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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

鸦片战争前经世思想的复兴

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这一思想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易经》。在《周易正义》卷一“屯”中,有“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的说法。《周易正义注疏》称:“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於物,故云君子以经纶也。”此“经纶”一词含有“匡济”之义。最早将“经”与“世”二字连用的是《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尽管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此处“经世”是“典谟”“轨辙”的意思,而与今日之“经世”一词的含义不太符合,但后世学者大都援儒入庄,以“经国济世”和“经世致用”来界定“经世”,使“经世”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世思想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但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强弱彰隐直接受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而自乾隆后期起,特别是进入嘉(庆)道(光)之际后,曾极盛一时的清王朝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如以皇室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吏治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鸦片输入的激增所造成的危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和剥削,这一时期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日趋频繁和激烈,农民的抗租和争田、反克扣工钱、夺粮、抗粮和反科派斗争如火如荼,城镇小手工业者和商民的罢工、罢市和抗官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并呈现出次数多、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促进了因乾嘉汉学的兴起久已“隐而不彰”的经世思想的复兴。当时,汇集于经世思潮旗帜之下的有二、三十人,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大吏或朝臣,如两江总督的陶澍(1778—1839年)、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年)、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年),先任江苏布政使、后升至云贵总督的贺长龄(1785—1848年)、署闽浙总督徐继畬(1795—1873年)、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年)等。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点翰林,授编修,然后或经御史科道,或历州县知府,由臬司、藩司而巡抚、总督,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臣,他们勇于任事,主张改革,对清除积弊,多所建言,并能躬身实际,是经世思潮的实践者。二是一些文人学者或下级官吏,如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包世臣(1775—1855年)、姚莹(1785—1852年)、汤鹏(1800—1844年)、沈垚(1798—1840年)、张穆(1785—1849年)、何秋涛(1824—1862年)、张际亮(1799—1843年)、李兆洛(1769—1841年)、徐松(1781—1848年)、陈寿祺(1771—1843年)、梁廷枏(1796—1861年)、夏燮(1800—1875年)等。这些人或科举屡挫,官职卑微;或仕途坎坷,屡遭打击;或科举无望,布衣一生,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对社会积弊多有了解。他们怀抱经世之世,究心经世之学,发言著书,献计献策,是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其中又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的影响最大,堪称代表。

概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复兴的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通经致用,倡导经世实学;(二)批判社会现实,主张“更法”和改革;(三)如何应对西北边疆西方的出现和鸦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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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经致用,倡导经世实学

批判现实,主张“更法”和改革

严禁鸦片,关注边政与夷情

鸦片战争后经世思潮的发展

经世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是吏治腐败、武备松弛、土地兼并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等传统问题,那时的经世思想家们也主要是在传统思想的资源中思考和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中国的战败,则使如何抵抗侵略、筹海防夷、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成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历史上的经世思想家们所从未到遇到过的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的思考以及解决方案的提出,给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着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们,在国难当头,西方列强的入侵成为举国振动的第一件大事时,“率先把他们注意的重点,从国内问题转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去,‘创榛劈莽,前驱先路’,开创了研究‘夷情’、研究洋务、研究西学为特色的时代新文化”(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6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抵抗英国侵略,二是开眼看世界,三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开眼看世界,特别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几十年之久。兴起于60年代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主张的实践,作为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左宗棠就曾明确声明,他在“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就是实行“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说。康有为等萌发维新思想,也直接受到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的启蒙。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就是到了1924年,梁启超在谈到《海国图志》一书,尤其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时还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此为精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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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英国侵略

“开眼看世界”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思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变本加厉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掠夺。仅地丁税一项,从1842年到1849年,就激增达到320万两之多。战后鸦片贸易公开化,致使鸦片输入急剧增加,从1840年的四万多箱,增加到1850年的五万多箱。鸦片输入的增加,引起白银外流的增加,据估计,1843年到1846年,每年外流的白银约3500万两。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银价进一步上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负担也因此而进一步加重。当时地租一般在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竟达到70%—80%。与此同时,五口通商后,洋纱洋布等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严重打击了东南沿海尤其是通商口岸地区的棉纺织业,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8年到1842年,平均每年是882495镑。到鸦片战争结束、五品通商贸易的第一年即1843年,便一跃而至1456180镑,1844年又跃至2305617镑,1845年再上一层楼,达到2394827镑。仅运到中国的棉纺织品,在1842—1845年的短短三年内,其总值就由70万镑增加到170万镑,增加了近一倍半,其结果,中国传统的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连年不断,广大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不少人成了一无所有的游民。为了生存,他们被迫铤而走险,抗粮、抗租、以及起义此伏彼起,1840年到1850年的10年全国发生大小农民起义100多起,其中又以广西、广东和湖南三省次数最多,声势最盛。太平天国起义便是上述起义的汇合和发展。但它有自己的特点:洪秀全通过对基督教的改造与利用,创立了拜上帝会作为发动起义的组织,并提出了以平分土地为核心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分散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使太平天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攻克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直到1864年7月天京陷落,前后历时14年之久,先后攻克城市600多座,势力达到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经验教训:比如,对基督教的改造和利用,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又给太平天国事业造成过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绘制了一幅“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这幅蓝图又没有实现的任何可能性;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又挣脱不出封建思想文化的桎梏;进行过近代化的尝试,却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真正启动者。这一卷主要分为六个方面:一、洪秀全的思想演变及对基督教的改造和利用;二、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对外思想;三、《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四、太平天国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及其两重性;五、清官员、士人笔下的太平天国(侧重于思想文化);六、外国人笔下的太平天国(侧重于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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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思想演变及对基督教的借用

