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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

围绕建立共和政治的探索与争论

武昌首义后,各地响应,思想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起义之后国家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如果说在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之前,中国还有君主立宪的可能的话,那么随着各省迅速响应,独立各省与清廷已然形成对峙之势,共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即便是在资政院,也只有少数人主张君主立宪。但毕竟清廷尚存,一些恐惧暴力革命、不相信中国适合共和政治的人士,以及一些对于清廷尚存眷念的人士,仍坚持君主立宪,康有为的《共和政治论》,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撰写并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劳乃宣的《共和正解》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言论。不过,君主立宪论在当时已经没有市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建立君主立宪政治的计划无可挽回的失败了,共和政治成为主流的选择。原本,共和政治能够成为主流的选择,除满汉矛盾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与一般国人对于共和政治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有关,人们相信共和政治不但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它能迅速挽救危机、实现富强。但民国建立后,一方面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关于共和政治的误解,另一方面国人缺乏共和政治的经验,中国又缺乏实行共和政治的社会条件,共和政治不但没有发挥人们预期的神奇功效,相反共和政治的试验中出现了诸如“特别势力”不尊重选票与法律的权威、党争剧烈、中央地方关系紧张等问题。于是,共和政治究竟为何、其价值为何,共和政治与君主立宪政治有无本质区别,共和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如何,共和政治之下的自由平等究竟作何解,共和政治之下的国民是否有所谓无限的民权,共和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中国,中国应怎样建设共和政治等问题就成了思想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当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破坏共和、诋毁共和,大肆进行专制主义的集权,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帝制,而一些清朝遗老亦乘机丑诋共和、鼓吹清室复辟的时候,捍卫共和政治的价值,探究中国是否适应共和政治的问题,更成为思想界的热点话题。本章第一节收录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文字。

民国肇建,关于共和政治的制度与理论问题,革命党人、原立宪派以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之间展开了复杂的角力,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宪法问题展开,这些问题又包括:(1)革命之后共和政治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是所谓的“暴民专制”,还是大总统的专制集权,抑或是帝制复辟;(2)宪法取国权主义还是民权主义;(3)宪法由国会制定还是在国会之外特设宪法起草机关;(4)中央政制问题,即中央政制取总统制还是取内阁制,内阁制之下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如何安排,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管辖还是由专设的平政院管辖;(5)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安排,是取中央集权主义还是取地方分权主义,尤其是省制问题如何安排,等等。这些问题彼此关联,大体上都可以归为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论或者归为有关共和政治制度建构问题。为资料编纂的方便,编者将其分作关于中央政制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宪法问题(主要是宪法取向、宪法制定问题)等几个方面。

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其地方实力派以及以《民权报》、《中华民报》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中国有深厚的专制传统,存在庞大官僚势力,国民星散且程度低下,共和政治的最直接的威胁是野心家复辟帝制,因此为政设制就需要处处对野心家进行防范,不能为野心家破坏共和、复辟帝制开方便之门。他们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应当从两个方面对野心家进行制约。在中央政制层面,他们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和国会大权政治(议会政治),以国会限制行政权力,以内阁架空总统,认为若实行总统制,则总统权力过大,易造成野心家私心膨胀,破坏共和。在地方政制层面则取地方分权主义,实行省自治,以省自治、省议会、省议会联合会来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若取中央集权主义,则所谓集权不可能集权于国会,而只可能集中于总统,进而发生野心家复辟帝制的危险。更有革命党中之极端激烈分子则直接认定袁世凯必定破坏共和、复辟帝制,主张立即直接发动暴力革命,将袁世凯从总统大位上赶下来。其时,袁世凯专断集权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此种立即革命的言论不能为一般社会人士所接受,但此后的事实证明,革命党之激进派对于帝制复辟危险与袁世凯专制集权野心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革命党中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稳健派,对于袁世凯也不相信,但对于野心家复辟帝制的危险的估计,不如革命党之激烈派与地方实力派那么严重。因此,在政制设计上,他们一方面试图以内阁制、国会大权政治、省自治限制大总统的权力,防范袁世凯破坏共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以中央集权的强有力政府迅速实现国家统一、恢复秩序,并领导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他们将中央集权分为立法的中央集权与行政的中央集权,他们所主张的是立法的中央集权,至于行政上,他们希望合理区分中央与地方,尤其是中央与省的权力关系。他们相信,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是集中在国会的,只要同盟会—国民党能够顺利实现由革命党向宪政体制下的普通政党的转化,并争取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掌握国会的多数席位,则即可通过国会、内阁限制袁世凯。在此情形下,袁世凯虽横,亦无可奈何。至于袁世凯要破坏共和,那等到他破坏共和的野心暴露时,再以暴力革命解决之,也不为迟;若在袁世凯野心尚未暴露之时发动革命,不但在法律上立不住,在道义上不能得一般国人之拥护,而且本身即有破坏共和政治基本规则之嫌。在中央政制问题上,当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争论的结果孙中山的主张占了上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政治就是总统制。后来南北议和告成,为限制即将取代孙中山而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时又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且其所规定的内阁制违背了内阁制的常规,主要表现在它规定国务员之产生需经过参议院同意(即所谓同意权),又没有规定当内阁与议会发生冲突时内阁可以请求解散议会(即所谓解散权)。《临时约法》关于内阁制的主张,后来成为同盟会——国民党在内阁制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以为,革命之后“莠民社会之暴乱的势力”必乘势而起,发生所谓的“暴民专制”,而这又必然引发中流及中流以上社会的强烈反弹,引发社会内部的剧烈冲突,造成社会的失序。社会失序又必有强势政治人物崛起,乘收拾局面,确立个人权威之机走向个人专制即所谓“民主专制”,这又会引发新派人物的强烈反弹。这样,国家将在专制与革命之间反复挣扎,政治长期不能步入正轨。因此,革命之后,共和政治最主要的威胁并非野心家复辟帝制,而是暴民专制引发社会失序。故欲确立和巩固共和,最需要的并非防范野心家,而是防范暴民专制。他们所说的暴民专制所指为革命党中之激烈派,对于革命派所指的野心家袁世凯,立宪派认为他虽有私心重、缺乏现代政治意识、不足担任开辟新的政治局面的历史任务,但他拥有实际的军政实力,又有政治手腕,可以利用他来维持秩序、防范社会失序、防范暴民专制的出现。立宪派的政治策略是,首先利用袁世凯的军政实力迅速收拾秩序,防范“暴民专制”的出现,同时对袁世凯进行引导,使他能够实行所谓的“开明专制”,逐渐确立共和政治。对于革命党,立宪派则试图分化之,一面吸引其稳健派,一面联合袁世凯打击其激烈派。立宪派大体上属于国家主义者,希望国家在秩序不乱的情形下发展,他们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有强烈的渴求,对于国民程度、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持比较消极的评价,认为欲迅速实现国家富强,必先恢复秩序,必先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强有力政府,因此他们极力鼓吹国权主义、中央集权论与强有力政府论。在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上,他们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权。在省制问题上,反对省自治,多主张废省或者缩省;主张军民分治,反对军民合治;主张省长简任,反对省长民选,主张总统或者省行政长官有解散权,主张总统有解散内阁之权,省议会权。在中央政制问题上,他们一方面对于袁世凯并不十分放心,一方面也希望保留政党活动的空间,故主张内阁制。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他们与同盟会—国民党在同意权、解散权问题上的立场截然对立,他们主张遵循责任内阁制的基本原则,反对议会对于国务员之产生有同意权,主张总统有解散议会之权。

袁世凯一派的政治势力对政制问题虽没有系统的阐述,但其主张也是很清晰的,即在中央政制问题上反对内阁制,要求实行总统制,并提出了种种反对内阁制的理由;在中央地方关系问题上,袁世凯一派极力鼓吹中央集权,反对省自治,反对省长民选,主张省长简任,力推军民分治。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宪法的制定权在国会,而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若听任国会制宪,则将来之正式宪法,必为国民党的宪法主张获胜,因此当国会选举结束后,关于制宪问题的争论就日趋激烈。关于制宪问题的争论,大体上国民党坚持国会制宪的主张,而袁世凯一派势力以及原立宪派势力则多主张在国会之外专设宪法起草机关,但宪法最后的议定权仍然在国会。

民初关于共和政治建构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党问题,因为所谓代议政治,所谓共和政治,必须通过近代的政党来运作。因此,政党为何,中国是否应当树党,政党与朋党之别,政党的党德,政党活动应当如何开展,不但是思想争论的问题,也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本部分收集的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章士钊、王宠惠、袁世凯、天遂等人的文字,是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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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和政治为何、是否可行以及关于君宪与共和的论争

