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经致用，倡导经世实学。以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为代表的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家学经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要“先立其大者”，重点学习那些关系“天下之治”、能对国家大政有所指导的经书。学习的方法要运用得当，要精读原著，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者，而究其义之所止”。他们尤其强调学经要联系实际，思考和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他所撰写的《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等经学论著，“推本求源”，上承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下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与乾嘉学派逃避社会现实相反，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家认为，士人（知识分子）应关心国计民生，过问时事政治，用魏源的话说：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学”。包世臣指出，天下之所以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其原因就在于士能“志于利济斯人而已”。又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大事也。”并再三强调，士大夫的学问经济，不在于时文、楷法，也不在于考据，而在社会现实，举凡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吏治官风、盐课漕运、河工水利、兵政边防、舆地农政、钱币人口、刑名法律、文教灾赈等都应成为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倡导经世实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及其名著《日知录》特别推崇，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日知录》所以值得推崇，原因就在于顾炎武写作此书，意在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以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为代表的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家许多是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写过不少有关经学、史学和文学的著作或文章，但他们写书，研究学问，不纯粹是为书而写书，为学问而研究学问，除学问外，还为了经世。以史学而论，他们认为“今必本夫古”，“古今一辙”，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要通今，则必知古，“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当周济向包世臣请教如何撰写两晋这段历史时，包世臣认为，“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可以略写或不写。“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这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非唯晋代，因此必须详写。“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历”，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经验教训，故“晋略之志，当在是矣”。魏源尤其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认为“时务莫切于当代”，并先后撰写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元史新编》三部满含经世意蕴的历史著作，其中前两部属于当代史。至于写文，他们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讽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写“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他们特别强调作者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多发一些“防患设机之论”，使人们能“观其文以知其俗，推其俗以知其治”，从中得到一些“劝惩之方”和“补救之术”。

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想家们首先对清王朝衰世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表面上当时社会“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实际上国势陵夷，已经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这首先表现于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写道：自乾隆末年以来，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富，贫户变饿者”，作为“四民之首”的农民，“奔走下贱”，生活不下去了，“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甚至在向称富庶的东南地区，因赋税的繁重，也出现了“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的悲惨局面。其次表现于吏治的日益败坏。他们指出，吏治腐败虽然历朝历代都时有发生，但以乾隆末年以来最为严重。在京师，那些手握大权的“政要之官”，都是一些品质恶劣、欺诈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们为追求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无恶不作。在地方，所谓的“亲民之官”，却以钱漕为利薮，案牍为威权，“至风俗之浇漓，闾阎之安扰，以其无利于己，而置之不问。”至于那些胥吏衙役，他们更象“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一样，欺压百姓，飞扬跋扈。再次表现于人才的凋零。他们指出，吏治的败坏，必然导致人才的空乏和虚患，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被扼杀。因此，嘉道年间，“天下之无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即使有才能的想贡献自己的力量，朝廷也不重视，相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人才的凋零，这是一个社会已进入“衰世”最明显的表征。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想家们在对对清王朝衰世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更法”和改革的要求。依据《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龚自珍批评那种死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和一切“率由旧章”的主张是陈腐迂见，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只有变法改革才有可能挽救已陷入“衰世”的清朝统治，否则，衰世就会变成乱世，最后的结局，将是“踵兴者之改图。”他强调，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劲改革”，一种是“自改革”，“劲改革”权操于“来者”，“自改革”权操于清朝自己，“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他特别提醒清统治者：“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魏源也对那种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陈腐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法有了弊，就必须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利民”。所以，凡“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他并列举历史上的赋税制度、选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变革，以说明只要变革为“人情所群便者”，即使“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这里的“选举”，指的是“九品中正制”——引者），舍雇役而为差役”；“必不舍营伍而为屯田、为府兵也”。包世臣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主张“一反五百年之弊”，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上利国而下利民”，使国家和老百姓都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而不能“膏屯于上，泽竭于下”，借改革之名，行搜刮之实。他认为只有国民两利，改革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也才有成功的可能。基于上述认识，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些主张和方案涉及“三大政”——“漕政、盐法、河工”以及币制、科举、农业等各个方面。

对于鸦片之害，经世思想家们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包世臣就论述过鸦片问题，认为鸦片泛滥，造成本末并耗，白银外流，国困民穷，其害不异于鸩毒。故此，他主张严禁烟土。有鉴于以前清政府曾颁发过数次禁令，但屡禁不止，他提出了“撤关罢税”的建议。除包世臣外，其他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僚和思想家也对鸦片的输入造成的社会危害进行过揭露，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禁烟主张。其中以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上奏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最有名。黄氏认为鸦片“蔓延中国，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未有之大患，灾祸烈于洪水猛兽，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聋发聩，请仿周官重典之法，治以死罪”。黄爵滋严禁鸦片的主张得到林则徐、张际亮、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支持。林则徐于黄爵滋上奏后不久，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支持黄爵滋的主张，并于是年底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成为禁烟的代表人物。龚自珍于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前夕，向林建议用绞刑、砍头等严厉手段打击食鸦片、贩鸦片和制鸦片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疆的稳定与安全历来为知识分子所关注。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想家们也不例外。1820年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肯定清初以来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和加强西北塞防的重要性，并主张在西域建省。道光初，龚自珍又撰《蒙古志》十二卷，并作《与人笺》一文，提出治蒙策略。这一时期关于边疆的著作，还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及《西域水道记》、沈垚的《新疆私议》、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李兆洛的《大清一统舆地全图》、何秋涛的《朔方备乖》等。其中沈垚的《新疆私议》写于1826年，主要针对当时出现的“损西守东”之议而作。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作于1830年。和沈垚的《新疆私议》一样，魏源在文中也首先批驳了“损西守东”之议，然后探讨了坚守西域的办法，建议清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内地人民西迁，开发大西北，借以巩固边防。沈垚、魏源的这些主张，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鸦片战争之前，尽管朝野上下，官场士林，都还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但还是有极少数的经世思想家开始留心夷务，关注夷情。1826年（道光六年），包世臣写信给在粤海关做事的萧令裕，二人在书信中曾就英国在南洋的情况以及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讨论。两年后，他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又明确指出新加坡已成为英国鸦片走私和侵略中国的据点，要警惕英国可能因中国严禁烟土而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对“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深感忧虑。他建议当局赶快采取措施，一面派人去新加坡了解情况，一面加紧水师建设，否则“恐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果然不出包世臣的所料，十年后，英国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人对“夷情”的了解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两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林则徐的这一举动打击了英国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影响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由此正式拉开序幕。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包世臣为代表在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官绅，坚决主张抵抗，并投身到反侵略战争的行列，或领导和组织军民英勇抗战（如林则徐、姚莹），或积极为抵抗英军的侵略出谋划策（如包世臣、魏源）。以包世臣为例。鸦片战争发生时，包世臣已年近70，且体弱多病，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尽一切可能收集前线情报，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他先后应邀与路经他住地豫章（今南昌）的奕山、杨芳、奕经举行过晤谈，并多次写信给前线官员，贡献自己的应敌意见。他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与前明的倭寇之乱“事略同而情迥异”，因此，其反侵略的措施也应不同于前明的平定倭寇之乱。首先，他认为与中国通商的各国中，英国最强，其他各国都不独与之为敌，而英国则依仗自己的富强欺凌其他国家，“邻国所产各货皆被该夷于要害处所设关收税”，其他国家皆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应该利用其他国家对于英国的不满，联合各国力量，共同消灭英国。这种办法他称之为“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具体而言，他建议先封关绝市，然后由当局明告各国，中国所以封关绝市，是因为英国不遵守中国法令，走私鸦片，复又“恃强怙恶”，坚不具结，如果各国能集众弱以为强，共消灭英国于海中，叩关内请，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能高下，减免各该国关税，“是谚所谓‘羊吃麦叫猪去赶也’”。其次，他建议当局要“通筹全局”，不要仅仅注重广东一隅，“计出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而应于各海口都加强警戒，“备以重兵”，以防“一处空虚”，被英军乘机突破，特别是要加强台湾这一经济、军事要地的军事力量，“增防严守”，以安定人心。同时他又估计英军可能会溯江而上，切断瓜州粮道，威胁京师的粮食供应，因此建议加强长江防务，尤其要在长江入海口的咽喉要道图山“安设重兵，以备不虞，使重空粮艘来往无惊，以维国脉”。第三，鉴于“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绝非中华所能”的不利状况，他建议在加强水师建设的同时，招募曾在英夷学堂学习过“制炮之法”的嘉应一带“贫士”，开厂自己制造，从而使“天下物之利者”为我所用，以增强抵抗侵略的军事力量。他还建议当局不要听信英国人只善于水战，“一登岸则技穷”，因而不会登岸的谣传，要做好提防他们登岸的准备，准备与他们打一场“短兵相接”的恶仗。另外，他还建议当局开发矿源，筹备军饷，以便长期抗战。他尤其强调当局要“以拊循闾阎，苏民困，固民心为先务”，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民间疾苦”，以改变“官民相仇久矣”的局面。然而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包世臣等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官绅提出的应敌建议，战争的结果以清政府战败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结束后，包世臣等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官绅以极其痛苦的心情对中国所以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地反省。本节收录的便是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包世臣为代表的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官绅提出的应敌奏折、文稿和书信，这些奏折、文稿和书信所反映的是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思想。

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林则徐，字元抚，号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11年中进士，曾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以干练廉明名重于时，并与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志趣相投，关系密切，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封疆大吏。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他到达广州不久，为了解“夷情”，以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开始了“开眼看世界”的活动。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组织人翻译《四洲志》。《四洲志》的原书名叫《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著，1834年初版于伦敦，后又多次再版。全书有1500多页。《四洲志》是该书的摘译，共87000多字，述及的国家和地区有东南洋的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洋的五印度、南都鲁机（南东耳其），小西洋的东、北、南、西、中，阿利未加洲（非洲），大西洋的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荷兰、佛兰西（法兰西）、意大利亚（意大利）、耶马尼（德国）、奥地里加（奥地利）、波兰、瑞士、北都鲁机（北土耳其）、英吉利、斯葛兰（苏格兰）、爱伦（爱尔兰），北洋的俄罗斯、普鲁社（普鲁士），外大西洋的弥利坚（美利坚）。其中，述及英吉利和弥利坚的文字最多，内容也最为详细。特别是对英吉利的议会制度有较多介绍。《四洲志》是晚清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除《四洲志》外，林则徐组织人翻译的英文书还有《各国律例》和《华事夷言》。《各国律例》是《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一书的摘译。该书的作者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瑞士人滑达尔（1714—1767年）。原书用法文写成，后被译成英文。《各国律例》摘译的是英文本第1编第8章第94节、第2编第8章第100—102节、第3编第1章第1、2节，以及有关注释，内容主要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华事夷言》原书名《中国人》，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所著，183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涉及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为了解更多的“夷情”，尤其是英国朝野的最新动向，林则徐还组织人将《广州周报》《广州记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报》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翻译出来，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以备参考。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旅居国外的归侨、到过南洋或欧洲的中国人以及来粤的外国人询问有关情况。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鸦片战争最后以中国失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割地培款的《南京条约》而结束。洋洋中华帝国，竟被一个远道而来的“岛夷”打败，这不能不使以魏源、姚莹等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会被打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用姚莹的话说：“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于是，他们发愤著书，以介绍海外情事为己任，和林则徐一道，成了晚清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其中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以及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和姚莹的《康纪行》。