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对外思想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两重性

清官员、士人笔下的太平天国(侧重于思想文化)

外国人笔下的太平天国(侧重于思想文化)

洋务派的洋务思想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的、主张学习西方的、统治阶级内部中的一个派别。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奕、文祥,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沈葆桢、丁宝桢、崇厚、张之洞、郭嵩焘、刘铭传、曾纪泽等地方大员、驻外使臣。洋务派开始抛弃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陈腐观念,主张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与教育制度,以“求强”、“求富”,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的基本路线;“中道西器”、“中本息末”、“中体西用”则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19世纪60—70年代,他们提出“自强”的口号,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1861)、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起,他们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台湾基隆煤矿(1878)、兰州织尼局(1880)、湖北织布官局(1888)、湖北汉阳铁厂(1890)等50余处民用企业。洋务派同时还进行了筹划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创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

涉及洋务运动的重要档案史料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该书共100卷,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上谕、廷寄、折片等约360百件、250万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共10册)》于1929—1930年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但所录文件既无标题又乏目录,所记日期都用干支,使用不便。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加工整理出版,在每个文件上加了标题,标点分段,注明公元月日,书后还增编了谕折索引以及事件等分类索引,使用便利。除了官方档案,私人档案中的“盛宣怀档案”(简称“盛档”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也是研究洋务运动史的重要原始材料,出版物有《盛宣怀档案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盛宣怀档案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共8辑,“之二”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之四”为“汉治萍公司”,“之五”为“中国通商银行”)。

晚清与民国时期出版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文集有:(1)曾国藩相关文集。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580万字,是在曾国藩去世三年之后由编修的,是最早的曾国藩文集,由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和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民国24年(1935)上海新文化书社印行,大全集二十八册;《曾文正公诗集文集》,扫叶山房民国四年(1915)石印本、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曾文正公家书》,传忠书局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曾文正公家书》,上海明文书局民国年间石印本;《曾文正公书札》,传忠书局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曾文正公书札》,上海二金垒堂清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2)李鸿章相关文集。《李文忠全书》,吴汝纶编,清光绪三十一到三十四年(1905—1908)刻本,全书165卷,600余万字,是新编《李鸿章全集》出版之前反映李鸿章一生事迹的主要著作;《李文忠公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1921)刻本;《李文忠公尺牍》,民国五年(1916)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生前亲笔改定之函牍信件影印行世三十二册石印出版;等。(3)左宗棠相关文集。《左文襄公全集》,清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1892)刻本,包括《左文襄公奏稿》,清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杨氏刻本,64卷;《左文襄公谢折》,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杨氏刊本,2卷;《左文襄公文集》,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杨氏刊本,5卷;《左文襄公书牍》,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杨氏刊本,26卷;《左文襄公批札》,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杨氏刊本,7卷。(4)张之洞相关文集。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有《书目答问》、《轩语》、《劝学篇)、《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其中,《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200万册。张之洞去世后,刊行的有:宣统二年(1910)刊印的《张文襄公诗集》,亲属南皮张氏刻印《广雅堂四种》(十五卷),十三子张仁蠡辑印《先文襄公传家遗墨》,民国七年(1918)刊印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三十二册,六十六卷),民国九年(192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函稿》(二册)、《张文襄公公牍稿》(十五册)、《张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册)。全集性的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0年出版,1928年再版,台北1963年重印。中国书店1990年10日海王邨古籍丛刊以文华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5)郭嵩焘相关文集。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去世,他在临终前,将其遗文的整理和刊刻之事托付给了其好友王先谦。次年,王为他编印了一部遗集,统称《养知书屋遗集》,其中包括《郭侍郎奏疏》,共十二卷,所收折、片共188件,与其《自订奏稿》相比少了四卷。《玉池老人自叙》,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其他人物文集还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丁日昌《丁禹生政书》(含《藩吴公牍》、《巡沪公牍》、《淮鹾摘要》、《淮鹾公牍》、《抚吴奏稿》和《抚闽奏稿》),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的洋务派与洋务思潮相关资料有:综合性史料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的《洋务运动(1—8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曾国藩卷》(董丛林编,2014年),《左宗棠卷》(杨东梁编,2012年),《张之洞卷》(吴剑杰编,2014年),《郭嵩焘卷》(熊月之编,2014年)等。关于曾国藩的有:汪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钟叔河整理点校《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5年初版、2012年再版,共31册;《曾文正公全集》,中国书店2011年版,以简体版的形式将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完整呈现;《曾国藩家书》,中国书店2011年版;等。关于李鸿章的有:《李鸿章全集(1—9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李鸿章全集(1—12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的《李鸿章全集(1—3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集团2008年版,全书16开38卷、另含目录1册,约共2800万字。关于郭嵩焘的有: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郭嵩焘日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中的《使西纪程:郭嵩焘集》(陆玉林编,1994年);梁小进编《郭嵩焘全集》,共15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等。其他文集还有: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套装共15册)》,包括《左宗棠全集:奏稿(1—9)》、《左宗棠全集:附册》、《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左宗棠全集:札件》、《左宗棠全集:书信(1—3)》,岳麓书社2009年版。吴剑杰注解《张之洞全集》,共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刘坤一遗集》,全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彭玉麟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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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官僚的“变局”观