关于共和政治建构与宪法问题的争论

省制问题

政党观念

围绕建立共和政治的探索与争论

共和政治试验一年半,革命党被迫发动二次革命。随即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国会被解散,各级地方议会被解散,革命党、立宪派都失去了活动地盘,袁世凯强力推行专断统治,共和政治陷入危险之中。当此情形,民主力量发生了分化。孙中山一派总结民元、民二间共和政治挫折的原因,认为共和政治所以遭遇挫折,是因为革命党组织涣散,革命领袖没有权威,革命理论未能为多数革命党人深刻领会,革命党缺乏战斗力,武昌起义后革命党放弃了革命程序论,以致未能确立共和政治。因此,他组建中华革命党,试图确立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又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不再把革命仅仅看作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程,而是把革命看作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党的一党政权,并通过革命政权扫荡旧势力,实行训政,逐步过渡到宪政的整个过程,将革命看作包括暴力革命、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长时间段。为着鼓吹革命,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文字,中华革命党又创办《民国》杂志、《民口杂志》等,进行革命宣传,鼓吹确立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的必要性,鼓吹建立集权制的革命党的必要性,反对调和立国论,反思辛亥革命未能确立宪政之原因。这是本部分所收中华革命党相关思想文献的内容。

原立宪派在丧失活动地盘后,一度寄希望于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但是开明专制之梦很快就破碎;一些人寄希望于袁世凯不复辟帝制,保存共和政治的虚壳,期望在保存共和政治虚壳的条件下,逐步进行政治社会的改良,并引导政治上轨道,但这种希望也很快破裂,帝制复辟由苗头而变成事实。于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乃完全抛弃此前的中央集权论与强有力政府论,转而鼓吹鼓吹联邦制,希望通过法律改革,建立联邦制,在地方谋得活动空间,并建立所谓的“对抗力”,养成“轨律”的精神与调和立国的精神,进而纳国家政治于轨道。他们反对革命党继续鼓吹革命,苦口婆心地劝革命党放弃革命,坚称政治尚有和平改革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就是实如水上泡影的联邦制。他们又希望袁世凯赦免革命党,给予革命党合法的活动空间,但迷信武力的袁世凯坚称革命党好乱成性,绝不予革命党以合法的活动空间,相反对于革命欲诛锄殆尽。立宪派以“第三者”自居,试图调停袁世凯派势力与革命党人,但立宪派自身组织涣散,力量薄弱,有因人成事的政治性格,无充当政治上之“第三者”的资格与能力,既不能迫使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也不能说服革命党放弃革命。本部分收集的《中华》、《正谊》等杂志上丁佛言、张东荪等人的文字就反映了他们的困境。

而革命党之温和派则认为,共和政治招牌虽已挂上,而共和政治不能落实,当前又面临帝制复辟的危险,主要原因是国民缺乏权利意识,追求民主政治的新式政治力量如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对于共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不了解,缺乏“调和立国”的精神,缺乏足够的学识所致。同时,他们认为袁世凯的威权统治尚有相当的社会心理基础,短期内实行暴力革命只会沦为军事冒险,徒然丧失同志,无助于政治的改善。因此,他们主张先培训同志,进行思想启蒙。欧事研究会就是此种倾向的代表者,《甲寅》杂志是其代表性刊物。章士钊发表《政本》、《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等一系列文字,试图灌输为政之本在有容的观念,提倡调和立国,希望将来政局发生变动之后,革命党之温和派与立宪派中之对民主政治有真诚追求的政治精英能够协力合作,以调和立国之精神逐步导引国家政治上轨道。张东荪则发挥梁启超提出的所谓“对抗力”的思想,提出现代文明政治的基础在社会存在“对抗力”,认为中国要建立共和政治必先培养政治上的“对抗力”。调和立国论与对抗论在思想上相当接近,这两种主张提出后,一时颇为立宪派、革命党之温和派以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称许,汪馥炎、李大钊、李剑农等都曾为文讨论。但对于对抗力何由养成,调和立国之方将于何出,章士钊、张东荪等都无法提出明确的可行的方案,因此不仅引起一些人士对于其可行性的疑虑,更招致革命党人的激烈批评。

在袁世凯大权独断,政治日趋黑暗的时候,思想界对于民元、民二间的强有力政府论与国家主义思潮进行反思,认为民国初建时的强有力政府论、中央集权论以及国家主义思潮为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提供了舆论基础。面对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思想界意识到,要反对袁世凯的专制集权,要真正确立共和政治,必须清理国家观念,打破“国家神圣,理不可渎”的神话,确立个人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清理国家观念的人士指出,国家并非有机体,而为人造的机械,人们构建国家之目的在保护个人之自由权利;又指出,社会进步的基础在有活力的社会,而不在强大的政府,而欲使社会有活力,必须个人享有自由权利,只有个人享有自由权利,个人才能发挥其才能;只有个人才能得到发挥,社会才能进步,才能有活力。对于国家个人关系的问题的探讨是此期思想界的核心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界着力探究的问题之一。探究此问题的期刊主要是《甲寅》、《正谊》、《中华》以及《青年杂志》(《新青年》),主要的人物有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东荪、光升等,本部分所收章士钊的《国家与我》、《国家与责任》,张东荪的《根本救国论》,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高一涵的《国家非个人之归宿论》等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文字。

在袁世凯肆行大权政治,政治日趋黑暗,而暴力革命又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取的情形下,思想界就未来的进路发生了一场围绕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两派的主张大体上可分为政治改造优先论与社会改造论。政治改造优先论者突出强调政治在社会进步中所处的枢纽地位,坚持认为改造中国当先进行政治改造,不进行政治改造,则社会改造无从进行;又认为当专制权力笼罩一切的时候,没有社会改造的空间,若不改造政治,不但社会将被腐败的政治污染而至于无可救药,而且即便社会没有受到腐败政治的污染,即便社会改造的努力不受到专制政治权力的干预,在紧迫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也许将来社会改造完成了,国家早已灭亡,此种社会改造还有实际的意义么?主张政治改造优先的人士指出,政治进化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宪政习惯的养成,权利意识的培养,都要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完成,社会改造论者欲以外在的政治模式为模板,在政治之外进行社会改造,以便造就理想中的政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期社会条件一旦具备,理想的政治体制便能成立,此种看法违背了政治进化的基本原理。而社会改造论者则认为,各国政治进化经历了数百年始有今日之成果,其政治进化的成果是在其社会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获得的,而甲午战败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国人将全部的希望、精力都放在政治改造的基础上,希图在短时间内通过政治改造来实现国家富强,结果因为缺乏社会条件,共和政治的招牌虽然挂上,但共和政治的实际却无法落实。他们又指出,面对当局的专制集权,若仍坚持政治改造,则必然走暴力革命之途。他们坚称,暴力革命本身并不能确立共和政治,徒然增加社会的扰乱。因此,他们主张今后应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改造上。然而,在专制权力笼罩社会的条件下,社会改造并无开展的空间,社会改造论者不得不由社会改造转向思想文化改造,转向个人修养。此一争论对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值得注意。同时,社会改造论者在争论中提出的社会改造、思想启蒙的进路,开启了新文化运动,而其个人本位的内容设计、文艺复兴的启蒙思路,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本部分收集的梁启超的《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罪言》,章士钊的《政治与社会》,张东荪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汪馥炎的《社会与舆论》,黄远庸《本刊之新生命》等等,就是这场争论的代表性文字。

联邦论是民国三、四年间思想界的另一个热门议题。其时,面对袁世凯的专断统治,新派政治人物几乎完全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活动地盘,无法以合法的政治活动落实共和政治;同时在帝制已然崩溃,而共和政治的基本规则尚未成为社会共识,地方实力派已然形成的情况下,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之维系全赖袁世凯个人威权,一旦袁世凯离世,地方实力派必乘机崛起,国家将有军阀割据混战之祸,这是不少新派政治人物眼见的现实与可以预期的未来政治的趋势。这样,一些不希望看到革命与军阀割据局面,对于改革中央政制失去希望,对于短期内依靠一般星散的社会大众进行政治改造不抱希望的人们,乃将眼光转向地方实力派,希望借助地方实力派的力量,一面限制袁世凯的集权与帝制复辟,一面在开明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下,在省一级权力机关推行自治,以逐渐将国家政治引上轨道。这就需要提出一个对于地方实力派有吸引力的政制方案,于是联邦制的方案中扩张地方权力的要素,就被看作可以吸引地方实力派的绝佳方案。而在鼓吹联邦制的革命党如戴季陶等人那里,联邦制方案还可以挑起地方实力派对于袁世凯过度中央集权的反感,动摇各省大吏对于袁世凯的忠诚度,以为革命创造空间。在此情形下,联邦论希望通过法律变革,将国家由单一制改为联邦制,一面建构比较均衡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省自治议会制约省行政长官,防止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又以自治各省制约中央政府,防止中央集权走向专制与帝制复辟,同时又可以通过省自治养成政治的对抗力,培养省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进而逐步落实共和政治。此期鼓吹联邦制的代表性人物有章士钊、戴季陶、张东荪、丁佛言等等,《民国》、《正谊》、《甲寅》、《中华杂志》、《新中华杂志》等刊物则是鼓吹联邦论的主要阵地。此外,梁启超、张君劢等则是反对联邦制的主将,但实质上梁启超、张君劢也放弃了民元、民二间的中央集权论与强有力政府论,而开始鼓吹省自治,主张扩大省权,而省自治与联邦制,某种程度上只是名词之异,而其实质内容则并无根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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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治的危机与中国的出路

对抗论与调和立国论

国家观念之讨论

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

联邦论思潮

中华革命党的理论与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启蒙主张

材料之编选,以紧紧围绕本部分写作的主体思路为原则。

只有了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主流思想界发生了什么,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时代思想课题,这些思想是怎样提出、演变和发展的,它对中国政治——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才能确定材料编选的基本内容与范围。