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思想的最初表述者是林则徐。林则徐在领导广州禁烟和抵抗英军侵略的实践中，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行过。继林则徐之后，包世臣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1841年2时任参赞大臣杨芳率军增援广州，路经包世臣居住地豫章时专程到包世臣的家中征询他的意见。包世臣认为与中国通商的各国中，英国最强，其他各国都不独与之为敌，而英国则依仗自己的富强欺凌其他国家，“邻国所产各货皆被该夷于要害处所设关收税”，其他国家皆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应该利用其他国家对于英国的不满，联合各国力量，共同消灭英国。这种办法他称之为“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具体而言，他建议先封关绝市，然后由当局明告各国，中国所以封关绝市，是因为英国不遵守中国法令，走私鸦片，复又“恃强怙恶”，坚不具结，如果各国能集众弱以为强，共消灭英国于海中，叩关内请，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能高下，减免各该国关税，“是谚所谓‘羊吃麦叫猪去赶也’”。他还告诉扬芳，“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所能”，因此应招募在英夷馆学习过“制炮之法”的嘉应一带“贫士”，设厂制造，从而使“天下之物之利者”为我所用，以增强与英军作战的能力。除林则徐和包世臣外，一些到过前线或关注战事的清朝官吏也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有一定认识，进行过一些“师夷长技”的活动。如浙江方面伊里布曾主持过试造西式船炮，但不成功，厦门方面也曾进行过按西式船炮改造中国船炮的试验。耆英在部署两江防务时，听说广东“有熟谙西法、专门铸炮之人”，特知会两广总督祁挑选前来帮助江苏铸造能与西洋大炮一敌高下的新式大炮。虽然林则徐、包世臣等表达过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有过一些实践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任何理论阐述，借用研究者的话说，他们的思想还只是一种“朴素形态”。对这一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阐述、从而使其从“朴素形态”升华为一种“自觉理论”的是魏源。魏源参加过浙东的抗英斗争。在抗英斗争的实践中，他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长技”是英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国能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的“长技”学到手，英军便失去了取胜的可能。所以，不久他便在《圣武记》中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主张。接着，他在撰写专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到编写《海国图志》时，他更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完整主张，并对这一主张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论阐述。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接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7岁入私塾读书。16岁那年，他因家庭贫困而辍学，随父兄从事生产劳动。18岁时，当私塾教师。从16岁到31岁，他曾先后4次到广州应试秀才，但都名落孙山。科场的失意，使他感到愤懑不平。加上广州地处祖国的南大门，与香港水陆相联，是中国最早遭受英国等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地区，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掀起反侵略斗争的地区。清政府的腐败、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都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印象。1836年他到广州参加考试时曾得到过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布道书。这是一本包括九种小书的小册子。该书的编撰者梁发，广东高明县人，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少年时代当过雕刻印刷工人，后来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刻印《圣经》，并相信了基督教，成了牧师。马礼逊是西方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于1807年到达广州，从事传教活动。《劝世良言》内容包括马礼逊翻译的一些《新旧约圣经》章节和梁发解释基督教教义的文字。开始，《劝世良言》并未引起洪秀全的注意，他随便翻了翻，就扔到了一边。1843年，他最后一次科举落第后，在别人的劝告下，认真阅读了这本书，对书中所宣传的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内容产生了浓厚兴趣。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洗礼，以示“去旧从新”，并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从事传教活动。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1847年春，洪秀全又到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几个月，学习基督教义，得读完整的《新旧约圣经》。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一方面吸取了《劝世良言》的某些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对之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从而使拜上帝会成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反清斗争的组织形式。当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借用又给太平天国事业产生过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成也萧何，败亦萧何，洪秀全借用基督教，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导致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清和推翻清王朝统治，是太平天国的动力和目的，但与此前的一些会党不同，太平天国反清和推翻清王朝统治不是为了复明，恢复被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明王朝，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理想”天国。在从广西进军南京的途中，太平军就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建立起“理想”的人间天国：“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就是到了晚期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太平天国还以干王洪仁（玕）的名义发布《讨妖檄文》，重申反清和推翻清王朝、建立自己的“理想”天国的意志和决心。在对外反面，太平天国不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南条约》，而主张与西方各国平等往来，并明确宣布不许从事鸦片贸易，但正当贸易照常进行。当然，因宗教形式相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同样信奉上帝的“洋兄弟”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仅允许“洋兄弟”们“自由出入”太平天国及“货税不征”，而且还希望他们能支持自己推翻清王朝、建立“理想”天国的事业。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违，正是在他们的“洋兄弟”和在清王朝的联合围剿下，太平天国最终走向失败。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在著名的“三原”（即《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中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而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便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那段话。为了建立起“大同”的理想社会，1850年金田团营（即命令各地拜上帝会众到广西金田村集中，编练队伍，准备起义）时，建立了所谓圣库制度，拜上帝会众将自己的田产房屋变卖后交给圣库，实行财产公有和平均分配。1851年金田起义后，圣库制度更发展成了一种军事纪律。洪秀全下诏：“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洪秀全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只有3000多字，但它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描绘了一幅“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不过，《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既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又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天朝田亩制度》公布不久，太平天国领导人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即下令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资政新篇》的提出者是洪仁玕。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的族弟，早年加入拜上帝会。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他没有参加。金田起义后，迫于清政府的搜捕，于1852年避居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处教书，因而对西方文化多有了解。1858年他离开香港，历经艰险，于第二年4月，辗转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不久即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到达天京不久后提出来的，经洪秀全旨准颁行，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官方文献。《资政新篇》共约10，000字，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用人失察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部分。如果说此前的《天朝田亩制度》为太平天国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理想的蓝图，其核心是平分土地的话，那么，《资政新篇》则为太平天国描绘了一幅近代化理想的蓝图，其核心是向西方学习，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完全具备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加上太平天国又正忙于应付严酷的军事斗争，所以除得到洪秀全某种程度的认可外，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更没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覆灭，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历史意义。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过批判，又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继承者。比如，洪秀全对秦以后的中国历代帝王进行过谴责，认为他们不仅不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相反是引诱人民崇拜邪神、背叛上帝的罪人。他尤其对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的抨击最为激烈，称他为“阎罗妖”，并号召人们站在皇上帝一边共同击灭之。但同时，作为小生产者的旧时代农民，洪秀全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所以，他虽然否定秦以后的帝王曾“受命于天”，不是“真命天子”，但他并不否认君权神授，相反极力宣扬这套理论，以便使自己的“君权”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他既批判和否定过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等级制度，宣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间是兄弟姊妹，一律平等，又大力提倡和推行封建等级制度，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此后，洪秀全等人就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1858年太平天国对《太平礼制》作了进一步的修订，更加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定必判尊卑”，要各级官属“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尊卑”，如有冒犯，则“斩首不留”。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既反对和批判过孔子，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则上帝鞭挞孔子的神话故事，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发动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反孔运动，但在事实上，儒家思想中“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的思想内容又被太平天国全盘继承了下来，并且成了维护新的至高无上君权和新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

太平天国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帜的农民起义，而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无论其教义，还是宗教仪式，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不易为中国人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广大士绅所接受。所以，很难得到当广大士绅的支持。而太平天国的敌人——清王朝统治者也正是看到并利用了这一点，对太平天国加以攻击和围剿。湘军统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不习孔孟之道，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并号召广大士绅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不致遭到太平天国的毁灭而起来参与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士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支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在新旧政权的对垒中，他们的向背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着新旧政权的命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在总结曾国藩的湘军何以能由小变大、最后战胜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就认为湘军“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天国“无读书人”是其重要教训。我们这里选录的是清官员和士人所记载的太平天国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从1853年4月到1854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内，英国出使中国的全权代表文翰及其后任包令，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等，先后打着“中立”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的目的，是为了近距离地考察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他们这些西方“洋兄弟”的态度，以便确定他们的对策。与此同时和之后，一些传教士，或受教会的派遣，或个人的原因，也先后来到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这些公使和传教士考察结束后，或向本国政府，或向所属教会，报告了他们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近距离考察太平天国后的感想。此外，一些外国商人、水手和游历者也先后到过天京或太平天国管辖的地方，不同程度地与太平天国领导人、官员和民众有过接触和观察，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写有这方面的报告或文章。上述这些公使、传教士、商人、水手和游历者的报告和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太平天国的资料。本节收录的便是这方面的资料，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开始时，由于对太平天国不了解，以为太平天国和他们一样都信奉上帝，因此，不少人对太平天国存在着幻想，认为太平天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因而对太平天国持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随着时间和时局的变化，他们越到后来，越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其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和支持转为不友好和敌视。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人其观察和态度都比较客观。

19世纪50年代以后，内则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外则有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局。洋务派对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意识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认识到需要顺应时势调整内外政策，形成了其在近代史上一种引人注目的理论——“变局”论。它既是一种对所处时代进行判断、定位的时代观，又是一种如何应对时势、如何对待变革的历史观。洋务派的基本认识是时代已经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巨变，应对之策应当是适应时势顺势变法。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国战败后，有识之士开始以“变局”观认识时势的深刻变化。黄钧宰1844年在《金壶七墨》中感叹英法入侵使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一家”之世道，是“古今一大变局”，称“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徐继畲1846年在《瀛环志略》中，也以“古今一大变局”描述“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后南洋格局大变、中土多事的局势，指出“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他还称赞“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黄恩彤在《抚夷纪略》中也提到，外人入侵、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是“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更多人士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洋务派官僚纷纷以“变局”论立论中外大势，并从“夷洋”观、时代观、变法观等方面全面展开“变局”论的具体内涵。据台湾学者王尔敏统计，自1844年至1902年间，中国士人提出“变局”之言论者不下66人。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除了使用“变局”一词，还有“创局”、“奇局”等提法。“变局”论取代经世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奕在1861年的《请设总理衙门折》中，对时局、对外夷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该折表明清王朝内部的一部分官员的“夷洋”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洋务派开始形成。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已指出：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也认识到，“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李鸿章是洋务派官僚中谈论“变局”论较早、较多，认识较为深刻的一位。在1862年的《复沈幼丹中丞》已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其后，他在1872年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提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他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又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强调既然时代变了，治国之策、应对之方必须适应时代，“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他在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他洋务派官僚也从各自视角阐发了“变局”论、变局意识。如丁日昌1867年在上奏称“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5卷，第17页）。曾纪泽在1878年作《文法举隅序》称“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在1880年的《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折》中称“伏念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四万里以与中华上国相通，使臣来往于京城，商舶循环于海上，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也”；在1882年《巴黎复陈俊臣中丞》中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1884年，郭嵩焘指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复李次青》，《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25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

洋务运动亦称自强运动。洋务派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后来增加了“求富”、创办民用工业的内容，但军事上“求强”的目标始终未变，其追求“求强”的目标，包括从制器、学技、操兵、建军等方面入手，即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创立近代海防海军，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等。洋务派大员们围绕练兵制器、近代海防、海军建设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自强思想。“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经过三十年的“自强”新政，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军事近代化取得了较大进展。

“自强”新政从制器、练兵开始。奕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还指出：“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随时随处选匠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要需。”“中国原不少聪明颖悟之资，特事当创始，不能不于洋人中之熟习机器者暂为雇觅数人，令中国人从事学习，务使该洋人各将优娴之艺，授以规矩，传其秘窃。该学习人等若能劳身苦思，究其精微，逐渐推求，久之即可自为制作。”（《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等奏》）对奕的观点，曾国藩非常认同，他在奏折中表示：“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李鸿章强调：“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65年，左宗棠向总理衙门提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峙。”次年，他上《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折中写道：“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他正式建议清政府设立船政局以自造轮船，福建船政局得以创立。他在调离闽浙总督时仍关注船政局，还强调：“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就海防建设等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员中展开了史称为“海防议”一次大的讨论，引发过“海防与塞防之争”。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移西饷以助海防”，主张放弃新疆而全力经营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沙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主张全力加强西北塞防；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海防塞防并重。李鸿章等洋务要员大声疾呼加强海防，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如李鸿章1876年强调“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方今强邻环逼，合反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湘淮各军少裁长夫折》）。在他们的大力呼吁下，近代海军开始创建。

