创造一切,万物在行中演化发展。从人本身来看,人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了行,可谓与生俱来,从小至老,无日不在行,人在行中成长。所以,“生”与“行”密不可分。行包括思维、言论、行动。行是唯一的人生哲学。诚借助的动力是“诚”。诚有三要素,即智、仁、勇。诚只能来自于每个人的公心,只有有公心,才会“力行”。因此,按照“力行哲学”,作为人必至诚力行,笃行实行,为实现三民主义理想、挽救国家危亡而努力奋斗。

陈立夫的《唯生论》,以表现为生命动力的“诚”为核心范畴,以儒学传统的“体用”、“内外”的思维模式为理论框架,建立了以“诚”为本体论的“唯意志论”哲学。从个人角度而言,他认为“诚”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本体。从宇宙角度而言,他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生命创化”之理论,构建了以“诚”为原动力的,生生不息、创生变动的动态宇宙论。最后他结合两者,认为修道者觉悟到自己的“诚心”与宇宙本有的“诚性”融为一体后,实践者可获得充满的动力和源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在社会实践中“成己成物”,实现智、仁、勇三达德,为革命的事业与理想而奋斗牺牲。陈立夫的“唯生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实际上都是继承了孔孟之道与阳明心学,吸收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要求人们真正觉悟到“诚”或“行”是宇宙和人性的根本原理,从而获得“真知”,然后才能力行,才能知行合一,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和意志的能动作用。这与国民党建设国家的实际需要是相一致的。

1928年萨孟武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一文,认为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目的相同但手段不同。主编周佛海在编辑按语中希望萨孟武“以民生史观为根据,说明唯物史观的不完全,以三民主义的革命论做基础,说明阶级斗争的革命论的错误”,引国内的思想界“上正确的道路。”于是萨孟武又在《新生命》月刊上相继发表了《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斯之社会革命之比较》、《民生史观》两文,提出“生存技术论”,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不仅在于人有生存欲望,而且有生存技术。这就将带有唯心倾向的民生史观改造成具有唯物倾向的民生史观。这种说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胡汉民提出,民生史观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的理论,而是“心物合一”的。此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又有意识地组织了一场民生史观的讨论。就心物一元论而言,论者多与胡汉民持同一论调,但他们并没有止步于心物合一论,而是更深化地追究民生史观的本体——唯生论。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风行于世界的一种强大思潮。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国民党内一些人也开始鼓吹“法西斯蒂”。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尽管不敢公开提倡法西斯主义,但他麾下的政学系、CC系和黄埔系,都鼓吹过法西斯主义。《中央日报》、《扫荡报》、《复兴月刊》、《青年与战争》、《社会主义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几十种刊物都讨论过法西斯主义。他们经过论证认为,法西斯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要以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这样一来,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就顺理成章了。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不久,又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反映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认识和对中国政治出路的选择。五五宪草则对修正稿又作了重大修改,使变相总统制进一步发展为总统独裁制。《益世报》社论指出,五五宪草根本就是“一权宪法”,是“行政领袖独裁的宪法”。对五五宪草所采取的中央政制,除萨孟武、娄桐孙等少数人赞同外,多数评论者都持批评态度。除此以外,舆论还对五五宪草中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的组成,以及经济、教育、宪法的实施和修正的规定,也提出了批评。五五宪草所招致的批评,与它所反映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愿真正实行宪政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统制经济”一词,首次出现于1933年7月。暨南大学教授张素民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统制经济”一词,他认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就是统制经济;统制经济也可以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思想渐次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10月,宋子文从欧洲考察归来,发表“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统制经济”的主张。但是最早主张统制经济者,似乎也并未将其与计划经济完全区分。后来,这一提法与当时思想界涌动着一股既不满意全盘干预的计划经济,也不满意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的调和思想相遇,成为一种统制经济思潮。统制经济的提倡者既有民间学者,亦有官方人士。到抗战爆发前,这种思潮趋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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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思想

伦理建设与尊孔思想

力行哲学与诚的哲学

民生史观与唯生论

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

五五宪法草案的争论

经济金融统制思想

国家社会党的政治思想(1932—1937年)

1932年4月16日,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松坡图书馆秘密成立。1933年4月,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党纲和党章。国社党的主要成员有张君劢、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黄炎培、罗隆基、徐君勉、梁秋水等。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因此这个党组织性较弱。1932年5月,国家社会党在北平创办《再生》杂志,实为国家社会党的党派刊物。该刊发刊词《我们所要说的话》由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执笔,全面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观点并提出了98条政纲,该文1938年以《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的名义重新印发。

张君劢等人认为,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精神。针对国民党的训政理论,他们认为,民主政治施行与否,与人民程度没有关系,那种要等到全国人民的程度能够整齐划一才能施行宪政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不过,他们又认为,民主政治可以有“实施得少”和“实施得多”的可能:人民程度不够,民主政治就少一点实施,人民程度够,就多一点实施。而无论如何,不能因世界潮流有趋于独裁的倾向就否定民主政治的原则与价值。在国难的环境下,民主政治的具体实施要以国家需要为最高原则,在自由和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以国家、民族的整体自由为首要追求的民主政治,他们总结为“修正的民主政治”。