新文化运动之兴,是因应民初社会政治之现实问题而起,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批判性的眼光对时代现实的反思。民初共和制度建立不久,就遭遇了国会解散、袁世凯复辟等严重的政治逆流;与此相应,思想文化上尊孔复古势力甚嚣尘上,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大有摧毁民初共和成果之势。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主要思想背景。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以《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从此,“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时代的两大旗帜,人们也把“五四”称为民主的时代,科学的时代。因此,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无疑成为“五四”思想的主要内涵,也理应构成本部分的主要材料。

《新青年》和北大是“五四”新思想生发的两大阵地。1917年初,随着陈独秀任职北大文科学长,《青年杂志》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该刊也正式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9月,即第二卷第一号《新青年》始,《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此时,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正在依据“思想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领导北大进行着一场全面的革新。蔡氏充满自由主义的新办学方针,吸引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高一涵、蒋梦麟等先后进入北大,加上原先在北大执教的陶孟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北大迅速成为新人物新思想的汇萃之地。北大革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以及对“五四”自由、民主与理性精神的弘扬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大与《新青年》是“五四”新思想家活跃的两个中心舞台,而两个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则是一套人马,北大师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而《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也多数在北大任职。所以,《新青年》与北大的合流,使二者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成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生发的中心,成为酝酿和阐发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中心。除《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等外,北大师生还率先创办了一些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刊物。1919年1月,《新潮》和《国民》两个北大学生杂志同时创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以青年人富于激情的笔调对启蒙思想的大声呐喊,引发各地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与热情宣传,使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逐渐成为五四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加入了新思想的宣传行列,终使民主与科学思想在社会上得以广泛的传播。简单地说,新知识分子群体凭藉白话文的推广和大量白话报刊书籍,逐渐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上演了一幕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话剧。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话剧是由北大师生发起与导演的,也就是由《新青年》《新潮》等报刊精英学者组成的编辑们所导演的。思想史之所以构成为思想史,离不开主流思想家的思想创造活动,主流思想家的对于社会思想观念的系统化与理论构建,就成为思想史的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主流思想既是时代精神的结晶,自然也能引领时代的思想潮流与社会潮流,后来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正是由北大为中心扩展到其他院校、其他城市,其声势不断地壮大,历史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演绎了思想的逻辑。简言之,以《新青年》作者或北大师生为代表的新思想家及其思想,自然地构成了此一时期思想的主要叙事内容。所以,本部分从《新青年》《新潮》等北大刊物辑录了不少材料,一方面用以反映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另一方面则在于有意识地呈现主流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再回过头来,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发生,缘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民初政治逆流与思想逆流进行的拨乱反正。民国的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袁氏死去数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强维持假共和的局面,国家在名义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从执政人物至普通民众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思想。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帝制何以能够复辟?宪政何以如此艰难?真正的共和何以在中国建立?这些问题使“五四”思想家把思想重心放在了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上。1、“宪政挫折与新文化运动之起”的一组材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思想的历史背景。“五四”思想家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的自觉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立国精神,端在人民心理”,真正的共和立宪,完全取决于多数国民的觉悟。2.“新国民与共和之再造”,这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新转捩,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政治改造到文化心理建设的心路历程。面对民初政治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复辟,新文化先识之士在思想上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他们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并由对孔教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对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考量。3、“孔教与宪政问题的争论”,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人,看到了复辟的深层原因,他们指出,袁世凯复辟是罪恶的结果,复辟的根本恶因则在于长期统治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思想与学说。本部分所录文献中,重点对“孔教入宪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儒家“仁义道德”是“吃人”的礼教(鲁迅:《狂人日记》)等等。总之,孔子作为思想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象征,不适合现代生活,更不适于民主宪政与共和新时代。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思想家的思想宗旨在于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他们并非全盘的反传统。

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既有的文化传统,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经验,另一方面还要建设,简单地说就是从正面简述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价值与思想内涵,为民主的社会实践奠定基础。不言而喻,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相关的对传统进行批判的文字材料中,也不乏对正面思想的阐述,自不必多言。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概念仅仅是进入了少数一些知识人的视野。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成为大批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自陈独秀揭出“科学与人权”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加入了这一思想大讨论。不少的《新青年》读者和北大学生随之迅即加入新的思想阵营,进一步形成了传播民主思想的一个知识群体。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时期的众多报刊的思想主基调,这些刊物纷纷介绍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很多地方都有尝试学生自治或团体自治,民主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社会规模,民主、平等观念随之也逐渐传播到一些下层民众之中。“五四”前后,“人权”“自由”“平等”等民主观念不胫而走,个性主义讨论热火朝天,全国大中城市与东南部等经济发达地区到处都有新书刊发行点,新观念在这些地区很快流行起来。同时,“五四”思想家初步构建了以民主为价值核心的新文化理论,表现出对民主认识的大大深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概念在时代性的思考和争鸣中逐渐获得了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对“五四”民主思想在整体理论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一新认识更多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后期,即本卷第五章的内容。)原来的概念性不复空洞,而逐渐拥有了其基本的社会实践品格,五四时期全国各地涌现的大量社团中,不同程度地对自治与民主程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大体上说,“五四”民主以其全新的现代性格、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化程度,标志了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的新的界碑。五四运动的爆发即是民主思想激发与民族矛盾加剧的双重产物,又进一步加速了民主观念的传播,“德谟克拉西”满天飞,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政治的“德谟克拉西”、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成为有识之士思想与行动的指南。平民主义运动的强大声势促进了民主观念的进一步传播。不少“平民”也知道了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此时民主思想开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广泛的社会化程度,它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所以,第四节“民主与科学思想之兴”,反映了新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共和国家之国民所必须树立的文化观念。在相关文献中,新思想家认为,只有把专制主义思想从国民的心理中彻底铲除出来,代之以科学、民主等新观念,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才有望实现。他们通过对民主、人权、自由、科学、理性的宣传、闸发,企图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启蒙思想逐渐演化成一种社会思潮后,一些观念的碎片化、平面化、泛化特征也显示了出来,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随着一九一九年前后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新知识分子的阵营也发生了分化,堪称新文化运动两大阵地的《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均有所反映。《新青年》队伍的分化,促使新思想内部产生了激烈的思想论争,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仅仅从现代启蒙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一论争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它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五四”思想中最具学理意义的思想内容。在论争中,不少社会问题与思想范畴得到正视、得以展开并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不仅对理解此后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走向极富启迪意义,而且在思想史的理论纵深上也构成了最有考量价值的思想内容。因此,1919年开始《新青年》编辑队伍发生的分化,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同时也是新文化、新思想发展史上极具象征性的意义,所以,本部分第六节“时局之变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中,专门安排了一组材料来反映此一事件的历史与思想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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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启蒙主张

新文化与重塑新国民

孔教与宪政问题的争论

中西文化与现代性问题

民主与科学观念的传播及其衍变

新思想之分歧与新文化阵营之分化

中国思想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与反应

1914年,欧战爆发,战争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关注。中国自晚清以来就成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角逐场地,这场战争会给中国带来自怎样的影响?是当时思想界十分关切的问题。中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欲独善其身,从而宣布中立。然欧洲战事虽看似遥远,实则与己息息相关,此时的中国与世界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然不能置身事外,作隔岸观火之态。因此,战争一爆发,不少国人已意识到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对其极为关注。敏锐的思想舆论界,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与积极的回应。在诸多报纸杂志中,《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学艺》《大公报》《公民杂志》《旅欧杂志》等对战争格外重视,纷纷辟出专栏,派出记者,对大战的进程进行了大量的、及时的跟踪报道,让关心时局的国人能够及时了解这场大战争的发展动态,从而把握世界局势。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杜亚泉、高一涵、许家庆等思想先锐纷纷撰文抒发己见,所议论题主要围绕战争爆发的原因,国人对战争态度,政府该如何回应世界局势的变化,战争给中国将带来怎样的威胁和机遇,战争给中国以怎样的教训,战争与哲学的关系,中国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等展开分析与评论。