随着自强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又进一步认识到了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性。李鸿章建议朝廷“专设一科取士”选拔精通技术的“制器之人”：“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致总理衙门同治三年》）洋务派创办了船政学堂等军事学堂，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创办民用企业。他们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基础，“先富而后能强”，而要富国富民，就要发展工商业。早在1862年，曾国藩在《复毛鸿宾》一信中就提出“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今之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的观点。监察御史李璠对曾国藩提出的“商战”论评价甚高，他认为商务的盛衰关乎国运，所以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便更加为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西人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论及求强与求富的关系，李鸿章指出：“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他也强调了矿产业的重要性，指出：“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之立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菁华闷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一大宗。”（《直境开办矿务折》）为了促进工商业、矿业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铁路、电线电报等基础设施与金融服务业，需要政府设立相应部门以护商保商。因此，洋务派围绕开通铁路、兴办航运、架设电线、发展金融、设立商部与招商局等进行了阐述、建言。关于创办铁路，奕表示，自己“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于调兵运饷、利商便民诸大端，为益甚多；而于边疆之防务，小民之生计，实无危险窒碍之虚”。（《天津等处试办铁路以便调兵运械疏》）李鸿章指出：“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欲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妥议铁路事宜折》）关于航运业，李鸿章指出：“伏查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轮船招商局请奖折》）关于电报电线，李鸿章指出：“且沿海各省与京外筹商军国要事，调兵催饷，均得一气灵通，于洋务海防，实有裨助，而商民之转轮贸易者，亦藉电报速达，利益更广。”（《商局接办电线折》）左宗棠指出：“窃维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万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筹办沿江陆路电线片》）关于金融业，张之洞指出：“臣等伏查银行之设，利国、利商、利民，中外臣工陈奏至详，而谕旨富强要图，中国不自举办，一任外人攘我利权，亦非长策之训，实已究极终始。”（《会同核议银行利弊仍归商办折》）他们希望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工商业发展，以达到求富、求强的目标。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让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当时清王朝所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再是过去被天朝看不起的夷人、戎狄，而是掌握着“长技”、许多方面为中华所“不如”的列强，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外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官僚提出以“外须和戎”作为对外的基本方针，主张尽可能避免与列强直接对抗，而以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争取时间、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曾国藩提出：“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复李鸿章》）对此，李鸿章非常认同，他答复：“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与彼族往还，见其骄怯多疑而又性急，往往反复辩论不得了当。”（《答曾相》）在“外须和戎”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以戒战、保和为主要取向，力避事态扩大，力避发生激烈冲突，力避列强出兵干涉，为此签订了《台事专条》、《烟台条约》、《伊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天津教案是洋务派对外交涉中委曲求全的典型案例。曾国藩对处理天津教案一事表示：“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于五月二十九日复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匝月以来，朝廷加意柔远，中外臣民亦已共见共闻。”（《密陈津郡教案委曲求全大概情形片》）曾国藩为避免与西方列强开战，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处死20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力也是主委曲求全，避战求和。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法人糊涂任性……调停甚难，殊为焦虑。其请示国主应否动兵，将来必调兵船胁制，自不待言。中国立意不与开衅，仍以难返赔银两层为结束。”“和夷”是中外实力不对称背景之下的“无奈”之举。

洋务运动中，以“船舰炮利”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声光电化”为主体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传播，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端，开启了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历程，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洋务派的科技观把“西技”“西学”放在“中本西末”“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的总体格局之下，其历史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客观上加强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引入，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性从科技现代性到人文现代性的拓展，而且开启了“制器”、“变法”、“新民”的近代化历程，改变了把西方先进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促进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和维新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器物技术观层面，洋务派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引进西方科技的紧迫性有所认识，强调“师夷长技”、“制器为先”、“觅制器之器”。曾国藩在1861年《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指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科学知识观层面，洋务派强调不仅要“制洋器”，还要“采西学”；不仅要学习“船舰炮利”的“西技”，还要学习“声光电化”的“西学”；不仅要引入先进技术，而且要建立近代知识体系。李鸿章曾为《增订格物入门七种》、《性学举隅》、《万国药方》等5种汉译西学书籍作序，反映了他对西方科技的重视与了解。郭嵩焘在西行历程中，不仅对西方先进技术感兴趣，也留心于近代科学知识。他听过热学、天文学、电学、化学、声学、矿物学、海洋学、脑相学等不同学科的讲演，与有关人士进行讨论，对各学科知识有所涉猎、了解。他在与张力臣的讨论中了解到：“论西洋格致会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学；二、重学及机器之学；三、测量家学；四、植物学；五、农务学；六、数学，谓考校货物出入多寡之数也；七、世务学；八、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九、天时、风雨、寒暑之学；十、地理学；十一、化学；十二、地内学，谓辨别方物也；十三、金石学；十四、人学，谓族类、肥瘠、寿夭之别；十五、医学。”曾纪泽也注意到西学分科立学的特点，他在《〈西学述略〉序》中指出：“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表明对以学术分科为特征的近代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科技人才观、科技教育层面，洋务派对如何培养掌握先进技术、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也有一定的思考与努力。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寻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所谓寻“制器之人”，就是要发现与培养科技人才。

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一些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译著，同文馆科技方面的译书被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如《格致入门》、《物理测算》、《天文发轫》、《星轺指掌》《算学课艺》和《全体通考》等；江南制造总局也非常重视翻译西方各种科技著作，主事的徐寿等人“因想一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科普论著，如一批以“格致”为题的科学通论著作相继印行，这些著作有《格致启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机》《格致须知》《格致略论》《格致释器》《格致举偶》《格致问答题要》《格致古微》等。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有识之士对我国传统以科举取士为基本制度的人才标准、人才培养模式、选拨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西方科技、西方文化的传播，近代企业、近代海军的创办，对人才模式、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近代性质的人才观，对人才标准、培养方式、培养途径进行了探索，促使中国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开始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发生了重要影响。洋务派对人才的重要性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如曾国藩在《原才》中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言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张之洞在《强学会序》中强调：“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随着时代变迁，人才标准、人才规格相应发生了变化。从人才知识结构看，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也是对古代士人的要求是儒学、经学，是时文、诗赋、小楷，但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近代化的兴起，对人才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洋务派强调要实现人才知识结构从“虚”到“实”的转变，强调要兼采中学与西学。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了科举变通方案：“臣愚以为科目既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同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降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人才规格、人才知识结构有了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途径也需要作相应调整。洋务派建议采取设学校、派留学、立学会等新措施，议有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之下，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开启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

在中西文化观上，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曾经一度领风气之先。向西方学习、吸取外来文明，曾经遭受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为了减缓来自守旧势力的压力，洋务派提出了“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先进技术、先进文化“源出中国”，学西学不过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老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以此证明中西学可以互相融通、互相吸收，学习西方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皤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中体西用”则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派举办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初步思想。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1864年，他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将该书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又称：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思想贯串于洋务从兴起到后期的全过程，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维新运动的发展和清末“新政”的进行。

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受到了同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守旧势力的反对。两派围绕同文馆设立、派遣留学、修筑铁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守旧派以倭仁、李鸿藻、徐桐、刘锡鸿、屠仁守等人为代表。

倭仁身为同治帝师，努力以“正学”辅导圣德。他将自己所辑《帝王盛轨》、《辅弼嘉谟》进呈，赐名《启心金鉴》，并陈于弘德殿作为同治帝读书的教材。他反对“奉夷为师”，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对发展工矿业、商业，主张改革风俗，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主张改革风俗，指出：“人性皆善，皆可适道，只为无人提倡，汩没了天下多少人才，实为可惜。倘朝廷倡明于上，师儒讲求于下，道德仁义，树之风声，不数年间，人心风俗，必有翕然丕变者。道岂远乎哉？术岂迂乎哉？”（《倭文端公遗书》卷六，第13页）他根据儒家经典中的政治理念，上书皇帝，提出其施政建议，如提出“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今欲求知人之道，岂有他术哉？亦惟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使圣智益明，圣德益固耳”。（《应诏陈言书》）建议皇上“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敬陈治本疏》）强调“保卫地方尤以固结人心为第一要务”，“固人心即以弭天变，诚为今日之急务也”。（《请固人心以弥天变疏》）他又指出“我朝崇尚质朴，列圣相承，无不以俭勤为训夫制节谨度”，要求“遵祖训所以检身心；崇俭去奢，惜民财即以培国脉。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于氖应备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则圣德昭而天下实受其福矣”。（《请崇俭疏》）

李鸿藻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对清廷大政有过重要影响。光绪二年（1876），李鸿藻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清流派，与洋务派分庭抗礼。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他对洋务派的活动进行过阻挠，对西学有所排斥。1866年11月，恭亲王奕奏请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遭到了倭仁等人的反对，同为帝师的李鸿藻站在了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一边。后来，李鸿藻对西学的态度有所变化。

刘锡鸿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英轺私记》、《日耳曼纪事》、《刘光禄遗稿》等。他于1876年与郭嵩焘共同出使英国，并任驻英副使，随后任驻德公使。他在《英轺私记》等论著中发表了反对修筑铁路、修造外洋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如认为洋人公司不可效仿，“洋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公司”，“然使欲效其公司所为，则又有不可强致者。欺诈之风，流行日甚矣。数人合伴，以业商贾，赀本或仅千百缗。苟非身亲注睇其问，犹辄为同伙攘窃以去。况数千万金之重，谁则信之，而肯通力以合作哉？”又如他反对修筑铁路。指出“中国游客之多、富商大贾之众、懋迁获利之厚，皆不如欧洲。火车开造铁路，工费不赀，非厚取脚价，不足以偿本息”，“是故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疗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

其他守旧人物还有徐桐、张盛藻、屠守仁、徐致祥、周德润、张家骧、王家璧、徐承煜等，他们在各自的奏折与论著中也发表了反对洋务运动、反对学习西方的言论。

洋务派与的论争持续了20余年时间。凡洋务派倡行的洋务措施，如建造铁路、购买军舰、派遣留学、修筑铁路等，无一不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较为激烈的有三次，1867年围绕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展开的辩论，是两派的第一次交锋。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1月12日），奕、文祥上奏，建议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入馆学习。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他们又上一篇奏章，进一步提出具有进士资格的人，尤其是翰林院中地位较高的文人学士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前议专取举人，恩、拔、副、岁、优贡，及由此项出身人员，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这两道奏折得到了慈禧的批准。但到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867年3月5日），御史张盛藻上奏，认为自强不一定要靠船炮等技术，提倡机巧会使士大夫失去气节，“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书，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私功哉”，“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受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由此，引起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有关学习天文、算学能否导致大清亡国的激烈笔墨官司。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内阁大学士倭仁以理学大师之尊，上书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三月初八日（4月12日），倭仁上了另一道奏折，力言“奉夷为师”的结果，一定是“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对朝廷危害更大。两道奏折由慈禧决定公布，在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使得原先打算报考的士人打了退堂鼓。

在争论中，奕等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事洋务运动的实践，对顽固派的批驳进行了反击。三月初二日（4月6日）。奕在奏折中指出：“臣等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其议论皆精凿有据。左宗棠先行倡首，在闽省设立艺局、船厂，奏交前江西抚臣沈葆桢督办。臣等详加体察，此举实属有益，因而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为此不急之务。”于凌辰、杨廷熙则上奏坚决反对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五月二十九日（6月30日），得到上谕，获准增设天文算学馆。这场争论表面上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顽固派的反对严重影响了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导致教育效果与洋务派初衷相距甚远。

相关上谕：

在对外交涉与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派认识到了培养洋务人才、开展留学教育的重要性。最初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建议的是容闳，他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并为之不断奔走，终于在天津通过丁日昌向正在办理教案交涉的曾国藩正式提出，并得到其首肯。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的自传中，记载了其提出派遣留学建议与组织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的过程。

此后，曾国藩在我国近代首批留美学生派遣的酝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于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同治十年正月、五月初九日、七月初三日，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或单独、或与李鸿章等联名的方式先后五次上书清政府，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曾国藩等奏》。曾国藩、李鸿章在奏折中建议，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梁敦彦、詹天佑等30人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幼童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此后两年中，又按计划派出三批，共计120名。

在派遣留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怀疑的声音，曾国藩等在奏折中有针对性地作过解释。如同治十年在五月初九日中指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在其去世前15天与李鸿章联名所上奏折中，称“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同时告诫“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但遗憾之事还是发生了，幼童留美还是夭折了。