“练兵为要”“制器为先”:洋务派的“自强”观

“先富而后能强”:洋务派的“求富”观

驭夷之法:洋务派的“和夷”观

讲求“声光电化”:洋务派的科技观

译西书、办学堂:洋务派的人才观

“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

洋务时期的守旧思想以及守旧派与洋务派的争论

晚清学习西方思潮,不断遇到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洋务思潮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发展,就遭到了前期以倭仁为首、后期以李鸿藻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有着与以往守旧派相似的特征,即保守愚昧、妄自尊大、僵化拒变,排斥新思想、新事物等,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机器生产、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坚守“夷夏之大防”,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与清王朝开国以来形成的祖训祖制。而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倡导变法,与守旧派拒绝西方、拒绝变革之间,形成了多次思想交锋。比较重要的冲突有:(1)关于同文馆招生的争论。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等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1866年12月11日,奕奏请在同文馆附设天文算学馆,招生对象由八旗子弟扩展到科举正途出身人员,聘请洋人教习,激起了张盛藻、倭仁等人的强烈反弹。如倭仁上奏道:“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袭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2)关于派遣留学的争论。1871年8月和1872年2月,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员两次上奏,对派遣留学生留洋作出建议与安排。洋务派的留学计划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包括受到了受到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陈兰彬等官员的破坏。1872—1875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原计划每批幼童应在外学习十五年,但由于各种原因,计划于1881年中断,这些学生被召回国。(3)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洋务派与守旧派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在洋务派围绕举办洋务事业与守旧派展开的争论中,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洋务派官僚把修筑铁路作为谋求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主张改“土车为铁路”,指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1874年,李鸿章重新提出修建铁路的要求,但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1880年12月,刘铭传提出修建铁路的建议,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一场关于铁路问题的大争论,时间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刘铭传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转输艰难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但守旧派竭力反对修建铁路,如周德润认为“铁路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昔商鞅开阡陌而秦以亡,王安石行青苗而宋不振,与民争利,祸亦随之”。刘锡鸿抨击铁路有百害而无一益,列举修建铁路的25条弊端,包括“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礼部尚书奎润认为铁路有害于风水墓地,火车会惊动祖宗之灵,“多年古墓,棺木朽腐,子孙见祖父之枯骨,能不伤心”。在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各次争论中,洋务运动、洋务事业依然得以向前推进,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增添了很多障碍,有的计划则被迫中止。

有关洋务派与守旧派争论的奏折,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慎记书局清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光绪政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等书刊中,各有收录。洋务派官僚的个人文集中也收录了有关同文馆、派遣留学、修建铁路的相关奏折。涉及围绕同文馆、派遣留学争论的近代教育史史料有舒新城编纂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共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共四辑七个分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至1993年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至1997年版),王学珍、张万仓《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涉及修筑铁路争论的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3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江沛主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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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守旧思想