随着欧洲战况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应否参战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国内思想界对中国应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宣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因兹事体大,影响深远,不可贸然决定,彼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社会各界人士对参战问题意见不一。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思想家及社会各界纷纷提出了自己见解与主张,遂因参战案引发政潮。当时各督军以议军事入京,进而结合团体,参预外交,干涉内政,活动频繁,怪象迭现,引起思想界、政治界轩然大波,对此,《新青年》以《宣战案与政潮》为文,对其进行了详细报道。对于如何决策此事,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诸如《东方杂志》《新青年》《学生杂志》《约翰声》《中华新报》《浙江兵事杂志》等,对政界及思想界的各种声音与论点都尽量给予了关注与报道。孙中山、杜亚泉、陈独秀、梁启超等人纷纷发抒己见,形成了强烈的舆论氛围。当时中国政坛各派政治势力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北洋军阀、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这三方势力出于不同的利益,对参战问题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在争论中,参战对中国而言会有何许利弊得失?国际社会有何舆论?中国与世界应如何联接等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国人的讨论焦点。及至1917年8月,北京政府终下定决心,正式对德宣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大战的认知与分析,自晚清以来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强权论、进化论等在此时开始受到有识之士反思与批判。舆论界一度对国际正义寄予厚望,以为战争的结果是公理战胜了强权。然而,战后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虽列席其中,但根本没有发言权,中国之前期望以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根本无法得到认可与保障。这些不公正的遭遇,使国人深刻认识到,对弱国而言,公理战胜强权只是一时的幻觉,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不过是欺人之谈,从而激发了民众普遍的抗议,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开始走向反帝反封建的觉醒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思想界的影响至为深巨。这场首先在欧洲爆发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欧洲思想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促使了“西方的没落”与“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西方文明就开始出现种种危机。一些先锐思想家已经开始对自身文化产生了信任危机,并预言西方文化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败坏和沉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西方文明危机论,思想界普遍地兴起了一种对自身文化失望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东方文化救世论”则悄然兴起。其时,先后在中国讲学和访问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人,除了在中国宣传他们的学说外,对中国文化也大加赞扬,并提倡东西文化应取长补短、相互调和。加之,在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举世汹汹控制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连续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进行演讲,极力摧崇中国的精神文明,批评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弊,提倡东西文化的互补。这些言说不仅极大地震动了西方思想界,同时也引起了东方民族对东西文化的反省。可以说,西方思想界对东方文化特殊的价值的肯定及中国文化或可成为挽救世界良方的论调,极大地影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受这种国际思潮变动的影响,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都是这种背景下重新思考东西文化的重要成果,引发了思想界的广泛争议与讨论,提出了中国文化出路何在的重大议题。

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出现危机与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出现困境的情境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社会主义的实验,引发了中国人对于十月革命道路和苏俄式社会主义的强烈兴趣,思想舆论界则密切关切着这场革命,其中《新青年》《东方杂志》《甲寅》日刊、《言治》《新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及《孤军》《策进周刊》《黄埔周刊》等各种报纸杂志纷纷辟出专栏,对俄国革命给予了及时报道,并刊发不少讨论文章,展开了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在内容上,对俄国革命爆发的远因近因,革命产生的影响,革命与文学、哲学的关系,革命与各阶级的关系,革命与欧洲战事的关系,与法国革命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在立场上,有支持者,有批评者,也有力图站在客观角度作观察者。他们除宣传和报道革命具体情况外,对俄国的报道与研究涉及人物传记、文学翻译,政治制度的介绍,教育改革、社会问题、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力图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革命进行全方位的认识,以期深入了解这场革命,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借鉴与参证。

这些认识与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与理论,相继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使国人对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引发了思想界的新动向,即苏俄将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变为了现实,使得一部分人把新文化建设的目光转向了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上;另一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研究,其中又各有区别:一部分人对旧社会不满,但无激烈的革命态度,他们对俄国革命不表赞成,也不公开反对,只作客观介绍。一部分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应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一部分则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研究者不涉政治,纯作文学上的介绍与研究,客观上使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总的来说,中国思想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是热烈而积极的。由于背景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与认识有褒有贬。无论何种反应,在客观上都促使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了解与认识,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后的中国革命变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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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对一战的报道与分析

中国参战问题之争论

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认识与东方文化热潮

思想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与认识

新文化运动与个性解放思潮

新文化人对于个人独立问题的认识

关于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关系的讨论

妇女解放与妇女权利问题的讨论

个人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潮

言论与思想自由的讨论

启蒙思想的深入:民主与科学的新内涵

新学术与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科学观念、文学革命以及一代知识青年

新文化运动自1915年发轫以来,经过一两年,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科学、新教育、白话文学、新社团以及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

科学,是影响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利用中国的材料从事现代科学研究,始于1910年代。中国最早发达的一门科学是地质学(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丁文江在民国建立那一年即开始擘画中国的地质研究、调查事业),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中国人从事科学研究,要早于对科学的宣传。有系统的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介绍与宣传,始于1914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代表人物有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胡敦复等。他们的主要阵地是《科学》杂志。

以往的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科学”一词,主要指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提出的“赛先生”。但“赛先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因为它并未对原本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基本概念做出准确、明白的阐释。故而,不少的五四研究史家将“赛先生”视作是一个“口号”,认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科学”的认知,流于“口号”层面,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即使是流于“口号”层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权威地位。真正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研究进行明白、系统阐释的,是中国科学社诸君子,但他们的工作不被思想史家重视。本次撰述北洋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包括编纂有关资料),我们对这一部分都格外加以重视,以期弥补此前研究中的若干不足。此外,早期中国科学人的科学研究工作,早前亦颇少有科学史家予以重视,他们虽然不以宣传科学、介绍科学为职志,为目标,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及取得的实绩,均对宣传科学、特别使国人更好、更直观地认识科学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对这方面的有关材料,我们也格外重视。

北洋时期思想史上的科学史料之编纂,拟分两部分:一是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介绍与宣传,二是在思想史上影响至深至广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第一部分的材料,主要来自《科学》、《新青年》等报刊;第二部分的材料,主要据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我们会参考作者最初发表的文本)。当然,本次撰著北洋时期思想史,力求搜集资料完备,故而搜求、拣择材料时,力求全而精,很多以前不被关注的杂志、报纸也在我们搜罗之列。

新文化运动最成功的两个领域是思想革新和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胡适是首举义旗的先锋。文学革命运动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代文学正宗的地位,使新的文学创作者们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应新的时代。新文学有两个基本质素:一是体现新时代的新思想,一是用大众的语言——白话。新文学运动对推动文化下移发生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新文学运动与自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搜求这方面材料时,不仅搜求在理论方面厥功甚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还包括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的重要文章。国语运动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在内。总之,要反映:清末以来的文字改革与创制注音字母的努力;新文化人推动国语运动、白话文学运动的目的与成效;关于国语运动与白话文学的争论;国语运动、白话文学运动的思想史意义。

北洋时期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自科举废除之后,中国始有新式教育。民国肇造,新式教育较清朝最后的七八年有了质的飞跃。新教育的总趋势是从学习日本转变到学习美国。有两个重要因素,须格外表出:受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影响的一大批对中国教育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纷纷学成回国,并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拥有相当发言权;1920年代初期杜威和孟禄等西方教育家的来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新教育运动”。“新教育”是“五四”时期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以提倡和实践教育民主化、教育科学化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新教育”实验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显然,新教育的核心内涵是在移植西方教育理念的过程中有所创新。新教育运动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陈独秀主张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积极倡导并创建科学与民主的教育体系,他主张教育应“趋重社会”、“结合实际”、“学以致用”。胡适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尊重个性,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其理论来源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北大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最成功的典范,为胡适推行新教育理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适和一批新文学、新教育前驱在北大培养青年学子,后者积极响应和支持文学革命。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的相互推进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表现最为突出。舒新城则主张维护国家教育权。要之,新教育就是要使教育面向社会,培养社会中实际需要的人。后来,又促动新学制的确立。我们在搜求这方面材料时,除重视教育机构、沿革变迁,同时也重视有重要影响的教育界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社团的迅猛发展与团体自治。五四时期,新思潮澎湃。与新思潮相呼应的,就是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立的形形色色的社团。每个社团都是不同思想的实践者,其实践的结果就是不同思想进行比较、鉴别和争鸣的最后分晓。各社团都有自己的思想信仰,由此而带来的是各种思想的争鸣。本部分将对五四时期社团发展的现状加以概述,并从发展的角度探究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原因。本文对五四时期各种社团,将加以地毯式搜索,对其宗旨、活动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更好地展现它们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对后来社会、学术、政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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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思想界的科学观念

新文学运动

新教育、新学制、新社团与五四知识青年

输入学理:新文化运动的新导向

输入学理,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努力方向,也是五四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如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思想空前活跃,思想争论也空前激烈。易卜生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关系密切,相关资料亦收录进本卷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想的输入在国内引起了诸多论争,将在后文单辟一章收录相关资料;此章仅收录五四时期所输入的重要文化、哲学思潮的相关资料,包括实验主义、逻辑原子主义、生命哲学。