1879年底，陈兰彬推荐吴子登为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是离经叛道之举。1880年4月1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谕示》，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功夫的同时不要忘了本国规矩，要努力温习四书五经；同时发布了“留学事务局新守则”，提出严厉要求。1880年12月，吴子登向陈兰彬告状：“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陈兰彬据此于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1881年3月5日）上奏，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不过，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散见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号至255号档册中陈兰彬信函，认为处于留美事业核心位置的三人——陈兰彬、容闳、吴嘉善——都无意于执意撤回留美学生。（李文杰：《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释读——留美幼童撤回事件之补证》，《史林》2013年第1期）在保守势力主张撤留学生的情况下，李鸿章犹豫不决，在《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流》中，他主张“半留半撤”。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奕等上奏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慈禧太后当日即批示，下令将幼童悉数撤回。在四批120名学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还是中学生；这些学生中，有3人病故，数人先行回国，少数人抗拒未归，其余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活动，在进行一系列试探后，吴淞铁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年12月1日）正式通车；另一方面，中国有识之士也发出了自主修筑铁路的倡议。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相继倡言自筑铁路，但一直遇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上奏建议修建铁路，引发了高层激烈的争论。他在该奏折中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他建议朝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清廷于收到奏折的当天即下达上谕：“著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由此引发。李鸿章写了一道长达4000字的长折，力挺刘铭传的建议。他列举了在中国兴建铁路“大利约有九端”：利南北贯通，增加税收；利调兵快捷，有利军政；利拱卫京畿；利调济物价，有利民生；利军民物资运输；利邮政，海运漕运之不测；利矿务煤铁；利轮船招商，轮船不达之处，火车达之，二者互为表里；利官民兵商的行旅。（《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他还在“复奕论铁路函”中，进一步阐述了其对兴建铁路的思想认识。刘坤一也表示“兹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

然而，洋务派修建铁路的建议，却遭到了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质疑与反弹。张家骧列举了铁路的“三敝”，建议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王家璧认为刘铭传、李鸿章修筑铁路之议“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其言铁路九利，词重意复，甚至自相矛盾，总不过夸火车之速耳，不足深辩”。刘锡鸿总结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周德润将造铁路上升到“以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的高度，请求朝廷对建议造铁路者“量予议处，以为邪说蠹民者戒”。

1888年，李鸿章通过奕主管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但再次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激烈争论。徐致祥呼吁：“臣愚以为若开铁路，无事则不知显耗中国之财源，隐蹙小民之生计；有事则千人守之而不足，一夫隳之而有余。况其害尤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太后、皇上仰承家法，俯顺民情，无则益慎防维，有则立予停止，天下臣民幸甚！”余联沅严词指责：“铁路利不在国，不在民，而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亦不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而仍在居心叵测之洋人。想其处心积虑，谋之于数十年之前者，兹竟如愿相偿而获之于一旦，乃犹以自强之说进者，是洋人以利谄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也。”反对者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破坏风水等罪状进行谏阻。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则进行反击；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在津通线之外，另提出兴修芦汉路的计划。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年8月27日），光绪皇帝作出了搁置津通线、肯定芦汉路的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

变易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与优良传统，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发展变化、与时俱进。早期维新派继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变易观，同时吸取西方进化思想，用以论证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法”，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还以变易思想反对复古守旧、墨守成规，批判守旧势力的昧于时势、拒绝变革。早期维新派对近代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意识到面对“变局”唯有变通、变革才有出路，呼吁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变法、维新，通过变革改变中国处于落后、劣势的局面。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指出：“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王韬发表了《变法上》、《变法中》、《变法下》等文，提出了“变局”论与“变法”的口号。他指出：“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变法上》）又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变法下》）薛福成认识到“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上曾侯相书》）他在《变法》篇中指出：“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郑观应多次引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此乃中国非常之变局，三千年来所未有也。”（《易言.通使》）“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盛世危言·凡例》）中国应当顺应变局，“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易言·西学》）早期维新派的时代观、变易观，成为其呼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变革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前提。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的传统变易史观到近代进化历史观转变的一个中间环节。

面对列强侵略使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局面，早期维新思想家表现出了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练兵制器，提升国防实力，不断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同西方列强进行“兵战”，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王韬发表过《练水师》、《制战舰》、《慎用兵》、《言战》、《治兵》、《择将》、《用兵上》、《用兵下》等文，编著过《普法战纪》一书，对军事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提出了丰富的“兵战”、国防思想。他提出，国防包括防陆、防海，“今海外大小诸国，皆叩关入境，通商互市于国中，而自北至南，又皆濒于大海，故海防为尤重，是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矣”（《练水师》）。他认为“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有备始可以无患”（《治兵》），主张时时刻刻做好练兵备战工作。薛福成撰有《练兵》、《代李伯相筹办海防事宜疏》、《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枪炮说上》、《枪炮说下》、《攻战守具不用之用说》等文，也希望增强国防能力以抵御外侮。他对海防的紧迫性、重要性也有着深刻认识，指出：“盖外洋以战立国，分争互峙，实有不能不尚武之势。萃千万人之心思才力，以治战舰枪炮，遂月异而岁不同。日本虽蕞尔弹丸，近亦思学步西人，陵侮中国。夫以中国风气较迟，地广民众，为各国所环伺，即使俄与日本暂弭衅端，而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代李伯相筹办海防事宜疏》）郑观应撰写了《海防上》、《海防中》、《海防下》等多篇涉及“兵战”的文章。他固然提出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但绝不意味着他忽略、轻视国防问题。他认为“兵战”与“商战”两者是并重的，指出：“当今之时，谋人家国事，必须以通商练兵二者为尤，亟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盛世危言·商战》）陈炽对海防、陆防都极为重视。他呼吁加强海防：“中国南北洋海军兴复万难再缓，内地通商各处，亦宜各驻兵轮，方免彼族动辄称兵，要求无厌，一通一塞受制于人。”（《多制兵船说》）他主张海防思想与塞防思想并重：“综观大势，旷览将来，恐中国之大患仍不在水而在陆，不在东南而在西北也。”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等文，陈虬在《筹海》、《筹边》、《强策》等文中，也提出了重视海防边防、编练水师、强兵强国的思想与具体建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兵战”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近代国防意识，对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早期维新派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富民，解决国计民生需求。他们认为富国是强国之本，“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必须“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他们提出“商为国本”，“工商立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力主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造成的，因此，一面要提振国防能力实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兵战”；一面必须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要敢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他们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反对清政府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鼓励民间“商办”；主张放宽对民间发展工商业的限制，做到“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真正促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冯桂芬提出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如在《兴水利议》、《垦荒议》等文中，提出兴修水利，在北方各省推广水稻，在地广人稀的地区，暂时使用机械耕种；在《筹国用议》、《折南漕议》、《利淮盐议》和《改土贡议》等文中提出改革旧的漕运、盐政、土贡制度，实行南漕折银和票盐制；在《均赋税议》中提出减轻苏松太地区的田赋，革除田赋征收中的弊端改革厘捐之弊以利商品流通等。王韬提出要“除弊”“兴利”，“诸弊既除，百利乃兴。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除弊》）。薛福成提出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要实现富强也“惟有自理其商务而矣”，要兴“贩运之利”，发展运输业；要兴“艺植之利”，发展农业；要兴“制造之利”，发展工业（《商政》）；提出要与洋人“争利”，“外洋少获一分利”，中国就能“自食一分之利”。郑观应批驳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流传的“农本商末”观念，他指出：“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商务三》）据此，他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与郑观应将“商战”与“兵战”并提相似，陈炽认识到“夫中外之局，和与战而已矣，通商与用兵而已矣”。为了改变“利权尽失，受制于人”的局面，陈炽主张设商部、立商律，以官护商，以律保商。他建议：“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筦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分任其事。商律者，保商之政也。”（《庸书.商部》）他还提出了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专利制度、办商报、设商校等保商护商的措施。马建忠提出了“民富而国自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经济思想。其他思想家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也多有论述。到了后期，早期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与洋务派官僚的“求富”思想，形成了鲜明区别。他们力主“商办”，发出了“官办不如商办”、“官督商办势如虎”、“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的呼声，与洋务派官僚以“官督商办”伤害民间资本的做法大相径庭。

早期维新思想家，在政治上，一方面对封建政教制度，包括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在继承了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吸收与借鉴了西方政治思想，提出了其政治改革主张，其中最为亮眼的是提出了设议院、通下情、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王韬介绍：“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对三种政体进行了比较，并表示推崇君民共主：“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重民下》）郑观应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中国欲富国强兵，“必自设立议院始”；官场种种弊端要革除，“非设议院不可”。他在比较了西方三种政体后，也对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表示了赞许，指出：“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议院上》）陈炽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也”。中国要实现富强，也当设立议院，“况今日万国通商，要求无厌，既立议院，即可以民情不顺，力拒坚持，合亿万人为一心，莫善于此”（《议院》）。陈虬指出：“愚以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创议院以通下情》）他建议中国仿照西方设立议院，可在地方先行开设：“何谓开议院？泰西各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顾其制繁重，中国猝难仿行。宜变通其法令，令各直省札饬州县，一例创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厉害，不取文理。”（《治策》）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提出了“开议院以布公平”的思想。他们对国、君、民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强调国民而非国君是国家成立与兴亡的基础：“今夫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之能自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新政真诠·曾论书后》）早期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后继者提供了参照与经验，推动了近代民主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发展。

早期维新思想家对科教、人才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正如王韬所指出：“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至于虽有贤才而无如之何，则国亦随之以亡。贤才之系于国家不綦重哉？”（《原才》）他们一面揭露传统文教制度、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介绍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出了改科举、兴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主张。为了培养人才，提高国人素质，他们还主张发展新闻、学会等近代文化事业，同时推进风俗变革，推进移风易俗。冯桂芬在《改科举议》等篇中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批评科举制“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引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西学。王韬也建议：“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原士》）他提出：“且取士之法亦必一变，时文至今日而极弊，从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既崇实学，贵真儒，尽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见其振兴矣。”（《重儒》）薛福成在《选举论》批评时文“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在造就天下之人才”，呼吁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改革：“为今之计，其必取之以征辟，而试之以策论乎：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闲，破累朝积习，则庶乎可以得人矣。”郑观应大声疾呼改革科举制度，痛陈：“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内忧叠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考试下》）他介绍了西方、日本分科立学的现代学校制度，如日本“若欲入分科大学，先入高等学校修豫备科。科分三部：第一部为法科、文科，第二部为理（即格致）、农、工，第三部为医学。门径既识，然后入大学。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即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豫备科为专精耳。分科毕业，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他建议全国设学校、派留学：“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各州、县、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学校上》）早期维新思想家改科举、兴学校的呼唤，对晚清思想文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联系不断加强、中外交往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在认识到“天朝大国”在诸多方面“不如夷”的情况下，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夷夏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思想，包括加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平等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加强中外使节往来；重视国际法、条约制度，注意维护正当权利；注意培养外交人才、外语人才；等等。冯桂芬在《善驭夷议》中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认为不能列强“无异志”，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王韬也强调驭外敌关键在于自强：“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吸互应，诸国有不咸遵王度，共凛约章者乎？”（《治中》）立足于自力更生，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开展外交工作应该坚持的重要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反对闭关锁国。王韬指出：“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睦邻》）要开展对外交往，就需要建立现代使节制度、领事制度，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王韬提出：“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设官泰西上》）薛福成注意到“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他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注意在国外通商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华商。（《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疏》）郑观应非常重视使臣的作用，称“一不得人，则辱君命，损国威，所关非细故也。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和谊日敦，设无使臣联络声气，则彼此之情终虞隔阂，虽有和约何足恃，虽有公法何足凭哉？”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国际交往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因此，他们认为对国际法、条约应予以重视。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对国际法的作用不抱迷信，对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主权的实质与危害进行了揭露、谴责。郑观应指出，“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公法》），还指出“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条约》）。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官僚与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分野并不明显，“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不仅是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员的主张，也是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模式。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源头。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郑观应专门写了一篇《道器》，以“道器”论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认为中西之间的差距是：“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道为本，“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他在《西学》篇里直接提出：“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薛福成：“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陈炽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以“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概括道器关系。他在《自强》一篇也以“道器”说明中西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自黄帝、孔子而来，至于今未尝废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原，亘千万世而无容或变者也。”“形而下者谓之器，是道之粗迹，先王遗意之所存，经秦政之酷烈熏烁而迁流于西域者。天将以器还中国，而以道行泰西，表里精粗，交易而退，人情之所便，天意之所开，虽圣人复生，其能拂人情、违天意，而冥行独往、傲然其不顾哉！”李圭对“中体西用”的阐述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与学习西方的深入，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洋务运动的局限进行了反思，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他们对洋务派的维护君主专制、“官督商办”、“中体西用”等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诸如“君主立宪”、“商办”之类更为激进的主张，对“中体西用”的框架也有所突破。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安行》、《劝学篇书后》就深刻批判了“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点，如指出：“虽然，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泰西之学之有是末也，由其有是本也。泰西之才有是用也，由其有是体也。”