守旧派与洋务派关于同文馆招生的争论

守旧派与洋务派关于派遣留学的争论

守旧派与洋务派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

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变革思想

早期维新派是从洋务派中分化而来的思想派别。他们早年或居留港澳、口岸,或出洋出使、留学,或办理外交、洋务,或投身外企、洋行,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掌握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了学习西方、变革社会的维新思想。在19世纪60、70年代,他们作为洋务派的幕僚、下属与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参加者,与洋务派官僚有着相似的思想主张,如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实现富国强兵,都希望发展工商业以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都赞同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或派出留学以培养人才,等等。但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发生后,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早期维新派发展成为洋务运动的批评者、抨击者,进而提出了经济上立主“商办”、政治上学习君主立宪等更为进步、带有发展资本主义鲜明色彩的观点言论。早期维新派,相比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登场的维新派,在思想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深刻性上有些差距,且没有能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那样将思想主张付诸实践。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著作有:(1)冯桂芬(1809—1874年),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代表作是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全书47篇,8万余字,书成后先由作者自刊,并抄录若干副本,在一部分对“洋务”感兴趣的士大夫中间传阅;光绪二年(1876年)《校邠庐抗议》刊行,左宗棠为该书作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下旨“将《校邠庐抗议》印刷一千部交军机处”。该书涉及当时社会在官吏吏治、教育科学、财赋税收、水利建设、军事力量等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等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奉为先导。冯桂芬其他著作有《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失算术乞田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2)王韬(1828—1897年),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等,江苏苏州人。著有《弢园文录外编》、《漫游随录》等。《弢园文录外编》全书共十二卷185篇,集中反映了王韬的变革思想,该书有多种刊本,常见的有1882年、1883年刊本,1897年病重的王韬在上海将此书重新校订印行,内封署“丁酉仲夏弢园老民刊于沪上”,折缝有“弢园藏版刊,遁叟手校本”字样。书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和《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等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较早提出“变法”的口号。(3)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其著作基本已编入《庸庵全集》。他在1879年写出《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全书分为《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一、二、三、四)和《变法》共14篇。(4)郑观应(1842—1921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著有《易言》、《盛世危言》(印行20多次,重要版本有光绪十九年刊本、光绪二十年的五卷本、二十一年的十四卷本、二十六年的八卷本,夏东元教授所编的《郑观应集》,当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个权威性版本之综合本,共115篇文章)等著作。《盛世危言》初版封面题写“首为商战鼓与呼”,该著作提出“工商立国”、“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强调“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系统阐述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5)陈炽(1855—1900年),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著有《庸书》、《续富国策》等著作。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撰成《庸书》,分内外两篇,各有五十子目。内篇论及农田、水利、政治、军事、边防、海口、学校、书院、宗教等;外篇论及议院、报馆、工商、铁路、轮船、驿传、外交、巡捕、天文、格致、电学、西医等。主张改革封建专制政体,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改科举,兴学校;主张关税自主,建议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民族工商业。该书对维新变法运动具有直接影响。(6)马建忠(1845—1900年),别名干,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另其所著《马氏文通》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初版为上海易草堂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本,该书集中反映了马建忠的改革思想。(7)陈虬(1851—1904年),原名国珍,字庆宋,号子珊,后改字志三,号蛰庐,浙江乐清人。著有《治平三议》(包括《宗法议》、《封建议》和《大一统议》)、《治平通议》(包括《治平礼仪》、《经世博议》、《救世要议》)等著作,提出了“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创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治平三议》写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并在两年后出版,共八卷,由《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平条议》、《治平三议》、《蛰庐文略》组成。其中《经世博议》为“变法”纲领,是全书核心,主张全面变革是全书主题。认为立国在富,御夷在强,提出设官钞、定国债、开新埠、垦荒地、广商务等“富之策”十四条;变官制、扼要塞、开铁路等“强之策”十六条。而“治之法”则是开议院、广言路、更制举、培人才等。(8)邵作舟(1851—1898年),安徽绩溪人。著有《邵氏危言》,主张启迪民智、倡导向西方学习。(9)何启(1858—1914年),广东南海人;胡礼垣(1847—1916年),广东三水人。他们合写了《新政论议》、《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等论文,并合编为文集《新政真诠》。(10)汤寿潜(1856—1917年),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其成名作《危言》(1890年初版,1892年再版),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为三大“危言”,是甲午战争以前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著作。他后来成为清末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

学界整理出版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文集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的薛福成著《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王韬著《漫游随录/扶桑游记》(1982年)等;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的《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1997年)、《郑观应集》(夏东元编,2013年)、《马建忠集》(王梦珂点校,2013年)、《陈虬集》(胡珠生编,201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冯桂芬卷》(熊月之编,2014年)、《王韬卷》(海青编,2013年)、《郑观应卷》(任智勇编,2014年)、《薛福成卷》(马忠文、任青编,2014年)、《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薛玉琴编,2015年)、《陈炽卷》(张登德编,2015年)、《汤寿潜卷》(汪林茂编,2015年)、《宋育仁卷》(王东杰、陈阳编,201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中的《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点校,1994年)、《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1994年)、《弢园文录外编》(楚流选注,1994年)、《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选注,1994年)、《盛世危言》(陈志良选注,199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醒狮丛书”中的《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1998年)、《弢园文录外编》(陈恒、方银儿评注,1998年)、《盛世危言》(谢俊美主编,1999年)等。其他还有《适可斋记言》(马建忠著、刘厚祜校点,中华书局1960年),《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虬集》(胡珠生辑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中华书局1997年),《马建忠集》(王梦珂编,中华书局201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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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变,变则通”: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变易思想