早在20世纪初,实验主义就已经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传入了中国,但并无很大影响。五四时期的实验主义热潮是随着杜威访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而兴起的。杜威在华期间所作的系列讲演及其弟子们、邀请者们的评介,使其实验主义学说得以真正传播开来。从内容上看,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及其由来,包括《试验论理学》(10讲)、《思维术》和《思想的派别》(8讲);第二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伦理方面的应用,包括《伦理讲演纪略》(15讲)及各种人生观讲演;第三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应用,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及各种关于“民治”的讲演;第四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包括在北京和南京的两次《教育哲学》(各16讲)讲演和大量关于各种教育问题的讲演;第五类是哲学史方面的一般性介绍,包括《哲学史》(10讲)和《现代的三个哲学家》(3讲)。综观五四知识界,无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抑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偏向保守的改良派,还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偏向激进的革命派,无论是文化取向偏重于引进西潮的新型学人(以张东荪、李石岑为代表),还是文化取向偏重于发扬传统的旧式学者(以钱基博为代表),都从杜威的学说中发现了其有吸引力的内容,从而多多少少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杜威的讲演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一般听众中间也激起了广泛的反响。这在傅斯年、汪敬熙、何思源、谭鸣谦、费觉天等年轻一辈学子的文章中有所表现,在平民教育社、新潮社、工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社团的宗旨和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总的说来,杜威的讲演推动了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对二者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紧随杜威之后,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应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将他的哲学介绍给了国人。罗素的讲演以哲学讲演占多数,主要包括《哲学问题》(12讲)、《心之分析》(15讲)、《物的分析》(6讲)、《数学逻辑》(计划4讲,因病只讲完1次)。另外,罗素也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过几次演说,主要包括《社会改造原理》、《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未开发国之工业》、《社会结构学》、《中国到自由之路》。简言之,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致力于像解决数学问题那样来解决哲学问题。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进而通过数理逻辑的推理,使得哲学家能够避开语言上的陷阱,推导出确定性的哲学知识。由于罗素所讲的哲学问题过于专门和高深,真正能领会其哲学并对之感兴趣的中国人并不多。张崧年(张申府)、王星拱、彭基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突出代表。中国一般听众真正感兴趣的是罗素所介绍的社会政治思想(相关资料收录在本卷第十一章中)。这些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德、法等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吸取了近代生物科学的成果并受到浪漫主义的直接影响,从生命出发去阐释人的存在、人的文化和历史乃至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一派生命哲学是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的哲学。一战后,生命哲学在欧洲的影响迅速扩大。梁启超、张君劢在欧洲亲自拜访了柏格森和倭铿,并先后邀请二人访华,皆未果。倭铿推荐杜里舒代己,这样,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便邀请了杜里舒来华讲学。杜里舒本是生物学家,后来转入哲学,创立了生机主义哲学。他于1922年10月至1923年6月访问中国,其讲演包括《康德与最近哲学潮流》、《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与教育》、《系统哲学》、《近世心理学问题》、《近代哲学史》、《达尔文主义之批评》、《心理学之变迁》、《中国设海滨动物试验所问题》等。《东方杂志》于1923年4月刊出的“杜里舒专号”可以视为对杜氏讲演的回应。与杜里舒相比,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由于原拟邀请柏氏访华,《民铎》杂志于1921年12月专门刊出了“柏格森专号”,发表了一系列的评介文章,主要有蔡元培的《节译柏格森玄学导言》,张君劢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张东荪的《柏格森的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李石岑的《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瞿世英的《柏格森与现代哲学的趋势》,严既澄的《绵延与自我》、《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柯一岑的《柏格森精神能力说》、《梦》(译),范寿康的《直观主义哲学的地位》、《柏格森的时空论》,杨正宇的《柏格森之哲学与现代之要求》,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吕瀓的《柏格森哲学与唯识》等。此外,《东方杂志》、《新潮》、《哲学》、《少年中国》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的相关文章。由于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儒、道、佛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故而它较易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或借鉴。一方面,生命哲学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影响了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另一方面,生命哲学也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构建新的人生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影响了李石岑、宗白华、朱谦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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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

逻辑原子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

生命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

整理国故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之一。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期间发整理国故工作,是现代学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用新眼光、新理论、新方法从事国故整理,新文化人从各自不同的立场给出了自己的解说。这些解说,涉及国故整理的意义、方法、步骤等等。新文化人一方面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一方面身体力行,自己投入国故研究,其取得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不仅超越了旧学,而且具有新范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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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论述:意义与方法

整理国故实绩

代议制的危机以及挽救代议制、改造代议制的方案

甲午以后,寻求富强之道的中国政治精英一度将救亡的希望放在政治改革之上。清廷的预备立宪,立宪派的国会请愿,革命党的武装革命,其目的都是试图建立近代的代议制,都是希望以政治革新为社会革新与国家的发展创造政治条件。民国建立,代议制被移植到中国,然而由于缺乏共和政治的传统,缺乏实行近代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又存在迷信威权政治、不遵守共和政治基本游戏规则的“特别势力”,中国的共和政治试验不到三年,就出现种种的问题,质疑共和政治的声音就已然出现,批评共和政治者或攻击共和政治为共乱政治,或称共和政治是众愚政治,或呼唤开明专制,或鼓吹清室复辟,而革命派之激进分子亦称共和政治只是实现了伪共和,欲实现政治共和,必须再度革命,以扫荡专制势力,这对于渴望和平的一般社会人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更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出而稳定秩序,避免革命之再度发生。袁世凯即利用共和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利用国人急于恢复秩序、急于实现国家富强的心理,鼓吹集权,诋毁共和,称中国欲富强,必须立宪,欲求立宪,必须废除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政治,重建帝制,以帝制避免共和政治中容易出现的威权丧失、武力竞争元首的局面,以为立宪政治准备条件。由此,上演了帝制复辟的闹剧。袁世凯死后,共和复活,国会重开。然而不久,因为《临时约法》存在的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其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力,因对德宣战问题所引发的府院之争,而出现张勋复辟的闹剧。张勋复辟很快失败,此后出现了南北两个国会、两个政府。这两个国会、两个政府彼此不承认,都缺乏足够的合法性,都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的统一,都有求于军阀,而又都不能有效控制军阀,国家乃陷入军阀混战的困境。

代议制之前的政治,政治权力由武力构造,由武力维持,故被称作威权政治。代议制建立后,政治权力由民意构造,由选票产生,故又可以被称作民意政治、舆论政治。然而,代议制移植到中国后,十多年里,政治始终不上轨道,始终未能实现由威权政治向民意政治的转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绝好总结。从各国政治的近代转型过程看,由威权政治向民意政治的过渡,往往需要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动荡、革命、战乱、复辟、革命反复出现,不足为奇。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民族危机始终是压在国人头上的巨剑,国人难以有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政治的反复动荡,当对于富强满怀期待的国人为着迅速实现富强而引进的代议制不能迅速达成人们的预期目标时,寻求代议制的替代方案就自然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当国人对于中国是否适用代议制产生怀疑的时候,代议制在西方也出现了危机。代议制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与“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理念紧密相连,与有产者的荷包紧密相关,所代表的是有产者尤其是资产者的利益,而非一般普罗大众的利益。但是代议制发展的过程中,主权在民论、代议士代表为全体国民之代表的理念逐渐赢得日益广阔的思想市场,要求改变有产者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争取劳动者的代表权的呼声日渐高涨,改造代议制就渐成思潮。其激烈者认为,不改变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建立无产者的国家,无产者就不可能控制国家,就不可能改变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一派主张直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者的国家,俄国革命就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其温和者则或主张直接民权论,改变选民只有选举权,一旦选举手续结束,选民在国家治理、监督政府方面实际上无权的局面;或主张多元国家论、提倡职业自治,以改变职业与政治分离,政治成为职业官僚的政治,而有职业者实质无法参与政治的局面。在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制度,在美国的部分州以及瑞士,直接民权的试验也陆续开展,在英国多元国家论、职业自治论影响日渐扩大。所有这些信息都传到了中国,中国思想界对于这些变动的跟进其实还是蛮及时的。这些为中国国内怀疑代议制,试图改造代议制的人士提供了外在理论与模板。由此,在一战结束后,改造代议制就渐次成为二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共和政治自然需要宪法,民国建立后,制宪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历经数年,正式的宪法依然没有出台。宪法本质上是一定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的意志的体现,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也应当有参与宪法制定的途径。民国建立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并非革命党人,更非立宪派,而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北洋军阀以及官僚势力,要使宪法能够顺利制定,并体现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则主要的政治势力都应有参与宪法制定的渠道。中华民国的第一个临时性的宪法文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其后的《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但这两个文件都是临时性的宪法文件。至于正式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由国会制定。但是国会制宪要能成功并能落实,国会本身必须有足够的权威,但是在共和初建的时代,国会只是新式政治精英的舞台,而这些新式政治精英并无多少实际的政治力量,而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北洋军阀以及官僚势力,由于缺乏近代的政党意识,不谙政党运作,在国会中少有自己的代言人,只能通过贿买议员来代自己发言,这就造成了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不能参与制宪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国会的制宪工作受到种种干扰,一直就没有能够真正完成制宪工作。以后,国会分裂,出现了南北两个国会,制宪工作更难以为继。一战结束后,受到国际国内压力,南北两大政治势力开始和谈。和谈中,南北军阀都不需要的国会却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南北两个国会的议员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意代表的资格,人们对于国会制宪几乎彻底失望。正是在此情形下,渴望正式宪法的人士,乃希望废弃《临时约法》有关国会制宪的规定,要求将制宪权由国会交还于国民,由国民直接制宪。这就有了1919年到1920年间的国民制宪运动。国民制宪的发动者是熊希龄、梁启超等人,他们的主张虽得到一些对于国会制宪失望的人士的支持,并引发思想界的讨论,但这种主张既违背《临时约法》的相关规定,又剥夺了南北国会议员的“制宪”权力,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而南北军阀对于国民制宪也很不以为然,而且国民直接制宪,在国民星散,政党发育幼稚的现实条件下,在技术操作上也有相当的难度,因此这种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不过,这种主张清楚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制宪的困局,其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来的国民会议运动的先声。1921年9月,张绍增在吴佩孚的授意下提出召开庐山国是会议,解决制宪、裁兵等问题,但遭到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舆论界亦多持怀疑态度。但国是会议的概念为后来的八团体国是会议继承。当军阀混战,政治不轨道,生民涂炭之时,国内的工商业界、知识界、教育界的职业团体,乃试图自行组织联合会议,解决国内政治困境。八团体国是会议其实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唯一的成果就是提出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2年南北实现了和谈,护法运动结束,作为一项成果,第一届国会再次复活,重启国会制宪的进程。但是,自1913年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到此时已经历经十年,其中不少议员已经完全丧失了追求民主政治的勇气,而将担任国会议员作为自己的饭碗,当然其中也还有些痴迷制宪,将制宪视作改革中国政治的根本方法的“唯宪分子”,因此当曹锟以制宪引诱国会选举其为大总统的时候,就出现所谓的贿选总统与贿选宪法。国会制宪十二年,所得竟然是一部贿选宪法,更激发了国人对于代议制的怀疑。贿选宪法(即曹锟宪法),其产生的程序虽有问题,也没有为国人所承认,但该宪法的内容多有采自国是会议宪草之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中的省自治、职业代表制的相关规定,颇能体现时代思潮的要求。从国民制宪运动到国是会议,反映出一般社会对于国会制宪的失望,欲以国民的直接行动解决国内政治困境的意愿。因此,当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合法的政府,解决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也就引发了国民会议运动。本部分的材料收录了关于国民制宪运动、曹锟宪法、国是会议宪草以及思想界围绕曹锟宪法的争论,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的材料。