本节选录了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甬上，清光绪十年刻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徐建寅的《欧游杂录》（有徐氏自刻本，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两篇域外游记，及曾经出使多国的傅云龙撰写的《傅云龙日记》（傅训成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李圭（1842—1903），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62年，他在上海英法的“常胜军”中办理军中文案，与洋人始有交涉。1865年，受聘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文牍，为其办理文案，“承乏浙海关案牍十有余年”，与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有“相知之雅”。“大清光绪纪元之二年，岁在丙子，为美利坚立国百年之期。美人设会院于费里地费城，广集各国珍玩古器、日用服御、生潜动植诸物，区分部画，各有其所。与斯会者，中国而外，凡三十有六国。名曰‘百年大会’，亦曰‘赛奇公会’。”（李鸿章序）光绪二年（1876年），由德催琳推荐，赫德委派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5月13日，李圭带着一名翻译和中国馆的另一名聘来的工作人员——美国人鼎达，乘船离开上海，经过日本，约一个月后到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然后改乘火车抵达费城参加了世博会，成为参加世博会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回国后将其在美期间的考察、见闻，写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包括《美会纪略》—卷、《游览随笔》二卷、《东行日记》一卷，附以地球图一，会馆全图一。其中，“美会纪略”卷介绍了世博会的盛况，博览会设“总院”（即主展厅），分各国展区，另外专设“机器院”、“绘画石刻院”、“耕种院”、“花果草木院”、“美国公家各物院”、“女工院”；中国馆上书“大清国”三字，“陈物之地，小于日本，颇不敷用”，但备受世界各国观众瞩目；等等。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1861年随其父、化学家徐寿在安庆军械所供职，1875年在山东机器局任总办。1879年，他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的名义出使德、英、法等国进行技术考察，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派往外国专门作技术考察的工程技术人员。著译有《造船全书》、《兵学新书》、《化学分原》、《水雷录要》、《欧游杂录》等40余种。《欧游杂录》二卷，是书记述了其于光绪五年（1879）赴德国定购铁甲兵船和考察兵工、机械、化学工厂的情形，记载了参观80余处科技单位，涉及近200项工艺、设备和管理方法，记录了他向英德等国商议定购铁甲舰的过程和西欧诸国工厂管理情况，为近代中西科学技术交流史上的一份重要资料。

傅云龙（1840—1901年），字楼元，一字懋元，号醒夫，浙江德清钟管镇人，清代外交官、学者。曾出使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古巴、厄瓜多尔等11国，其间搜集各国地理、风貌、物产、资源等资料，编写图志，留下了《美国图经》、《日本图经》等海外纪游著作，自选集有《纂喜庐文集》、《纂喜庐诗初集》等。

洋务运动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从外部看，西北有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勾结沙俄入侵新疆，西南有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云南和法国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云南、广西，东南有日本1874年侵略台湾边疆、1879年兼并琉球，东北有日本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并最终导致甲午中日战争，可以说是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深刻、险峻的边疆危机。从内部看，先是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还要面对数千年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时局，热心时务、热心洋务的士绅们，以《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为阵地，对时局走势进行判断，对国家面临的危机进行预警，引导、推动舆论反思国家富强之策，营造了广泛而持续的舆论场域。如《申报》围绕日本侵犯台湾事件、日本兼并琉球、1883—1884年中法战争等事件，发表了大量报道、评论，促使国人警醒，敦促清政府采取外交与军事行动。仅1874年，《申报》就日本侵犯台湾，发表了《论台湾征番事》《再论东洋将征台湾事》《阅申报论台湾事》《再论东洋进征台湾略》《译东洋中华两国近事》等48篇“论说”，在对日本出兵的警惕、日本出兵借口等问题上提出了有别于官方的声音。如《阅申报论台湾事》一文提醒：“夫台湾之为地也，田壤沃厚、水土温和；且地藏五金，已称于世。厥后实为中国辖下之要省，必矣。然今之分让于东洋，害非仅在舍失美境而已也；其所以最失计者，正如西人所言：实在于两国预基日后衅隙之虑矣。”1879年日本兼并琉球后，《申报》发表了《论日本要约琉球》《论中朝宜加意保护东瀛各小国》《东南海防宜力加整顿说》《论东瀛近闻》《故藩可怜》《论琉事不足辨宜亟自强》等“论说”，陈述了“日人岂惟琉球之是欲，而将有志乎高丽；法人亦既全辖乎安南，而缅甸、暹逻亦尚有外人伺之。不数年间，而诸藩尽失”（《中国自弃藩邦论》）的严峻形势。在台湾建省问题上，《申报》发表了《闽抚移镇台湾论》《论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等评论。《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中西时势论》《劝士习当今有用之学论》《泥古变今论》《设广学会以期中国富强说》等评论，强调顺应变局、顺应时势、顺应潮流进行变革，采用新法，学习西方，强调“其关系于国家者甚大，盖既有泥古之心，则出于其心必至害于其事”（《泥古变今论》），“今夫中国可富可强之要孰有大于讲求西法者”（《设广学会以期中国富强说》），“中国海禁大开而后，世变日新，乃五十余年来，仍共蹈常袭故，何以致振兴而臻富强哉？诚欲谋致富之策，莫如阴收利权。欲收利权，莫如仿行新法”（《救时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欣起了“师夷长技”“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自强”“求富”活动，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此同时，士人与社会各界也通过各种报刊，倡导学习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致力于传播科技知识，致力于推动“经学为本”、混而不分的传统学术到“声光电化”、分科而立的现代学术转型。这一时期，出现了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现代科技先驱，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微积溯源》《代数术》等著作，李善兰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九卷，及西方近代数学、天文学、力学、植物学等方面的著作。《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沈毓桂的《中西相交之益》《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吉绍衣的《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蔡尔康的《设文会以广闻见议》，张书绅的《中西书院之益》，邹弢的《推广西学议》等文章，主张兼采中西，在“以中学为本”的同时，吸收、推广西学，“西国之史学宜考究也”“西国之性理宜考究也”“西国之经学宜考究也”“西国之格致宜考究也”“西国之天文宜考究也”“西国之数学宜考究也”“西国之地舆宜考究也”“西国之音乐宜考究也”“西国之丹青宜考究也”（《中西书院之益》）；主张分科立学，“分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绘图、兵学、光学、重学、矿学、律学、电学以及格致行船之类，报名入考”（《推广西学议》）。1876年创刊的《格致汇编》，是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我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刊载了《医学论》《论轻气球》《电气蜘蛛》《西国嬉戏格致器说》《美国时辰表公司》《火车与铁路略论》等文章，介绍、普及相关科学知识。《申报》上发表了大量倡导、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军事技术进展、练兵制器等内容的新闻与评论，如1872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地球说》一文，被称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邬国义：《〈申报〉初创：〈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围绕制造、练兵购置铁甲舰等发表了《西友谈兵》《精练水师》《东南六省海口一带亟宜团防论》《武员宜究习西国兵法》《劝办铁甲战船说》等多篇报道与评论，呼吁练兵制器、强军保国，指出“非有铁甲战船，则海岛诸国万难使海疆无患、国家均安，长享承平之福也。与其俟事有失而后筹款以赔兵费，曷若先将赔费以置办各物，而使有备无患乎！此举固中国最要之关键，此日乃中国吃紧之时候；少疏计算，徒悔无及！安得沿海各省皆如粤省绅富捐赀购买铁甲战船，均存报国保家之心，先行报国保家之事，以为报国保家之计；则区区日本，何足忌惮哉”（《劝办铁甲战船说》）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理念，重农轻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国策，并由此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结构。到了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及对西方富强之根源的了解，国人对工商业、商人在经济活动、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重商思潮由此兴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和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一些并不知名的社会人士，对重商思想、经济观念也有所阐述。1886年，上海格致书院以“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以何者为先论”为题考课学生，许庭铨强调：“西法之已行于中国者，如机器局、招商局、开矿、电线、海军之类，必精益求精矣；西法之未行于中国者，如铁路之类，必举行矣，安有不富强者哉。”（《中国近日富强之术以何者为先论》）王佐才提出，欲讲富强，必须“改约章”，为发展工商业创造条件。1888年、1891年、1892年，格致书院围绕如何振兴商务考课学生，许庭铨提出“通商八策”，指出“泰西重商，国家之贫富强弱皆系于商务之兴衰”；柯莱泰提出“振兴商务八策”，称“商盛则国富，国富则兵强，此中消息关系极大，此乃振国之纲”；杨史彬提出“整顿铁政纺织利不外溢策”，强调“必以收回利权方为第一要而讲求，钢铁织纺皆利权之至宏者也”，“但使土铁土布多销一分，即洋铁洋布多塞一分，外洋利息少嬴一分，即中国利源少耗一分”。杨家禾、吴佐清等则围绕发展纺织业、丝茶贸易等，提出了相关建议。《申报》发表了不少经济类新闻、评论和有关言论。如围绕架设电报电线，发表了《论电线》、《电线落成》、《津沪电线告成有益无损说》、《论电线被阻事》等文，强调“盖朝廷之用兵也，赖电线以通达军情，则有者多胜、无者多败；是强之道，出乎此。商贾之贸易也，赖电线以通达市价，则有者常赢、无者常绌；是富之道，亦出乎此：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论电线》）。围绕修筑铁路，发表了《议建铁路引》（1872年5月2日）、《造铁路告白》（1872年5月2日）、《火轮车路辨》（1874年8月26日）、《民乐火车开行》（1876年7月10日）、《论铁路有益于中国》（1877年8月7日）、《论铁路火车事》（1877年10月26日）、《又论铁路火车》（1877年10月27日）、《再论铁路火车》（1877年10月27日）、《轮车铁路利弊论》、《铁路继电线而成说》等文，留下了关于在上海开筑铁路的最早记载，宣传铁路在交流物资和便利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作用，强调“火车于国家颁政、遣使、调兵、转饷之利，实莫大焉”（《火轮车路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以地租征税论》《富民策》《各家富国策辨》《论地租归公之益》等经济类文章，介绍各国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的富国策，并对中国富国策、富民策提出相关建议。如《各家富国策辨》一文，结合各国富国经验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天时和暖，土脉肥腴，而美矿尤为不少。然何以沿至今日，其民依旧贫苦，所食之物，粗粝异常。负戴搬运之工，率用人力。如云地不足养，则其良田沃土未辟甚多。即煤矿之开，亦百未二一。此何故也？夫矿中所产，虽非食物，然实能易食物。且民虽以食为天，而实所需不止于此。故筹富国者，当以生材之全数而言，不当以一端而定。”强调不能只盯着土地、只盯着农业，而“当以生材之全数而言”，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工商矿业。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从初期的“求强”“求富”开始，进而要求学习西方政教，设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取士制度；设立议院，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在文教制度上，有识别之士主张中国教育必须改革，多设学堂，中西兼学。项文瑞的《西学储材三要》、杨家禾的《西学材才六端》，提出了培养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的具体建议。在政法制度上，有杨史彬的《议院十难》、许象枢的《议院利害若何论》、陈翼为的《议院得失论》和《论议院为治国之纲领》等文，主张设立议院。杨毓辉在《振兴西学善策论》（1889年）建议：“凡西学中之天算格致等学、每学设立学堂一所，延请真正名师，并购办既翻译及未翻译各项西书，安置堂中。”杨史彬以批驳“十难”的形式，驳斥了所谓中国不必开议院，中国不能开议院，中国无法开议院等守旧论调。许象枢提出，“中国而不设议院则己，中国而设议院，其有利益于国家，有偻指计者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际政治方面，王佐才、钟天纬等对“万国公法”进行了思考，他们对国际公法的认识颇为清醒：“我观泰西今日之局，小国援公法未必能强邻，大国藉公法转足以挟制小国，则所谓万国公法者不过为大侵小强陵弱藉手之资而已。”（《公法不足恃论》）“夫《万国公法》一书，原为各国应守之成规，并非各国必遵之令，甲强者藉此而愈肆其强，弱者恃此而无救其弱久矣，垂为虚论矣。”《申报》发表了一些介绍西方与日本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报刊新闻等方面的言论。早在1874年，《申报》刊出《论创行议院事》一文，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议政院一举，泰西及美洲诸国固创行已久。各国议院，或仅一座或分为二座。分为二座者即上议院及下议院。俄，普（普鲁士即德国）两国，大事均由议院商酌，而国君仍得主裁其间。若英国之君，名虽可改议院之决议，其实则不能不依者，盖下议院之议员，既为民间所举，则必郑重其事，而后升之于公。以故国家政治，即民人亦得参与其间焉。后来，又发表了《日本已开议院》《论东洋初设行政院事》等介绍泰西、日本政治制度的消息、评论等。在文教制度方面，《申报》发表了《考试西学西法议》《论日本留意人才》等文，主张在科举选考人才的同时，要加试西学西法，介绍了西方、日本重视人才的经验。《申报》发表了《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英国新闻纸之盛》（1873年2月l8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873年7月l8目）、《论各国新报之设》（1873年7月20日）、《论新闻日报馆事》（1874年3月l2日）、《上海日报之事》（1874年5月12日）、《论字林新报言中国必能盛行新报事》（1875年8月25日）、《论新报体裁》（1875年10月8日）、《论日本禁止新报》（1876年2月23日）、《选新闻纸成书说》（1877年3月28日）、《论各省会城宜设新闻报馆》（1878年2月19日）、《整顿报纸刍言》（1898年8月15日），介绍了现代新闻理念、新闻制度，如《〈申江〉新报缘起》指出：“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民亦宜皆有意；苟民之意不达于上，而上所为治理者，其何能如乎民心乎？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万国公报》选译了《自由篇》，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西方政教制度、政治文化。