强兵以御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兵战”思想

“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设议院、通下情: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设学校,改科举: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文教、人才思想

争利权,御外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对外交涉思想

中体西用之间: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中体西用”思想及对洋务运动的反思

洋务运动时期民间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

鸦片战争发生后,不仅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发生了学习西方或拒绝变革等不同的思想倾向。在民间社会、下层民众中,也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一面反对侵略,一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回应。民间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人士,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机缘与感受不同,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回应有所不同。一些士绅、民众采取了打教堂、反洋教等激烈的反应方式,甚至存在盲目排外的倾向。但也有一些有较多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的民间人士,对西方文化怀有好感,对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有所认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先进文化、先进制度。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口头相传的谣谚、民间传说,及文本形式的书文揭帖、报刊、方志、个人日记游记等不同载体上。王明伦选编的《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收集、编辑、整理了洋务运动时期反洋教文献资料,包括下层民众发布的揭帖、告白、檄文、告示等。张守常编辑的《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一书,辑得谣谚一千三四百首,对近代重大史事,如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太平天国和同期其他人民起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所辑录的谣谚尤多,可以窥见人民群众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看法和他们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呼声。本卷重点关注在西方文化传播影响之下民间社会思想观念的一些积极变化。选录了体现民间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历史记忆的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与徐建寅的《欧游杂录》两篇域外游记。在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洋务思想家、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海外日记、行记外,这一时期类似的域外游记罗森的《日本游记(1854)》(先在香港《遐迩贯珍》1854年11月号、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上分三期连载,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斌椿的《乘槎笔记》(京都琉璃厂二酉堂,清同治八年初刻;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张德彝的《航海述奇(186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欧美环游记(再述奇,1868—186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随使法国记(三述奇,1870—187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随使英俄记(四述奇,1876—1880)》(岳麓书社1986年),志刚的《出使泰西记(1867—187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年),祁兆熙的《游美洲日记(1874—1875)》(岳麓书社1985年),何如璋的《使东述略(187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筱圃的《日本游记(188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1889—1893)》(黄山书社1988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9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个人日记是反映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史料。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名士日记如:李慈铭(1830—1894)的《越缦堂日记(1854—1894)》,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现存64册日记稿的后51册,其余13册仍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越缦堂日记补》,暮年日记(1889—1894)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2004年,广陵书社将李慈铭日记重新整理影印,予以完整出版。翁同龢(1830—1904)的《翁同龢日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线装40册,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此制为缩印本;中华书局简体横排本《翁同龢日记》,陈义杰点校,1989年初版,2006年第二版,平装6册;《翁同龢日记》(1—8卷),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中西书局2011年出版;2015年,翁同龢日记稿本共计47册,由翁氏后人翁万戈从美国带回,入藏上海图书馆。王闿运(1833—1916)的《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5卷本,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叶昌炽(1849—1931)的《缘督庐日记》,手稿共43册,现藏苏州市图书馆;线装本六函四十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初版;全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全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是王季烈从《缘督庐日记》原稿中抄录。

除上述“晚清四大日记”外,这一时期的名士日记还有潘祖荫《潘祖荫日记(1858—188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1858—1889)》(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杨恩寿的《坦园日记(1862—197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吴大澂的《愙斋日记(1861)》(收于《〈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于荫霖的《悚斋日记(1878—1903)》(民国十二年刻本),范寿枬的《廉让间居日记(1884—1898)》(清末稿本),董文涣的《岘樵山房日记(1862—1877)》(收于《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董文燦的《芸龛日记(1863—1873)》(收于《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董麟的《观阜山房日记(1864—1866)》、《忘适适斋日记(1875)》(收于《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冯婉琳的《佩芸日记(1867—1884)》(收于《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傅云龙《傅云龙日记(1862—1900)》(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郑孝胥的《郑孝胥日记(1882—1938)》(中华书局1993年),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日记(1866—1903)》(收入“近世学人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谭献的《复堂日记(1863—1900)》(收入“近世学人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许瀚的《许瀚日记》(收入“近世学人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周星诒的《鸥堂日记窳櫎日记》(收入“近世学人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窳櫎日记抄》三卷,始光绪十年,迄光绪二十四年,分别题以《吴游日记》、《客闽日札》和《橘船录》),恽毓鼎的《恽毓鼎澄斋日记(1882—191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张荫桓的《张荫桓日记(1886—189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吉城的《鲁学斋日记(1887—191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1888—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