面对政治不上轨道,而军阀混战不已的现实,思想界出现了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的主张,试图通过废督裁兵来削减军阀的实力,解决军阀混战的局面,试图通过联省自治来限制军阀、实现国家统一。此种思潮,体现了一般知识界的善良的愿望,然而与军阀谋求废督裁兵,无异于与虎谋皮,欲通过联省自治来限制军阀、实现统一,结果军阀反欲利用联省自治思潮来将军阀割据格局合法化,一以抵制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一以抵制南方革命军的武力北伐。对于此种思潮,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发表了诸多批评意见,指出欲国家统一,必须以革命的武力去扫荡军阀而求得,不能以废督裁兵、联省自治之类方法求得。

面对国内政治的困境,面对代议制政治面临的危机,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乃提倡好政府主义。他们提出了好政府的种种标准,而其实现好政府的途径则是提倡好人出来奋斗。此种主张引起了革命阵营的批评。

改造代议制的主张,既包括职业自治的主张,也包括直接民权的主张。关于直接民权的主张,多收录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那一部分里,本部分收录较少。本部分收录了章太炎、章士钊、但焘的非代议主张,也收录了有关介绍、鼓吹职业自治言论,以及相关的批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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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难产、国民制宪、国是会议、国民会议

拯救代议制之一:代议非易与职业自治

拯救代议制之二:好政府主义·维系法统、在法律范围内谋求改革

联省自治思潮

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国民革命理论以及一般社会的看法

护国战争后,国会重开,重启制宪工作,商榷系与研究系在地方制度入宪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冲突,此后又因对德宣战问题,引发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冲突。由于《临时约法》对于解决总统与总理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冲突的相关规定不够周密,总理段祺瑞既不肯辞职,又不能解散国会,政治陷入僵局,遂引发张勋复辟的闹剧。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的身份再度掌权,但又不肯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为着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揭橥护法大旗,先后发动两次护法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的思想有了新发展。他特别强调地方自治尤其是县自治在由训政过渡到宪政过程中的价值,并对县自治的方案有了系统的设计,这是他此前未曾系统论述的问题。孙中山试图依靠西南军阀来恢复《临时约法》,但经过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他看清了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的真实面目,不再对军阀抱有幻想。相反,通过五四运动,他发现了国民尤其是知识青年的作用,对于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尤其是知识青年,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后来他改组国民党,并将国民党的组织重心放在一般国民身上的重要思想前提。在两次护法均告失败的过程中,孙中山对苏俄革命的成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列宁式革命党的组党原则与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理念多有相合之处,于是他的三民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体现在他的多次演讲、《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的系列讲演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系列文件中。在民族主义方面,他的民族主义由反满革命,建立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富强,转为反对列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求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以及以平等的态度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在民权主义方面,其革命程序论特别强调革命党在训政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要向宪政过渡,必须经过革命党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又对权能区分论有了更系统的阐述,同时其民权主义有了平民主义的趋向。在民生主义方面,实现民生主义的途径上,除了平均地权外,他对于节制资本有了更加系统明确的阐述。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形成了其国民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阐述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国民革命的对象与国民革命的目标等等。其中关于国民革命的必要性的论述,散见于孙中山、国民党一大、二大的文件以及其他国民党人的论述之中,也有专门论述国民革命必要性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欲摆脱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欲落实共和政治,建立民主宪政,必须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关于革命对象问题,军阀大概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对象,几乎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另一个革命对象——帝国主义,思想界却存在相当的争议。关于帝国主义,此期思想界的论述相较于清末与民初几年,有了重大的变化,思想界不但批评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且利用西方的学说分析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帝国主义政策变化的过程,也分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之关系。其中,革命思想界认为,帝国主义对华的政治控制、经济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及攫取的种种特权,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外在障碍;至于祸乱中国的军阀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因此,革命思想界认为,欲改善中国政治,谋求中国发展,必须打倒军阀,并同时反对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同时,革命思想界还认为,欲谋求中国发展,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谋求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欲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必须联合苏俄。但是思想界还存在另外的声音,认为帝国主义妨碍中国发展只是个海外奇谭,帝国主义已经转变其经济侵略的方式,帝国主义的商业利益决定其并不希望中国贫弱、动乱,相反帝国主义从其商业利益与市场扩张的需要,希望中国保持社会稳定,希望中国人的购买力提高。他们认为,中国贫弱的根子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贫穷、愚昧等问题,解决办法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去抵制洋货,而是谋求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对于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对于群众运动式的反帝运动是否可以达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对于苏俄是否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否应当反对苏俄等问题,思想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从当时的情形看,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思想界的分析框架,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的分析框架,也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西方左翼学者的分析框架。

与帝国主义问题相关联的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国家主义在中国是思想界的重新兴起。一战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思想界不少人认为,一战是公理对于强权的胜利,因此世界主义一度颇有影响。但很快,中国思想界发现,问题并非如此,于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又再盛行,不过在新的情形下,国家主义也以新国家主义自诩,对于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可能对内发生专制集权,对外造成强权压迫的弊端,也有相当的认识。一战后,世界思潮对于国家主义的弊端有所反思,“国际主义”有所发展,但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也有了新的发展,关系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思想界也有所讨论。

非基督教运动是此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非宗教运动涉及问题较多,反对非宗教的人士对于非宗教问题运动的批评往往集中于宗教问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是否阻碍科学的发展、宗教是否在西方已经没落、西方人在华传播宗教是否文化侵略还是文化交流等等,但是就非宗教运动的发起方面来看,其实宗教并非是问题的核心,所谓宗教阻碍科学发展,所谓宗教在西方已经没落,故而向外扩展以寻求宗教的殖民地等等,都是其非宗教的理由,而非非宗教的真实动因。中国思想界发起非宗教运动的真实动因,根本上是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教育主权问题,大体上可归结为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问题。不过,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我们可以将非宗教问题放在民族主义与反帝问题的主题之下,但不能完全局限于民族主义与反帝问题,而应顾及问题本身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因此,本部分收录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材料,既包括非基督教同盟以及支持非基督教的各方人士的材料,也包括教会方面的反击材料,以及立场比较中立的人士比如常乃惪的长文,既涉及运动中的宗教问题,比如有关宗教问题的学理的讨论,也收录反帝与民族主义视野下教育主权问题,以展现事情的多面性。

国民革命兴起,是思想界由思想文化改造、社会改造重新走向政治改造的又一次转折。这种转折,并非只是发生在国民党内,还广泛发生于思想界。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思想背景是民初共和政治试验遭受挫折后,新式政治精英在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不能以直接的政治活动改造政治的情形下,反思民初共和政治挫折之原因,认为共和政治遭受挫折是中国缺乏共和政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欲改造中国必须改变过去以新政治造新社会的思路,转而进行社会改造,以新社会造新政治。但是,思想界致力于思想启蒙、社会改造数年,新思想在青年知识界确实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但社会改造并未见有实际的成果,政治依然不上轨道,军阀依然不倒,于是思想界乃重新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内部就办刊方向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曾经下定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专心进行思想启蒙的胡适以及与胡适一样对于社会改造、思想启蒙情有独钟的自由派人士,也忍不住要谈政治,要去“努力”,且号召好人出来奋斗。新文化运动起初的重点是思想启蒙,随后运动的发展,社会改造渐次变成了与思想启蒙几乎同等重要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被提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旨在改造社会的社团出现了。随着政治改造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政治改造、政治革命重又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随着中国国民党成功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北伐的顺利推展,南方的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国民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国民革命成功则国民党所主张的党治理论、党化教育政策将在全国推展,这引发了仍然坚持政党政治、主张思想言论自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分子的恐惧。他们乃对国民党的党治理论、党化教育的理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批评人士认为,党治理论的目标是一党专政,这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是因人们对于现实问题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不能只准许自己革命,而不准许别人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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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以及国民党人的国民革命理论