国社党关于国难时期政党与国家之前的关系的看法,为更好的理解“修正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窗口。1932年,张君劢在《再生》1卷3期上提出组织政府的十一条依据。从依据的第二、三条来看,实际上他们将“修正的民主政治”落实到实处时,其发力点在于要真正从政府的组织开始,破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多党执政。如第二条规定,凡独立的、有公开党纲的政党一律可以参加选举;第三条规定,各党领袖必须被选为中央行政院的行政员。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还特别提出,“文官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一来,按照国社党的政府组织方法的话,政府的高层由多个党派领袖组成,在国家决策、政权运用方面就实现了“举国一致”,而在他们看来,“举国一致”是国难期中国求生存、求发展的最佳途径;在政府的中层、基层,也就是实际运转的层面,普通文官又是非党派人士,无须听命于某一个政党,而可以有超然的地位去实施日常治理。这样,既避免了一党专政,又避免了多党纷争;既实现了“举国一致”,又保证了“自由和权力的平衡”。后来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背景下,张君劢进一步将他对政党与政治的关系命名为“集中心力的国家民主政治”。明确提出,国难期的中国各党派应该实行欧洲所谓的“党间之休战”,但这种休战不是以小党服从大党来作为牺牲,反而要像英国一样,无论大党小党,均有参与政权的权力,而参与到政权中的各政党,要抛弃在政权中争夺统领权的欲望,做到“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党派”。这实际上将国社党最初只希望各党派能参与政府的组织提升到了各政党共同分享权力、不以党员多少来分配权力、各政党以自己的政纲的支持度去获得政府的主导权的理念。

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最高原则是“国难期的举国一致”,因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是不能采用的。具体来说,就是使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与合作的经济按一个相当的比例,在统一计划之下得到发展。当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简单说,国家社会主义以民族的利益为准则,而决不会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比如,国家社会主义不会赞同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不会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国有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官营,而官营必然导致腐败,所以保留私产是必要的,但同时,放任的私有制确实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弊端,解决的办法是只要以“普产”与“私产”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这种弊端。这就是国社党“普产主义”的主张。所谓“普产主义”,就是除了私产外,工人、农民还持有国家共有财产。如给佃农分配土地,给工人以工业股份。也就是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破坏私产、以计划去对抗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消除贫富极端分化为目标的经济政策。

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中,国社党人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为本位。1936年,张君劢出版《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汇集了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他指出,中国应采何种文化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过去曾经提出的各种文化选择的口号纷繁复杂,令人无所适从。而中国本身国运危急,更不能有病乱投医。只有“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文化,要破除过去的天下观,代之以国家观念。在“狭义的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同”两种主张中,应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自己先立定脚跟,才能谋实现世界大同。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文化,是国社党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观点的一个总前提。此种文化追求构成了国社党人的政治理念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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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

自由与效率关系的认知

“修正的民主政治”思想

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民族文化为根基的立国之道

3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1932—1937)

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相当一部分主张对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拉斯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源头。拉斯基是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曾执教于美国,后长期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谱系上留下名字的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蒋廷黻、杭立武、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人,不是直接师从于拉斯基,就是听过他的课。除了师承上的脉络外,拉斯基的专著、单篇文章被翻译为中文的不下数十种,这些译文影响到民国时期更多的知识分子。在翻译拉斯基论著方面,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张君劢,以及拉斯基的学生王造时,功不可没。本章所选择的译文,反映了1927—1937年间中国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关注的拉斯基的思想学说,也可视为部分人的思想源头。中国学者对拉斯基学说的评论展示了他们对其学说的理解。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吴景超、陈之迈、张奚若、何廉、陈岱孙、陶希圣、萧公权、张佛泉、陈序经等。该刊以“独立”为准则和号召,也并不只刊登观点相似的文章,而是有不同观点的交锋。《独立评论》上进行过若干次令人瞩目的讨论。1932年,国民党宣布召开国难大会后,《独立评论》围绕约法、训政、宪政等问题展开了连续的讨论。胡适力主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因为“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陈之迈、胡道维等人从政治学等专业的角度对如何实施宪政提出了意见。

随着民族生存危机的加深,在如何建立独立国家和统一国家的问题上,出现了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派,认为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国家必须实行宪政,这是统一中国最有效的途径。蒋廷黻、丁文江、钱端生等人则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经由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推动才能推进。他们希望国人在一个时期内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