随着学习西方的推进与维新思潮的兴起,报刊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也成为后人了解晚清社会思想观念变迁与社会生活习俗变化的重要渠道。《申报》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该报虽由外国人创办,但由中国人主持笔政,“本馆虽西人开设,而秉笔者则华人,其报系中西人所共成者”(《主客答问》,《申报》1875年1月28日)。19世纪7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如艾小梅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录》,国人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汇报》,1874年在香港由华人出资开办的《循环日报》,国人1884年在广州创办的《述报》等。本卷从这一时期的《申报》、《万国公报》、《上海新报》、《格致汇编》等报刊,选编了一些能反映该时期社会思想观念变化的一些文章。如为体现民间人士“时局观”,选择了《申报》所刊发的《日本派钦差使节来中国议论台湾逞凶事》、《论台湾生番宜惩办事》、《论越南军务》、《马江形势》、《论保护教堂即所以保护中国人民》等文。为体现民间人士科技观从传统的“格物致知”转向近代“声光电化”的,选择了《申报》上刊发的《地球说》、《拟制造局新刻西学书十三种总序》、《请崇实学论》、《学贵实用论》、《论出洋学徒宜赴英京》、《医论》、《论中西医学之异》、《医说》、《医院治病记》等文。反映民间社会移风易俗思想的,从《上海新报》选择了《缠足论》、《中外异俗》、《戒溺女词》、《劝勿溺女歌》、《重女命以清娼源》、《悯世要言》、《民有三疾诗》、《和民有三疾诗》、《议禁洋烟》、《创立戒烟局》、《论烟患》、《立止民谣》等文。

文选类资料集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葛士濬辑,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石印本,突破了《皇朝经世文编》分学术、治体及吏、户、礼、兵、刑、工八纲的体例,另增洋务一纲20卷,收奏议、论文1000余篇。《皇朝经世文三编》八十卷(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清陈忠倚(淞南香隐)辑。共选592篇,时间自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三年。《皇朝经世文四编》五十二卷,何良栋辑,门类同葛书,但把洋务变为外部,增改子目有富强、国债、税则、钞法、银行、赛会、公司、公法、议院、善举、埠政、治道、史传、地志等,共670篇,光绪二十八年刊。另有陈耀卿辑《时事新编初集》(光绪二十一年铅印本),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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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历史记忆

洋务运动时期民间社会的时局观

从“经学为本”到“声光电化”“练兵制器”

从“重农抑商”到重视工商

对西方与日本政教的介绍

社会慈善公益思想

社会风俗变革思想

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与理论基础

本册主要收录了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严复的《天演论》。其中,康有为的“两考”所阐释的变法理论即是由传统公羊学推演、阐发而来的“托古改制”论。清中叶以降,今文经学盛行,公羊学“以经议政”、注重“微言大义”的传统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并成为思想家阐发变法思想的重要资源。他们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阐发公羊三世说的变异观、“托古改制”,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龚自珍、魏源即是借助公羊学资源阐发其思想的重要思想家。不过,龚、魏“公羊学”思想尚是停留在议政的阶段,而康有为则将公羊学的思想资源阐发成为系统的变法理论,并付之于实践,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运动。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康有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极大地发挥公羊学议政的特点,阐发公羊学的三世说、“托古改制”论,并将三世说与小康、大同思想相杂糅,与西方民权、平等学说相贯通,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变法理论,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戊戌变法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则是严复的《天演论》。如果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话,那么严复的《天演论》则是西方思想的输入。《天演论》主要翻译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严复在其译文及其按语中,大力宣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学说,尤其推崇斯宾塞的庸俗社会进化论,但同时他又不满于斯氏的“任天为治”的观点,而赞同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提出的“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思想。这样,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严复一方面通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庸俗社会进化论的介绍,尖锐地抨击了封闭保守、麻木不仁的落后的社会心理,给人们敲响了如不赶快维新变法中国就有可能被强国肉食、亡国灭种的警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与天争胜”思想的强调,告诉人们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树立信心,奋发图强,中国就可以由弱变强。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此外,由于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一个延续、发展的关系,故本卷还收入了康有为的早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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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早期思想