自由主义派、国家主义派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党治理论、党化教育的批评

思想界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问题的认识

非宗教思潮与非基督教思潮

政治领域的思想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论战的过程。“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与国家主义的论战、与戴季陶主义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划清了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使得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思考更加明晰。

自19世纪末叶起,马克思主义就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开始零星传入中国。然而,直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才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来研究和传播;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蔡和森等。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相对比较系统、全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都得到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介绍,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然而,这一时期的介绍仍然主要是基于一些二手的翻译和论著进行的,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有限。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囿于书本,而是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如何在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各地创办共产主义组织,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社会政治运动渐有取代文化运动主导时代之趋势。社会舆论也日趋激进,《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民国日报》、《学灯》等主要报刊上谈论革命、谈论主义的文章逐渐增加。针对舆论界的这种情况,胡适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基于实验主义的立场,主张多考察和研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而不要只是空谈主义或理论。蓝公武随即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回应。同时,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与问题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就发起社会运动而言,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并行不悖的;在一个没有组织和生机的社会中,只有通过一个“根本解决”(革命),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可能解决。接着,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37号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蓝、李二人的批评。这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论争虽然小,但凸显出了时代的敏感问题,因而影响深远。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这场争论点出了中国应该走改良道路(局部解决)还是革命道路(根本解决)这一时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共同的思想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空谈”的社会风气转变为“实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拉开了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序幕,标志着新文化阵营的思想统一战线开始出现分裂。关于此一争论的资料见本卷第四章,本章不再收录。

五四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日渐增多。罗素访华前曾去苏俄访问,他关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介绍进一步引发了讨论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也颇为赞赏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前往内地旅行之后,于1920年11月6日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宣称唯有开发实业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都不应是努力的方向。这篇文章迅即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杨端六、梁启超、蒋百里、蓝公武等人都参与其中。大体说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并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而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勉强实行,只会产生伪劳农革命,造成新的混乱;故而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其一,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单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才能保证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其二,从与国际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特别强调除经济因素之外的、革命者的主观努力在其中的作用。这场论战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愈发深入,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此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与争论仍然是舆论界的热点之一。例如,《孤军》杂志(1922年9月至1925年11月发行)就曾发起“经济政策讨论”,集中探讨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先后涌现出《天义报》派、《新世纪》派、中国社会党、晦明学社等多个流派和团体。新文化运动时期,全国涌现出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及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17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实社及其社刊《自由录》(1917年7月创刊),主要成员有太侔、黄凌霜等;1918年3月创刊的《劳动》杂志;1919年1月成立的进化社及其社刊《进化》,主要成员有黄凌霜、区声白等人;1920年1月成立的奋斗社及其社刊《奋斗》,主要成员有朱谦之、易家钺、郑贤宗等人。虽然无政府主义各派的主张在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否定国家和政府,反对政党和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日渐显现,爆发了多次论战。1919—1920年间,黄凌霜、易家钺、朱谦之先后发表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公开批评无政府主义,揭开了论战的序幕。1920年底,由于酝酿建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退出,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觉悟》、《少年中国》、《先驱》等刊物也都展开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个人是否应享有绝对自由、以及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这三个方面。通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反驳了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纯洁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国家主义派渊源于少年中国学会,是1920年代除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第三个新兴政治势力。1923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琦组建了国家主义派的政治组织——中国青年党,并于次年与李璜、左舜生一起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派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主张在人民中培育国家至上的思想,以期树立“国性”,通过“全民革命”,建立全民政治。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虽然同源于少年中国学会,但由于双方在基本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一直冲突不断。旅法期间(1923—1924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就笔战不休。1924年6月,双方约定不得相互攻击,关系一度缓和。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国家主义派以《醒狮》为阵地,共产党人以《中国青年》、《向导》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大体有四:一、是否需要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二、革命手段是采取阶级斗争还是全民革命;三、中国是否具备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四、当前应该采取“联俄”还是“反俄”的政策。参与论战的国家主义派的代表有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常乃惪等人,共产党人的代表则有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刘仁静、郑超麟等。共产党人曾于1925年12月及1926年3月两次向国家主义派发出合作的邀请,但都被国家主义派断然拒绝。于是,共产党人将国家主义派列为国民革命的对象。1926年之后,国民党合并国家主义派不成,也开始以“反革命”之名镇压后者。国家主义者们虽然继续以《醒狮》为阵地进行宣传,还创办了《新国家》等刊物以扩大影响,但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之下,国家主义派逐渐式微。通过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深入宣传了阶级斗争学说,巩固了党对青年运动及共产革命的领导权。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随即激化。同时,随着五卅运动的发展,共产党的势力大增,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季陶主义应运而生。1925年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5月19日,他在广州写成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并开始写作《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后者于6月在上海完稿。戴季陶又继续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并于7月完稿。7月下旬,戴季陶的这些小册子开始出版流传。这些小册子构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该主义以生存欲望说和仁爱基础说作为其哲学基础,将三民主义与儒学对接,将孙中山的思想接续到中国固有的、孔子的仁爱思想之上。由“仁爱是人类的生性”出发,戴季陶主义在政治上否认阶级的存在,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论。由生存欲望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出发,戴季陶主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国民党一党专政。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为争夺革命领导权所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国民党完善三民主义以巩固其领导地位的一次尝试。1925年9月,党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便通过了联合国民党左派与戴季陶理论斗争的决议。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等共产党人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阵地,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此外,向导周报社还出版了《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1925年)的小册子(收录了瞿秋白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及陈独秀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驳斥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的批判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和目的,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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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

无政府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评

国家主义及其批判

戴季陶主义

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

近代以来,文化的走向问题实为思想界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进入民国后,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期,一方面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要处理自身新旧的冲突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了思想家们的严肃思考,围绕东西新旧文化问题,各种思想争论不断,展开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其中在文化发展路径上西化论、守旧论及调和论思考不一,论争屡起。其观点的分疏不一体现了这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改造国民的思想精英,以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言论阵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把思想革命和伦理觉悟放在第一位,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力主改造国民思想,效法法兰西文明,抨击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一大批知识青年很快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在文化上主张弃旧迎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主张要学新,必须舍旧,不舍旧无以迎新,反对调和,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学习西方文化开路,其激烈的言论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震动。以杜亚泉为代表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因率先体察到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问题,提出了新旧调和以应对世变的主张。他们利用《东方杂志》提倡是说,围绕着何谓新,何为旧,新旧能否调和等问题发抒见解,试图从理论上厘清新旧的关系。在东西文化问题上,则反对盲目学习西方,主张要“一审文明真伪之所在”,调和东西文化。先后发表了《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矛盾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中国之新生命》,以及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所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等文,认为事物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新旧调和的过程,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激进趋向的忧虑和批评。这些主张,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有违时代思潮,是在与守旧者同声相应,应坚决予以批判。双方在文化主张上遂产生了激进与调和的分歧。最终陈独秀率先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开始向《东方杂志》发难,挑起了东西文化论争。他主要针对《东方杂志》上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平佚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以及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三篇文章诘难。杜亚泉则在《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上择其要目作了回应。杜的回应在陈独秀看来,多为笼统之答,不能让他满意,于是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又作《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再次责问《东方杂志》记者。杜亚泉再次回应。在文化主张上,他们一主中西结合的调和论,一主以西代中的激进论,代表了这一时期新文化建设思路上调和与激进的两种取向。双方互相辩论,你来我往,激起了思想界的波澜,其它刊物和作者也纷纷加入到了论争中来。

继《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展开论争之后,章士钊于1918年12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进化与调和》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他的新旧调和哲学。紧接着,1919年9月杜亚泉发表了《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声援这种观点。其后,章士钊又于1919年11月,1920年2月,先后发表了《新时代之青年》和《新思潮与调和》两次演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旧杂糅调和论”。由于章士钊本人理论扎实,兼有中西学及逻辑学的修养,其调和理论甚有思辨性和逻辑性,给予激进派以很大的理论挑战,引起了思想界对新旧问题及新旧能否调和问题的热烈讨论,论争再一次兴起。一时间,《东方杂志》、《时事新报》、《晨报》等刊物收到大量讨论此问题的文章。人们纷纷从学理的角度围绕何谓新?何谓旧?何谓调和?能否调和?怎样调和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反驳,争论甚为激烈。其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再次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文化何处去?”“中国文化应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其后蒋梦麟与杜亚泉之间又就何谓新思想展开争论。这些围绕新旧与调和的展开的讨论,使这一时期对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向的探索更趋深入。