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救助。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接受西方慈善观念的影响，并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着我国慈善理念与慈善事业的转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成为慈善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杨然清在《论泰西善堂及英国济赈人数》中提出：“非仿西法以设善堂不足安流民而规久远”，“西国善堂法良意美，而其规制不外乎教工艺、严部勒、洁居室、别勤惰而已”。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接受现代慈善观念并致力于慈善事业的人士。经元善就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慈善家，他创立了新型民间慈善机构协赈公所，开始从事较大规模的义赈活动。他及其所创立、领导的慈善机构，在《申报》上刊载了为数不少的劝捐劝赈的文告公启，如《襄赈河南劝捐续启》中说：“惟念河南□灾既广，经办艰难，待赈孔殷，尤资接济。今承经君连山、屠君云峰、王君蓂生在沪广为劝捐，林君阁奎首输银五百两为倡，所谓登高一呼，众山皆应，先声所树，万善攸归，现下募集赈资已有成数。复荷李君玉书好施不倦，见义勇为，历来任事真诚，久为同人钦佩，今愿自备资斧，不避辛劳，准于二月初驰往河南，同吴门诸君襄办赈事。惟集款既求其多，而乐输尤望其早，用再代呼将伯，敬劝仁人，务望急救燃眉，速为援手，各尽心力，慨解囊金，庶冀集款有成，多多益善，行见普沾实惠，滴滴□源，共广莫大之善缘，真是无量之功德也。”除了上述内容，《申报》上还发表了其他大量有关救荒赈灾方面的文章，比较早的有《赈济十二善说》（1872年11月5日）和《论救荒要务》（1872年12月3日）两篇。尤其是1876—1879年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以1877、1878年为主，故称“丁戊奇荒”）之后，《申报》有关灾荒的论述大量增多。1877年发表了《论灾民沽宝得价助赈事》《论积谷防荒》《吴邑垦荒代赈议》《论赈务》《论演戏救灾事》《长春邱真人救荒三策》《接续邱真人救荒三策》《论筹赈机器以开垦荒田》《论取净水以保民生》《再论取水事》《续论开垦荒田事》《论设法散粥以赈济饥民事》《详述青州教士书致西字报》《论饥民情形》《劝赈山东饥民并荒年不能平粜说》《再论赈饥》《论赈济饥民》《论种植之利》《论赈济不如裕民》《再述难孩情状》《西教士劝捐书》《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事》《论用才能》《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记英人论去岁灾事》《译西教士述山左赈饥事来信》《再译西教士来书》《论常平社义等仓宜令绅富管理》《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拟设法续捐赈济山东灾民管见》《论今日捐纳事》《再论捐纳事》《论勘灾》《书邸抄晋抚鲍华潭中丞先开仓后奏陈疏后》《论赈济》《论续捐往赈东饥免至前功尽废事》《西人论发拟赈荒》《西报论灾》《论蝗》《论江南北数省宜备凶荒》《论西江近事》《代晋人因灾求赈启》《接济山左赈务策》《续筹接济赈务策》《论山西劝捐办赈》《书续赈策后》《论山西近事》《东省州县宜筹储仓谷说》《论晋民望赈事》《论山西赈务》《山西赈务劝捐启》《论山西赈务奇闻》《赈务奇闻辨》《论陕西谭中丞奏办买米赈饥事》《乞助赈银》《救荒粥店十便说节略》《秦饥》《论灾区太广赈项难筹事》《仿办茶肆捐议》《论上海近时捐务》《论救饥民不能专恃积仓谷》《论发帑以救晋豫饥民》《论地方公事均宜与绅耆合办》《论救灾》《复田议》《救荒功德说》《论晋省近年旱灾情形》《书复田议及请准淮灾民赎田禀后》《论运米赈饥宜善其后》《再论赎田事》《续论赎田事》《论植树防荒》《论为善无不报》《以工代赈议》《论贩米赈晋》《论内患诚可忧》《论兴水利以裕民食》《论近日灾赈各事》《书邸抄郭给谏奏请抚辑饥民疏后》《论抚辑灾民》等80篇。1878年发表了《书赎田议后》《劝办山西平粜启》《书劝办山西平粜启后》《豫省来书劝赈启》《书仓山旧主醉言后》《论日本旱谷宜求其种饬令西北各省栽植以免旱灾事》《论饥民宜赈抚兼施》《亩捐充赈不如摊捐养廉说》《论曾伯抚用李教士襄赞晋省饥务》《论匿灾事》《照录李提摩太来书》《贤牧令宜乘时积德说》《论国宜因事制宜论》《译西国牧师述山右灾荒书》《论粤省宜增置义仓》《论筹买洋米以裕西北赈粮而免东南缺食事》《接续粤省宜增置义仓论》《论设会助赈》《论各西报言晋抚严参办赈不善各员事》《救荒议》《李伯相试办平粜奏折书后》《论运解晋赈米麦事》《论近日捐事》《阅河南奇荒铁泪图后》《申论捐粟三弊》《论赈务似宜以工代赈之法》《论南北田制》《论近日办赈情形》《赵铎伯多禄与西教士论灾书》《代赎寒衣锄器说》《李提摩太论灾书》《慈航道人集赈捐议》《论弥灾宜上下交儆》《论广开沟洫俾免水旱灾荒事》《禁绝贩卖女孩并劝饥户勿轻弃所生说》《论近日内外臣工陈奏各事》《劝赈文》《论办赈劝制辟谷各方》《劝助晋豫赈捐启》《论宜设法广用客民以开荒田》《论秦中北山饥民似宜同赈》《筹捐末议》《收买灾民择配说》《论近时弊政》《劝惜福说》《赈款宜广筹说》《书宗人府吏部复议二疏后》《筹捐臆说》《苦口劝赈说》《论运米易物售物增米以为行权赈灾之法》《赈晋饥》《论竭力助赈以活灾民而求多福事》《论风俗难齐》《筹赈管见》《论江西近日筹办捐赈情形》《急劝助赈启》《拟烟馆难禁不如苛捐充赈》《书本报类登贩人事后》《省费助赈说》《祸福倚伏说》《劝省广费以助赈说》《论商取美款以助赈务兼建书院》《驳奇论》《论拟以韦姓陋规昨捐赈巨款》《论赈务早难于转运》《论亟宜力田开矿以裕民财》《论招民归耕宜兼兴水利施教化》《论内外臣工务宜和衷共济国事》《劝立社仓章程》《论移资助赈之难》《论各处仿设桶捐》《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东洋报论赈饥事》《论仓谷不足济灾须预使粮食》《论转运莫善于筑火车马路》《论书院停课移赈》《人身脏腑支体相应说》《省无益说》《拟移醮助赈说》《书宝司业张侍讲奏牍后》《贫弱探源说》《筹赈末议》《原荒》《扬州文生禀请运宪稿》《论防灾》《书扬州阮生请加盐价禀后》《水灾可畏》《论养廉薪水可以充赈》《筹民食说》《劝节香费助赈说》《筹救豫省妓女平议》《广卖艺助赈说》《字林西报论中国灾荒事》《劝办房捐说》《士捐议》《解西报论中国灾荒语》《论加奖助赈》《安溪李阆山劝种番薯说》《兼赈绿豆说》《捐输可以借贷说》《普愿店伙一律助赈说》《论赈务不可停止》《种树能备水旱说》《论书院移赈不行》《书沈制军复陈淮盐难加赈厘片后》《论广帮盂兰会之盛》《劝办社仓示》《招抚流亡书》《照录凌君论水灾书》《拟劝候补人员捐薪助赈说》《豫赈仳离啜泣图说》《论河决》《录豫中赈局熊君来函》《疏决浊流管见》《广积谷以备荒歉说》《论水旱与食物本质》《建仓积谷》《放赈大弊》《食新病腹辨》《论公佥开禁事》《论赈务日见疲敝》《书周侍御请筹办荒政片》《教养兼资说》《食盐加价论》《储仓余议》《书梅中丞酌提丝捐银两垫拨直隶赈》《劝推广赈捐议》《河帅奏荒书》《论河工保养》《照录熊君来函》《论社仓》等150篇。

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相适应，近代以来出现了革除陋习、除旧布新的社会风俗变革。礼俗、习俗、风俗变迁，也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有识之士强调了移风易俗的重要性，指出“大凡事势之殊，古今运会所关，有时难强，然奢而使之俭，薄而使之厚，邪而使之正，贪而使之廉，则上下数千年来有易乎斯道也”（《易俗论》）。主张为官一方不能“徒务钱谷刑名”，还要重视风俗教化，“彼教中人谓我中国有牧民之官，无教民之官，其言较确，世有志于教民者，当不河汉斯言”（《广教化以变风俗论》）。《申报》发表了不少倡导革除陋习、培育新风的文章。在革除陋习方面，如主张禁鸦片，“伤彼烟疾骨肉并枯，延医服药难求痊瘳，强壮有此而憔悴，衰年有此而殒身”，“人之耽食于烟，至鸦片而为害甚矣”（《戒鸦片烟论》）；主张禁娼戒嫖、禁用春药，“夫妓女之乐，皆财致之，财尽而悲生焉，人可不戒之早哉”（《戒嫖论》）；主张将“已嫁之女早年失偶，则夫家逼令投环以殉”的恶俗加以革除（《恶俗宜除》）。在倡导新习俗方面，提倡妇女不缠足，“爰有中西两国之善男信女，欲起而力挽颓风。因其心实不忍小妮子获此折胫断骨之疾，哭泣悲惨之音，特于各地设立‘不缠足会’，不惮苦心热肠，力劝中国妇女。其已缠者请从此放足；未缠者幸勿再缠”（《述天足会缘起》）。有的文章对还对“禁奢崇俭”等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世有此状，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断不能各拥私橐，使富者终富，而贫者亦有能富之理也”，“使上之人从而禁之，则资壅而不流，财积而不散，而贫民之籍贸易工作以日谋衣食者，将无所措手足矣”（《奢侈论》）。《论中西风俗之异》《中西异同论》等文对中西习俗进行了比较，主张取长补短，“尚能弃己之短，取人之长，中国之文士兼致思于农工商贾之事，西国之农人贫民能学中国之勤俭劳苦，彼此不更有裨益乎”（《论中西风俗之异》）。《上海新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倡导移风易俗的文章，如该报所刊《劝勿溺女歌》中说：“虎狼性至毒，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奈何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生男既受养，生女何不举？婴孩始方生，试问有何罪？本是吾嫡血，必致之死地？热肠苦口道人抄稿敬请刊登新报俾众人互相劝勉可保无数女孩，功德无量，是所切祷。”该报也发表文章倡导禁烟，《创立戒烟局》提出：“鸦片一物，毒流中土，夫人而知之吸之者。病入骨髓，后虽悔之而欲戒，损然乎不可得。非戒烟无良方，实由戒烟无良法也。窃意此良法，各直省皆仿行，诚能使天下无吸烟之人，则贩烟者不禁自绝，漏厄何有不塞哉？”