变法的理论之一:《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变法的理论之二:严译《天演论》及按语

康门师徒的变法思想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给国人以极大的震动,痛定思痛,时人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只有变法,才能挽救危局。在此背景之下,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由隐而显,一个主张变法的维新群体渐趋活跃。他们的变法主张与那些曾经主导过洋务运动的洋务官僚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康门师徒就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在戊戌维新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这里的康门师徒除了包括康有为及其万木草堂入室弟子外,还包括谭嗣同。原因在于谭嗣同虽非康门入室弟子,但却一度私淑康有为;而且,他的思想与康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故而收入其中。本卷之所以将康门师徒的变法思想单独列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既与其他维新思想家有共性,也有康门特有的个性。其共性集中体现在:他们都主张变法,强调变法的急迫性、必要性;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鼓吹自由平等思想,抨击封建纲常明教;主张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变法途径上,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兴学堂、办报刊、办学会,通过学堂、报刊、学会以“开民智”。这方面的内容在本卷中都有着清晰的体现。但康门师徒又不同于其他维新思想家,这种不同反映出康门师徒特有的思想与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一,康门师徒的变法是以由“公羊”学演化而来的“孔子改制”论、“三世”说等为理论基础的,他们在变法思想的阐发中都紧紧围绕此一理论展开,时人称之为“康学”。在其他维新思想家中,虽然也有人在阐发变法思想时用到“孔子改制”说、“三世”说等理论,但数量很少,而且不像康门师徒那样有着系统的阐发。其二,康门师徒有着创建孔教的终极关怀,时人称之为“康教”。在康门师徒的思想中,“保国”与“创教”是互为因果的。因此,他们大量的论著都在阐发创教的必要性、创教的途径、创教的手段等,而且他们创办的学会、学堂都渗透着强烈的创教关怀,报刊则成为他们创教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这一点则是康门外多数维新思想家的思想中所没有的,而且也是不被他们认可和接受的。这正体现了康门师徒变法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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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其他康门弟子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非康门维新思想家的变法思想

本卷集中收录了康门师徒之外其他维新思想家的变法思想,包括严复、宋恕、唐才常、何启、胡礼垣、汪康年、章太炎、皮锡瑞等人。与康门师徒相比,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学术背景不同,其主张变法的路数也比较多元。但就其变法思想的共性来说,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具体而言,儒学思想中的变易观与“公羊”学中的“孔子改制”论、“三世”说无疑是他们阐发变法思想的重要资源;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是斯宾塞的庸俗社会进化论,对当时的维新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变法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思想的影响。当然,不同的人对上述两种思想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唐才常、皮锡瑞等人受“公羊”学理论的影响较大,严复、何启等人则受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颇巨,而传统思想中的变易观则是他们变法论说展开的共同思想底色。

就变法内容而言,他们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变法,反对守旧;主张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反对洋务派的变器、变事;强调变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传统思想中的“三世”说与西方思想中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为理论依据,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他们将变法与救亡图存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变法才能挽救危局,免于被列强瓜分的噩运。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维新派主张制度变革,批判洋务派的变法流于表面、枝节,认为洋务新政仅停留在变器、变事的层面,根本无法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命运,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变法。第二,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思想家从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现实出发,认真探寻其背后的原因。认为根本在于西方实行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则实行专制制度,君权日尊,民权日衰。因此,兴民权乃中国由贫弱致富强的不二法门。而欲兴民权,必须限制君权。维新思想家们根据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重新阐释了君主与国家的起源,否定了君权神授论,并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给予抨击。在如何“兴民权”的问题上,维新思想家一致认为欲“兴民权”,须先“开民智”。而欲“开民智”,一要变科举,二要兴学校,三要办报刊、译西书。在他们的思想中,开民智、兴民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行君主立宪。要实行君主立宪,就必须设议院,议院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根本。第三,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抨击封建纲常名教。维新思想家们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积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论述实现自由、平等的天然合理性。与此同时,维新思想家对封建纲常名教给予激烈抨击。因为只有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才能达到变法的目的,因此必须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第四,“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维新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如废除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厘金制度,切实开垦荒地,保护专利,奖励工艺创新。在文化教育事业中,维新思想家们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检讨。他们强烈要求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倡女学。同时他们重视风俗改革,大声疾呼废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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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宋恕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唐才常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何启、胡礼垣的思想

其他人的变法思想

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 反对者对维新思想的批判

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能轰轰烈烈地展开,除了维新思想家的鼓动、宣传、推动之外,还与一批具有趋新思想的各级官员的参与、支持密不可分。因此,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成为本卷重点收录的内容之一。

之所以强调官员的变法思想,是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戊戌维新是很难从思想变为实践的。而这些趋新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维新初起之时支持变法,又与甲午战败、马关割地的创痛密不可分。在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反思与讨论中,胡燏棻等官员与康有为等人同时都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尽管双方的变法内容并不全然相同,但他们的变法呼声无疑为维新派的变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而且,这些趋新官员所倡导的变法,其内容也比洋务时期更进一步,这正是趋新官员能够支持维新派变法的思想前提。可以说,甲午战后,变法成为趋新官员与维新派之间的共识,在此共识之下,维新运动逐步兴起。当然,由于阅历、地位的不同,不同官员的变法思想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即使同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与陈宝箴之间的变法思想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本卷着意收录了不同级别官员的思想主张,以便在比较中发现其中的异同。更为重要的是,官员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思想家的思想之间有着更大的距离,正是这种差距最终导致了趋新官员与维新派的分道扬镳。可以说,随着变法活动的推进与深入,曾经援引维新志士推行变法的趋新官员,遂成为维新思想的批判者之一。