此外,在东西文化大论战期间,出现了两个重要杂志,一为《甲寅》周刊,一为《学衡》杂志。这两个刊物,皆以文化保守立场反对《新青年》派的激进文化主张。使五四前后关于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化。1925年7月18日,章士钊在北京创《甲寅》周刊,抒发其新的主张与观念,风格与前《甲寅》时期迥异。该刊至1927年4月2日停刊,共出版45号。先后辟有“时评”、“论说”、“征文”、“特载”、“通讯”、“杂记”(后改为“孤桐杂记”)、“光宣点将录”、“书林丛讯”、“说林”、“章氏墨学”、“逻辑”、“揣籥录”、“清华园题解记”、“诗录”、“文录”等栏目。章士钊是这份刊物的核心人物及主要撰稿者,先后以“孤桐”及本名发表了《群言》、《文化》、《说》、《原化》、《文俚平议》、《评新文学运动》、《反动辨》、《答适之》、《答稚晖先生》、《再答稚晖先生》、《三答稚晖先生》、《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何故农村立国》、《农治翼》等文,此外,他在《新闻报》、《国闻周报》上相继发表《论南京倡投壶礼事》、《农国辩》、《农治述意》、《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等文,与《甲寅》周刊之主张相互呼应唱和,一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后甲寅”时期。此一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主张以农立国,恢复读经和整顿学风,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学等,呈现出强烈的保守趋向。这些主张的提出,有违当时风头正健的新思潮,遂引发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应,认同者有之,唱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商榷者有之,但批判与责难则更甚。

而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和刘伯明、柳诒徵等为中坚人物,他们服膺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针对于新文化运动不断强化的西化趋向,积极撰文,抒发己见。他们围绕“新文化如何建设”的核心问题,在教育、文学、史学、哲学、道德等领域展开了论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学衡派在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态度、再造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与新文化派存在差异,双方围绕进化论是否适用于文学、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新诗与旧诗何者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等几个主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学衡派主张用“开明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认为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应简单地抑旧扬新,主张不论中西文化,都须经过严格的评判与审慎的选择,从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新人文主义”的新文化。关于此派,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学衡》派有别于其他保守派,在理论支撑及动力上,它吸收了外来质素,主要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为其内在理论支撑。其目标为努力促成一个会通中西、融汇古今的“人文国际”运动,实践其世界性文化的理想。因此,《学衡》上宣传、译介、阐释新人文主义的文章占有极大比例。

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后,文化上该如何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如何为政治的发展提供指导更是当时关心时务者切切所思者。从1915年直至1927年,中国知识界因对如何处理中西新旧文化问题所激起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根据其内容的发展及讨论重点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东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二是新旧文化可否调和;三是战后中国文化的道路选择问题。在长达十余年的思想论争过程中,随着问题关注点的迁移,虽有阶段之分,内容之异,派系之别,但思想界一直未曾中断思考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何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怎样推行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新文化建设的方法?等重大议题的讨论,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个时代命题的关注与思考图景,为近代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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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文化调和论与新旧之争

东西文化:路向之异还是时代之别

《甲寅》派的文化主张

学衡派的文化观及其新人文主义

对何为新文化及中国文化何处去的探讨

民初孔教问题专题

晚清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遭遇重大的危机。这危机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其一,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为着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必须力求富强,必须学习近代的科技,并进行教育改革,将近代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经典在教育领域逐渐丧失了其垄断地位。到后来,甚至经学科的存废,中小学读经,也都成了问题。其二,儒学是一种弥散性“宗教”,与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当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遭遇怀疑时,儒学也就势必遭遇怀疑。随着变革的深入,传统的政治制度也被人们认为应当对中国的贫弱负责,于是改革政治成为潮流。在这一潮流之下,与传统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儒学,也被认为应当对中国的贫弱负责任,儒学丧失了其神圣地位。其三,儒学本以社会政治与伦理学说见长,于生死与灵魂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不能餍人心,故佛教输入后,一度对于儒学构成很大的挑战。中国人花了近千年的时间,才逐步消化佛教,建立中国化的佛教。晚清以来,西方宗教凭借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依靠其比较严密的教会体系,利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策略,积极在华扩张器势力,严重地冲击着儒学的地位,使儒学在“教争”中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教”就成为与保国、保种同样重要的问题。

对于如何保教,中国主流的思想认为,保教的关键在保国,国家富强,儒学就自然昌大而无澌灭之忧。而康有为则强调教争的意义,他担忧若亟亟于保国,而不及时保教,则不但国无由昌盛,且即便国能昌盛,而教已亡,则中国虽国存而文化上已经亡国,此种保国实无意义。康有为更强调保教对于保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只要及时建立孔教组织,发挥孔教大义,使孔教大义深入广大国人心田,就可以团聚人心,为中国应对列强挑战,寻求富强,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他甚至认为,只要保存孔教,国家就不会灭亡,即便遭遇重大的事变,国家果然灭亡,只要保存儒学,中国的文化就不会亡,中国亦尚有复兴之日。他又强调国家存在的意义在其道德价值,强调道德、文化、宗教为国家之魂,国若丧失其魂,则不惟不能存在,且亦无存在的价值。基于此种认识,还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即首倡孔教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比如设立教部,遍立孔教会,允许人人祭天等等主张,并试图按照基督教会的组织方式将儒学改造为孔教。此种理论违背了儒学的基本特性,不为多数儒学人士所认可,造成了戊戌时期维新阵营的分化,而其试图将民权、平等之类的近代意识纳入儒学范围之内,又遭致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不过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其孔教主张,但一段时间里,孔教问题并未成为重大的思想议题。

迨帝制覆灭而民国肇建,与君主制紧密相连的儒教更遭遇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先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宣布废除清末的以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又要求各地废止小学读经和跪拜孔子之礼,禁用前清学部所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要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同时,传统的学官体制也被废弃,孔庙的庙产也被地方政府征用,作为小学教育经费,官方一直奉行的祭天祀孔仪式也一度停顿。这使儒学丧失了制度性支撑,丧失了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使一直以鼓吹孔教为己任的康有为“若坠重渊”,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亘古未有之“奇变”,乃指示陈焕章等“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立孔教会以振之”。不久,孔教会成立,而陈焕章等亦极力鼓吹孔教论,力言孔教适应今日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阐发昌明孔教的必要及其意义,提出了昌明孔教的种种方案。他并积极推动建立各地的孔教会组织,联络各方尊孔人士,并积极运动各地军政长官、国会议员、旧官僚等等,扩大孔教会的社会影响。同时,其他尊孔人士也建立诸如孔道会、宗圣会、孔社等等尊孔组织,鼓吹尊孔。

1913年3月,当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时,廖道传上大总统,要求“尊孔教为国教”。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以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引起强烈反响。1913年8月15日,当国会开始制宪时,由陈焕章、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以孔教会名义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呈请“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嗣后黎元洪、阎锡山、冯国璋、朱瑞、张勋等10余省都督或民政总长先后通电支持孔教会的要求。此后各地军政长官以及尊孔派人士或通电,或上书,或讲演,或刊文,纷纷要求请定孔教为国教,国教运动由此兴起。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人士亦针锋相对,积极活动。在宪法会议内部,孔教问题则与地方制度问题一并成为制宪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与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两派势力,均无法贯彻自己的主张。这是第一次关于定孔教为国教问题的广泛的思想交锋。

袁世凯倒台后,国会重开,制宪工作重启,陈焕章、张尔田等人于1916年9月再度向国会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强调“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随后,各地军政长官积极响应,要求定孔教为国教,陈焕章又组织部分国会议员,成立国教维持会。国教运动再度高涨。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人士,比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文化派、以及不认为儒学为宗教的人士,则提出了政府相对的意见,并也积极组织“信教自由会”之类的团体,开展各种活动,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由此,再度引发激烈的思想争论。此一次风潮比较第一次更激烈。由于分歧严重,宪法会议最终未能通过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甚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都不能通过。

其时,教会方面的人士刻意将尊孔问题与复辟联系在一起,而新文化派则颇认同这一勾连,对于孔教问题态度日趋激烈,将孔教与共和政治、现代生活截然对立起来,不但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更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向儒家伦理。本来,当孔教问题初起,一般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人士,大都肯定孔子及其学说,也大都自承为尊孔之一分子。孔教会的系列活动尤其是两次帝制复辟,给予新派人士强烈的刺激,他们乃直接要求重新评价孔子。自此以后,孔教会虽还有不少活动,但新思想界对于其一系列活动基本持否定态度。国民政府建立后,孔教运动因为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已经不再有活动空间,甚至孔教会也被迫改名为孔学会。可以说,民国建立以后,思想界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由尊崇而渐趋于激烈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孔教会的尊孔活动的刺激。

从民国时期围绕孔教问题的思想争议看,其所涉问题相当广泛,比如(1)何为宗教;(2)孔教是否为宗教;(3)孔子是否为教主;(4)定孔教为国教之利弊;(5)现代国家是否可以有国教;(6)定国教与信教自由是否有冲突;(7)孔子之道是否适应现代生活,是否符合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8)国家社会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作用问题;(9)近代国家建构中政治革新与文化革新的关系问题;(10)文化革新的基本方向,是以继承传统为基础,以固有传统为本根,以现代价值为取向,对于传统进行新的阐释,以援西入儒的方式实现文化的革新,还是以信仰、思想、言论自由为制度框架,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中西文化,对内排除儒家独尊的传统,平视各家学说,对外不是以儒学去比附、攀援西方的现代价值,而是直接撷取西方文化之长,以构建新的文化系统等等。这些问题中,有一些直到今日依然是国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本部分资料以民国初年的两次国教运动为中心,力图展现各方力量对于孔教问题的认识,展现孔教在民初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孔教运动兴起、衰落的过程与因由,并也力图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对传统的激烈批评态度提供一个解释的视角。(新文化运动初期关于孔教问题的讨论的主要材料收入本卷第三章,本部分一般只作存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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