康有为的早期思想，主要是指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与思想。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广东南海人。他出身于一个以“诗礼传家”的士绅家庭，从小受过儒家思想的严格训练。1876年，19岁的康有为拜广东大儒朱次琦为师。朱次琦“其学根抵于宋明”，治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无用之空谈高论”的学风。受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反对烦琐的考证，关心国事民瘼，具有以“以经营天下为志”的政治抱负，并逐渐对旧学产生了怀疑，认为“日埋故纸堆中”于国计民生百无一用。1879年，康有为至西樵山白云洞，“潜心佛典”，终于“深有所悟”，从道、佛思想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同年12月，他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优越，从而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1882年，他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乡试落第，经上海回到广东。上海租界的繁华景象，给康有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遂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方有关工艺、兵法、医学、宗教、天文、地理以及少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第二年，他又订购了美国人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这是一份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在“讲求”西书的过程中，康有为“参中西之理”，先后撰写了《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这些著作的撰写，标志着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其中除了康有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见解，如戒缠足、论时务、论幼学，和康有为的办学宗旨，如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之外，还有一批能够反映康有为对人生、社会、现实、未来基本看法的重要著述，如《康子内外篇》《教学通议》《民功篇》《实理公法全书》等。此期，康有为的思想反映出他强烈的通经致用意识；在经学方面，他尚处于尊奉古文经学、今古文杂糅的阶段。这一时期，康有为还有一次上书活动。1888年，他利用进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之机，以布衣身份向光绪帝上了一篇长达6000言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在论述了变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后，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建议。但上书因无人代呈而未能上达。康有为并未因上书失败而心灰意冷，相反，他落第回到广东后，“专意著述”，从事变法维新思想理论的研究。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构成了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之一。《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吸取廖平及嘉道以来今文经学的成果“而推阐之”的产物，完成于1891年。其要点有五：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凡古文皆刘歆伪造；二、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危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所使用的文字，即秦汉间的“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分；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在校中秘书时，有意将多数古书“羼乱”；五、刘歆所以要作伪经，目的是要帮助王莽篡权，因而预先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概言之，古文经是刘歆假借孔子的名义伪造出来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之学”，应称“新学”，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不是孔子真经，应称伪经。就辨伪的科学性而言，《新学伪经考》可商榷之处颇多。但它不是一部单纯辨伪的学术著作，而是“借经术”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著作，因此它的价值不在其学术方面而在其政治方面，在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上。梁启超说《新学伪经考》的社会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康有为在书中宣称清朝所尊信的儒家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刘歆为邦助王莽篡权编造的“伪经”；清朝所服膺的“汉学”，也不是孔子的真传，而是刘歆替新莽统治辨护的“新学”。这就从理论上动摇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传统理念，打击了顽固守旧势力“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主张，从而为维新变法制造了理论根据。康有为的这种论断虽然与史事不相符合，但它在沉寂的思想界无异掀起了一声惊雷，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大胆地向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发起挑战。所以此书于1891年8月刊行后，即有四种翻刻和石印本子流传，风行思想界。同时它也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清政府曾三次下令毁版。

《新学伪经考》刊行不久，康有为即着手撰写《孔子改制考》，1896年定稿，翌年印行。如果说《新学伪经考》的作用在破，那么，《孔子改制考》的作用则在立，即正面阐发公羊学的“托古改制”说、“三世”说等理论。与前书比较，后书的政治色彩更强烈和鲜明一些，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震动也更大一些。梁启超就把《新学伪经考》比作“思想界一大飓风”，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大喷”和“大地震”。其震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推翻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认为“六经”都是为托古改制而写，其“微言大义”均在其中，从而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大师，主张革新、反对保守的“素王”。第二，反对“荣古虚今，贱近贵古”的守旧思想，主张因时变革，并通过今文经学与西学的结合，《周易》的阴阳之变、《公羊传》的“通三统”、“张三世”学说与西方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宣传一种历史的进化观。第三，宣传西方的人权平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严复之所以成为晚清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与其大量翻译输入的西方学术思想密不可分。《天演论》可以说是严复最早翻译的一部西方学术思想著作。而严复之所以能够输入西方的学术思想，缘于其留学英国的经历。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到英国后，却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思想界大师辈出，人文荟萃，严复留恋其间，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探寻西方富强原因，求索中国复兴之途。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大受刺激。是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曾传诵一时的政论文章：《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从进化论出发，反复宣传了古今形势不同，不变法不足以图存的道理，对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以“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为救亡图存之策。翌年初夏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严复因此成为晚清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而《天演论》也成了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严译《天演论》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康有为从梁启超处读到严译《天演论》后，眼界为之大开，自称此前“眼中未见此等人”，并盛赞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读了《天演论》译稿后，也都“佩钦至不可言喻”，在《天演论》正式出版之前，梁启超就开始宣传“物竞天择”的思想，并用它作为自己文章的理论依据。《天演论》出版后，更很快风靡海内，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鲁迅回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矿物铁路学堂读书时，除看《时务报》外，“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有同样的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竟’、‘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胡适自己也受其影响，改名为胡适，字适之，取“适者生存”之意。王国维对近化论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也作过描述：“侯官严氏（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引者）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大义。”据此可见严复译《天演论》的思想魅力与影响力。

本节收录的是康有为甲午战败后的变法思想与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上书、奏折及代人草拟的奏折和少量报刊文章中。1895年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等进京参加会试，正值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于是他乘机起草和发动“公车上书”，这即是康党所谓的“上请帝第二书”。其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是他维新变法思想的逻辑体现。之后，康有为又先后完成了“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第七书”。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张荫桓、翁同龢等人的举荐和个人的努力进入到光绪帝的视线，并成为“百日维新”的参与者，通过一系列奏折影响光绪帝的决策。这些上书连同他的其他奏折都在陈述者一个主题，即：变法，包括变法的急迫性、重要性及变法方案等。传统的变易观和“三世”说为康有为的变法论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对康有为也是有所影响的。

由于康有为不同时期的上书、奏折针对的时局和自身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所设计的变法方案也不尽相同，康有为议院思想的变化，即体现了其变法思想的前后差异。在“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康有为提出的设置“议郎”，即形似西方的议员，“议郎”由“士民公举”产生，“十万户而举一人”；其职权为“准其随时请对，三占从二，下部实行。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明确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并有“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之后随着康有为进入决策层的视野，康有为对议院的设计也有所不同，到“上清帝第六书”时，便成了“制度局”，“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这与民选“议郎”已大相径庭。待到《答人论议院》刊出，康有为更是直言“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可见，随着康有为成为光绪帝身边的近臣，其变法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主张“由下而上”推行变法到“由上而下”依靠君权推行变法的演变。但这种变化从康有为戊戌政变后伪作的《戊戌奏稿》中是看不出来的。为了便于研究康有为变法中与政变后思想的差异，本节还将《戊戌奏稿》伪作的各奏内容附录于后。

康有为变法思想中对日、俄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师法，可谓是他此期变法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在其“上清帝第五书”及“第六书”、“第七书”中都有着清楚的体现。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提出变法三策，其中“第一策即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而且表示“能行其上，则可以强”。也正因如此，康有为先后向光绪帝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

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是戊戌时期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得力宣传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自幼刻苦好学，天资聪慧，12岁考取秀才，16岁考中举人，后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也是康有为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助手：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梁氏为之积极奔走鼓动；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梁氏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康有为发起组织强学会，梁氏担任书记员；《时务报》创刊，梁氏南下任主笔；1897年秋梁氏又到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898年初，应康有为之诏，梁氏又北上到京，参与后来的“百日维新”。所以人们常常将他与康有为相提并论，合称为“康梁”。这里收录的主要是梁启超刊发于《时务报》《知新报》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少量他写给上司与友人的书信，集中反映了梁启超此期主要变法思想。概而言之，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一，与其他维新思想家一样，大声疾呼变法维新，反对固守旧法，反复论证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只有变法才能图存。其二，主张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他强调“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为此，他对专制君权大加批判，提倡开民智，他认为“今日要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而要“开民智”，第一，要变科举。第二，要兴学校，“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开民智、兴民权的终极目的在于实行君主立宪，“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其三，大力提倡开办学会、报刊，认为这是开民智、兴民权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梁启超戊戌时期的重要实践。其四，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又深深印上了康有为的烙印。他倡导变法的思想资源，除了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外，主要是“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素王改制”理论。同样，梁启超对复原孔教和传教大力倡导，也是其宣传师说的重要内容。

作为《时务报》的主笔、《知新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才思和常带感情的笔锋，在维新变法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刊发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章，都影响深远。时人赞誉《时务报》“中外毕备，巨细兼收，辟四万万人之心思，通欧亚美澳之风气”，流风所至，“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嗣同幼年丧母，常受父妾虐待，“遍遭纲常之厄”，故对封建纲常痛恨至深。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欧阳中鹄平素服膺王夫之的学术气节，在其影响下，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也发生了兴趣。1884年，他出外漫游，此后十年间，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八万余里，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黑暗面有了一定的认识。甲午战败，对谭嗣同的剌激很大，成为他思想的转折点。1895年，他听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后，便到北京会晤康有为，途经上海时，遇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傅氏那里看到化石、计算器、爱克斯光照片，始知进化原理。等他到了北京，康有为已回广州，只见到梁启超，梁向他介绍了康氏学说，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称康的私淑弟子，此后便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1897年，他完成重要理论著作《仁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纲常名教。1898年8月，被光绪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被杀。因谭嗣同私淑康有为，且其思想与康门师徒多有相同之处，故将其收入康门师徒变法思想之中。

这里收录的主要是谭嗣同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思想，同时也收录了他早年所作的《治言》，以便了解谭嗣同思想的前后演变。甲午战败的刺激与康学的影响，可谓促成谭嗣同思想转向的重要因素。在此影响下写成的《仁学》，可谓谭嗣同变法思想的集中呈现，其对封建伦常与君主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构成了谭嗣同思想的突出特点。他断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讬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今及兹，方愈剧矣。”“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一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谭嗣同重新解释了君主和国家的起源，否定了君权神授论，宣称：生民之初，无所谓君臣，都是民。“民不能相治，亦无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既是民共举的，“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是先有民而后有君。同时，民既能共举君，也能共废君。因为君是民选出来为民办事的，臣则是助君为民办事的，“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谭嗣同要求冲决封建纲常名教之罗网，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与束缚，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批判纲常名教、君主专制的目的，在于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这又是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贯穿于谭嗣同戊戌时期的一系列变法主张与实践中。而谭嗣同变法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民主思想传统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素王改制论，成为其阐述变法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这是谭嗣同与康门变法思想的共性。而且，与康有为一样，谭嗣同也主张复原孔教，试图通过创教、传教来挽回世运，推行变法。当然，在对待佛、耶教的态度上，谭嗣同又与康有为有所不同。

这里的“康门弟子”，主要是康有为广州万木草堂的入室弟子。他们与梁启超一道成为宣传康有为学说、理论的主力，故其所宣传的内容与康有为的思想并无二致。其宣传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康门师徒创办的《知新报》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刊发文章。具体而言，与其他维新思想家一样，他们反复强调变法的急迫性，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但其思想资源主要取自其师说中的“公羊”三世说、素王改制论；他们也反对纲常名教、君主专制，提倡民权、平等，主张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康有为议院思想的变迁，对他们也有明显的影响，陈继俨的《不可开议院说》反映的即是康有为百日维新期间变化了的议院观。