戊戌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反对派对维新思想及戊戌变法的反对与批判,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综观戊戌时期反对派对维新思想的批判,可以分为政变前后两个阶段。政变前,由于维新思想的兴起有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故而反对派对维新思想的反对也呈现出一个由微到著的过程;随着变法运动的展开,维新派宣传民权、平等、议院及素王改制的思想在各大报刊风行,封建纲常名教受到威胁,这引起了反对派的瞩目与反对,甚至那些趋新官员也因此走向维新派变法的对立面。戊戌政变后,“康党”的学术、政术、心术都成为各反对者用心揭发的对象,“康党”被清廷定为“逆党”,成为钦命通缉的要犯。于是,那些揣测希荣之御史言官便通过揭发“康党”的心术、政术,以迎合太后的旨意。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倡导变法的官绅,也被他们冠以“康党”的帽子一网打尽。透过这些揭发奏章,我们可以感受到戊戌政变后康党、新党官绅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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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与主张

反对者对维新思想的批判

政变后的揭发

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

鸦片战争以来的反侵略爱国思想

反洋教思想及其局限

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与盲目排外

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思想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作为要犯受到通缉,后来分别在英国人、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日本。严复由于没有参加戊戌变法的实际活动,未受到清政府的政治迫害,继续当他的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之后,维新思想家们又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其未竟的维新变法事业,积极从事保光绪,救中国,反对慈禧废立光绪阴谋的活动。在从事未竟的维新变法事业的同时,维新思想家们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思想启蒙活动,而且与他们的维新变法事业相比较,他们的思想启蒙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本卷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戊戌变法后维新思想家们启蒙思想的资料作一整理:一、译介西学,批判封建思想;二、梁启超的“新民说”;三、康有为的《大同书》;四、严译“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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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西学,批判封建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

康有为的《大同书》

严译“名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术启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广泛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认识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广泛传入必将刺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因为“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结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此例殆推诸各种事物而皆同也”。当时世界上只有两大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矣。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基于上述认识,他们和属于革命派思想家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一起,一方面发扬国学传统,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整理和探讨中国固有的旧学术,并提出“史界革命”“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等口号,推陈出新,倡导戏曲改良、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在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等多个领域取得丰厚成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卷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史界革命”及其成就;第二,文学的“三大革命”与戏曲改良;第三,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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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革命”及其成就

文学的“三大革命”和戏曲改良

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

20世纪初革命派的启蒙思想

20世纪初,革命派在积极从事反清革命的同时,又以饱满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和封建迷信,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和平等思想,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为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做出过重要贡献。与19世纪末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思想比较,20世纪初革命派的启蒙思想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和内容。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实际上20世纪初革命派的启蒙思想是联结19世纪末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派的启蒙思想的桥梁,在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革命派的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批判专制制度,要求人权与自由;二、批判纲常名教,提倡伦理道德革命;三、批判“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四、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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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专制制度,要求人权与自由

批判纲常名教,提倡伦理道德革命

批判“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

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

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及其论争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八国联军乘机侵略中国,先后攻占天津和北京,慈禧逃往西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于1901年9月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晚清以来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辛丑条约》。民族危机更趋深重。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才能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民主革命思潮因之兴起。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思潮兴起之前,孙中山就开始了反清革命的斗争。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派,他的思想有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之前,他是一个改革或改良派,上书李鸿章的失败,才使他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去有他少年时曾生活过的檀香山,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兴中会成立不久,开始策划乙未广州起义。但起义未及发动即告失败。尽管义和团运动后,不少爱国志士有感于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清王朝的腐朽卖国,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革命思潮因之兴起,但当时占思想界主际地位的还是以康有为为、梁启超代表的保皇派(改良派)的改良思想。改良思想和革命思想发生明显消(改良思想)长(革命思想)、革命派的势力和影响最终超过改良派,并成为历史发展主流的转折点是在1903年。这年先后发生的拒俄运动和“《苏报》案”,使广大爱国学生,其中包括不少原来赞成改良的爱国学生终于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不可救药,要救国就非推翻它的统治不可。正是以拒俄运动和“《苏报》案”为转折,革命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1904年后,除原来成立于外海外的兴中会外,内地又成立了不少革命团体,如长沙的“华兴会”、武汉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的“光复会”等。1905年,在各革命团体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先后领导和发动了系列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又又运用批判的武器,围绕三民主义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过激烈论战。论战的结果,是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路线,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做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本卷收录的是关于20世纪初民主革命及其论争的资料,分为五个部分:一、民主革命学说的广泛传播;二、孙中山早年思想的演变;三、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的消长;四、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五、围绕三民主义的思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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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学说的广泛传播

孙中山早年思想的演变

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的消长

围绕“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