王造时等人主要受拉斯基费边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民主宪政观有其特色。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当政的现实环境中,究竟如何看待国民党的训政、宪政说及其实施;是否应当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还是不以推翻它为目的,而仅以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执政为根本追求?对此,以王造时为代表的一派,可以说是坚定地主张以多党政治为实现宪政途径的自由主义派。王造时对民主政治、宪政、政党的言论,同样起于1932年国民党国难会议的契机。他认为,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政党政治,因为政党是言论自由与自由政府的自然结果。他主张取消国民党垄断政权的特殊地位,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根据宪法而行的政治,便叫做宪政。“政治好比球戏,宪法好比规则,宪政好比有规则的球戏。”“政治势力的争斗,若没有根本大法,或有宪法而大家不行,结果也只有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他也坦承,作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做的就是向当局大声疾呼实行宪政,而真正有实力进行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国民党到底实行训政还是宪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造时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宪政主张实际上具有温和的革命性。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邹韬奋、林语堂、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们联络同道,为争取“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而奋斗。该同盟的目的与任务是: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以法律援助国内政治犯,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协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1933年6月18日,同盟的重要成员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同盟停止活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仅仅存在半年时间,但它为争取和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运用合法斗争手段,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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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学说与新自由主义思潮

《独立评论》派的自由宪政思想

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王造时等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民权保障同盟的人权思想

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1931—1937)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陡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野心,中国各界亟思以增强国力、挽救危亡、扭转中国国运的方法对抗之。

《独立评论》派在如何对待国难、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等问题上秉持比较理性的立场。他们认为,解救国难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同时在心理上,要求中国人返躬自省,从自己身上寻找病根。以建设对抗侵略的思路,注定了这样的民族复兴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由努力探索,寻求渐进的进步。在对日策略上,《独立评论》派反对对日开战。他们从国际形势、中日国力对比、日本政局与军事部署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现代战争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目前中国要以武力取胜毫无希望,反而可能导致速亡,只有最大可能去增强国力,同时尽量运用国际制衡的力量,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是在对日外交的过程中,发现、争取和利用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对手和外交途径,以非战的手段去达到消除外患的目的。《独立评论》派的这种内外主张是一个整体,互相支撑。由于他们的主张与国内其他民族主义的主张有明显不同,又被称为“理性的民族主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表示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孙科的呼吁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1932年4月1日,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学人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时代公论》社的核心成员有杨公达、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主要撰稿人除中央大学教授外,还有政府官员及东南地区的大学教授。该刊“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教育以适合国民生活之需要为方针,于社会厉行救济事业,特别是替青年学生呼吁……”在争论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改进、探索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出路时,该刊主张以改进国民党的组织缺陷的方式去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强力政府。

1932年新中国建设学会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有黄郛、寰澄、刘正平、孙几伊、寿宇等。以集合全国有志致力学养、共图国家及社会之新建设为宗旨,提倡人格修养,培养建设精神。其主要任务为:共坚复兴之心,共奋复兴之力,并共敦复兴之品;同时研究经济的安排方法,集中控制制度,及科学的合理运用,外则参酌时代潮流,内求适合本国国情,在垂毙之年,夹缝之中,为国家谋出路。1932年9月创办《复兴月刊》,并编辑出版《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多种。《复兴月刊》主要讨论德国、意大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的民族复兴之路,并将中国的复兴提高到世界和平与安定的高度:“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恐慌可以安定;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弭兵可以成功;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安稳过渡。”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的高潮。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指出,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全国各党各派应彻底团结共同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陶行知等。其主要言论阵地是《大众生活》《救亡情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以及《生活知识》等。救国会成立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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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与民族主义思潮勃兴

《独立评论》派的民族主义思想

《时代公论》派的民族复兴思想

新中国建设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

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思想

乡村建设派的民族复兴思想

中国本位建设与全盘西化思潮(1931—1937)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思想

全盘西化思潮

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新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学术文化统战与新启蒙运动

30年代的哲学思想与唯物辩证法论战(1931—1936)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

叶青的哲学思想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李石岑的哲学思想

唯物辩证法论战

国民党抗战建国思想

战时政治理念的调整

持久消耗的军事战略思想

抗战建国理论

开放的国际外交战略思想

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思想

思想统制与战时文化建设思想

国民党集权独裁思想

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化

国民精神总动员

一党独裁的威权政治理论

防共、溶共与限共思想

《中国之命运》及独裁思想讨论

中间政派的抗日民主思想

全民抗战的思想

拥蒋抗日的思想

开放党禁及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

持久抗战思想

抗战民主宪政思潮

政治民主化的讨论

宪政运动思想

战后民主走向及中国式民主讨论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

贺麟思想及新心学

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

战国策派思想

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讨论

战时经济思想与以何立国讨论

哲学、历史与传统思想的讨论

中华民族问题讨论

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讨论

中西文化及学术中国化的讨论

战后中间党派的政治思想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及其思想的讨论

国民大会与宪法问题的讨论

民盟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

民建、民促及民革等党派的政治主张

其他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

第三势力的中间路线思想

战后国民党法西斯及戡乱思想

法西斯统治思想

反共戡乱思想

官僚资本与垄断经济的讨论

战后学术文化界的思想争论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讨论

自由主义的讨论

中西文化与教育、哲学问题的讨论

社会学思想

传统思想的讨论

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

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