作为康门弟子，他们思想的核心，无疑是维护师说，宣传康学中的创教、传教思想，他们宣传尊教、传教的逻辑与内容都一如其师。首先，强调孔教的教义及重要性，即孔子改制立法，以六经治万世，“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其次，以西教为参照，分析孔教衰微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教义不明，无人传教，孔教未定一尊等。最后，提出尊教、卫教的途径，即通过学校、学会、教会等途径发明教义、尊教传教，从而达到尊教、卫教的目的。而康门师徒所传之教正是经过康有为改造之后掺杂了民权、平等诸义在内的孔子之教。

《时务报》与《知新报》都是戊戌时期很有影响的报纸，康门弟子铺天盖地的宣传，无疑扩大了康学、康教的影响力，成为时人认知康学、康教的又一重要途径。

严复（1854—1921），原名传初，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到英国后，却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思想界大师辈出，人文荟萃，严复留恋其间，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探寻西方富强原因，求索中国复兴之途。1879年回国，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备受刺激，遂开始大声疾呼变法。翌年初夏译英人赫胥黎《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严复本人也因此而成了晚清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这里收录的主要是甲午战争后严复在《直报》《国闻报》等报刊刊发的政论文章。严复是甲午战后最早吹出最嘹亮变法号角的维新思想家之一。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曾传诵一时的政论文章：《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疾呼变法，反复强调古今异势，民族危机严峻，不变法不足以图存的道理。严复的呐喊在甲午战败后群情激奋、人心思变的历史情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之后，在变法思潮不断高涨的情势之下，严复又联合同志创办了《国闻报》，继续呼吁变法，并对戊戌变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严复变法思想中强烈的进化论底色，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特点，这与康门师徒主要从公羊学三世说出发论述变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严复对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厉批判，和其“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的新民思想，也是他启蒙思想的突出特点。

宋恕（1863—1910），浙江平阳县人。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更名衡，是我国近代值得重视的一位启蒙思想家。他幼年聪慧，受知于侍读学士孙铿鸣，得为其女婿。后师事孙衣言、铿鸣兄弟，并从衣言子经学大师孙诒让问学。他很早就接受宋代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和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改革思潮，立志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1887年，宋恕随岳父到上海、南京，以后又到杭州。繁盛的上海租界，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城乡的凋敝，及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都给他以很大的刺激，遂立志“欲扫西庭壮本朝”，于是遍交海内名士，博览各种典籍和近译欧美著作，寻找救国救民途径。

这里主要收录了宋恕甲午战争以后的著述，包括《六字课斋津谈》《六字课斋卑议》。1895年，宋恕完成了《六字课斋津谈》。这是一部上下古今中外、出入经史子集，抨击封建旧文化，揭露秦汉礼法和程朱理学的反动本质，进而论证维新变法之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理论著作。全书共十六类三百九十五章。它的写成，标志了宋恕从古文经学出发的托古改制思想体系的确立。

《六字课斋卑议》的初稿完成于1892年，它是作为变法维新纲领起草的，以“三始说”为基础，并作为《上李中堂书》的附件逞给了李鸿章。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维新派疾呼变法，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宋恕因不满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宣扬的孔子托古改制思想，便集中精力对其变法纲领《六字课斋卑议》作了改写，并于1897年12月正式印行。其中，宋恕认为“学校、议院、报馆三端”，是国家富强的三大纲领，并深信，“三大纲领既举，则唐虞、三代之风渐将复见，英、德、法、美之盛渐将可希矣”。在经济方面，《六字课斋卑议》提出振农、振工、振商的主张；在伦理道德方面，该书针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论述了妇女问题，反对重男轻女和包办婚姻；在文化教育方面，除了主张广兴学校，创办报刊外，该书还主张“尽废旧取士之法，专行新取士之法”；开译书局；改革文字，采取汉语拼音法，以利于教育的普及。该书的印行，对戊戌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恕才华出众，思想很有特色，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亦字佛尘，自号洴澼子，湖南浏阳县人，与谭嗣同是同乡好友，人称“浏阳二杰”。唐才长自幼好读书，究心实学，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武昌两湖书院。与谭嗣同均师事欧阳中鹄，欧阳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二人影响颇深。甲午战败后，唐才常积极呼吁变法维新，并身体力行参与湖南维新变法，对湖南维新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一面批评清廷的顽固守旧、宣传变法；一面与林圭等人成立了自立会，筹划武装起义。后因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镇压，起义流产，唐才常牺牲。

这里收录的主要是唐才常甲午之后的著述。甲午战败给唐才常以很大的刺激，他为之感到“可耻万分”，痛斥《马关条约》之屈辱，并因此而呼吁变法。在他看来，维新变法是挽救中国危亡于万一的不二途径，主张以中国周、孔之道植其根底，学习西方综核名实，以求通变化裁之用。只有如此，才能康雄欧美各国。否则亡国灭种，不堪设想。在《孟子言三宝为当今治国要务说》中，唐才常全面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孟子所说的“三宝”，只要治理好这三者，国家就可以富强。但秦汉以后，“孔孟真源，消亡歇寂，三者几任其自谓消长而莫为之所”以致于中国目前“穷且尽”。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在土地方面，以垦荒、治河、开矿为大纲，设农务、河务、矿务大臣总其成；在人民方面，学习泰西讲求教养诸政；在政事方面，当取法英、德，练兵通商；创银行，修铁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设律科，列公法。而当务之急“必先废时文帖括之业，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只有这样，“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国权乃能抵拒”。为此，他主张广开学会，派遣游学，设立赛工艺会和中西条例馆。他还身体力行，致力于湖南与浏阳的改革，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湘学新报》创刊（后改名为《湘学报》），唐才常任总编辑兼多个栏目撰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湘报》创刊，唐才常任董事长之一兼主编。他先后在《湘学报》《湘报》上发表三十余篇鼓吹维新变法、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的文章，希冀“以文字改良说”，开启民智。为了论证变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唐才常大量介绍各国兴亡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事实说明变法则国强，不变法则国亡的道理。他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封建专制以一人而尊天下，“私之至也”，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则士“公天下”，并断言“私天下者不长，公天下者罔不昌也”。因此，他呼吁变中国的专制“私天下”为民主的“公天下”，实行“重民、公国、平等、平权之大义”。唐才常在论述民权主张时所依托的思想资源，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如《孟子》《公羊》即六经。

何启（1858—1914），字沃生，广东南海人。1872年赴英留学，1887年回国后在香港任律师和医生，是香港议政局议员。1900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所办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

胡礼垣（1847—1916），字翼南，广东三水人，买办商人家庭出身，是何启早年在香港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读书时的同学。长期居住香港，办粤报，著有《胡翼南全集》。

何启和胡礼垣合著的《新政真诠》一书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他们二人也因此获得了维新思想家与启蒙思想家的声誉。《新政真诠》由“初编：曾论书后”“二编：新政论议”“三遍：新政始基”“四编：新政变通”，以及“前总序”“后总序”组成，实际上是写于不同时期的9篇文章汇编。这些文章大都先由何启应用英文写成，然后由胡礼垣译成中文，并“阐发之”。虽然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彼此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都是围绕中国要不要改革（即实行新政），以及如何改革这一问题而展开议论的，当然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该书于1902年汇集出版。

这里没有收录“初编：曾论书后”，因为“初编”从时间来看，尚不属于戊戌变法思想。此外，原书后附的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新政议论·序》、《新政始基·序》和《新政安行·序》，这里也都没有收录。《新政议论》写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基于对中国民族危亡关头前途命运的思考，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议论》中系统阐述了他们的变革主张，认为要“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就“宜复咕嘀网执中精一致心传，而行古帝王因时制宜之运量”。其中，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行选举”“设议院”的主张，并且相信，“若是者国有万年之民，则君保万年之位，所以得民莫善于此”。《新政始基》作于1898年春，重点阐述了如何变通“中国理财之法”的思想。并强调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必须改变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允许商民自办企业；其次保护关说，以利民族工业的发展；再次把厘金合并于关说，以减轻厘金对工商业的危害。《康说书后》是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保国会演说中所说的“泰西之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义相运之故，中国之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义不合之故”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泰西之所以能保民、养民、教民，不在于“其所为与吾经义相运”，相反在于“无经义以阻挠之”；中国之所以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亦不在于“其所为与吾经义不合”，相反是由于“经义以蔽塞之也”。因此，他们主张废八股，同时不以经义取士，否则，八股废犹不废。同时，他们还对“中体西用”提出批评。戊戌政变后不到三个月，何启、胡礼垣又写成《新政安行》，对顽固派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攻击加以驳斥，并大胆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论述了“兴民权”的重要性，并再度对“中体西用”论进行批判。《＜劝学篇＞书后》刊于1899年春，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劝学篇》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对其内篇中的明纲篇、正权篇所宣传的忠君思想、纲常名教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及反对兴民权、设议院的谬论，进行了尤为激烈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系统阐述了其民权思想，并对民主、民权的异同做了说明。1899年冬，他们又完成了《新政变通》，意在使时人“明新政之终于必行而勿虑其不行”。其中，他们主张“开民智”，并论述了民智与民权的相互关系。同时，他们对汉学、宋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总之，《新政真诠》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理论著作，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启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这里收录主要是汪康年、章太炎、皮锡瑞等人的变法思想与主张。汪康年（1860—1911），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晚号毅伯、恢伯、醒醉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二十年（1902）进士，官内阁中书。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他愤然以变法图强为志，参加上海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任总经理，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后改办《昌言报》，自任主编。又先后办《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政论家。这里收录的主要是他维新运动期间刊发于《时务报》等报刊上的政论文章，重点分析民族危机的严峻、变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呼吁变法；主张开报馆、办学会，开通民智；分析国际局势，强调正确处理外交关系等。

章太炎（1869—1936），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易名为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中日战败后，章太炎呼吁变法维新，曾为强学会捐款，又任《时务报》主笔。这里收录的主要是他在维新运动时期刊发于《时务报》等报刊的政论文章，呼吁变法，倡办学会、报刊，开通民智。但与康门师徒不同，其倡导变法的思想资源不是今文经的“公羊”学，而是传统学术中的古文经学。

皮锡瑞（1850—1908），字炉门，举人出身，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甲午战败后，愤于《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呼吁变法。1898年春，主讲“南学会”，共讲十二次。所讲内容，贯通汉、宋，兼及西学，主要宣传变法自强，以保国、保种、保教的道理。这里收录的正是他在南学会的十二次演讲。

此外，这里还收录樊锥、易鼐等人的少量维新言论，意在显示维新思想在当时的影响。

这里收录的主要是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之所以强调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是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戊戌维新是很难从思想变为实践的。而这些趋新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维新初起之时，支持变法，又与甲午战败及马关割地的创痛密不可分。在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反思与讨论中，胡燏棻等官员与康有为等人同时都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尽管双方的变法内容并不全然相同，但他们的变法呼声无疑为维新派的变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而且，这些趋新官员所倡导的变法，其内容也比洋务时期更进一步，这正是趋新官员能够支持维新派变法的思想前提。可以说，甲午战后，变法成为趋新官员与维新派之间的共识，在此共识之下，维新运动逐步兴起。开学堂、兴学会、办报刊，维新派倡导的这些变法措施在诸多趋新官员的支持或默许下，在很多地方付诸实践。这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维新派对趋新官员的游说，以及各地趋新官员对维新派的援引。双方的合作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体现得最为清晰。湖南巡抚陈宝箴、前学政江标、学政江标及盐法道黄遵宪等人均以思想开明、趋新著称，在他们的支持下，湖南变法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大批维新志士聚集在湖南，办报刊，开学会，办学堂，将湖南维新运动推向高潮。此外，两湖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廖寿丰、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也都对维新运动给予过支持，也都是维新派的变法活动所依靠的对象。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维新变法能够在各地迅速开展，并在湖南等地推向高潮！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趋新官员的变法思想毕竟与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有着不小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最终导致了趋新官员与维新派的分道扬镳。可以说，随着变法活动的推进与深入，曾经援引维新志士推行变法的趋新官员，遂成为维新思想的批判者之一。

反对者对维新思想的批判，分为政变前和政变后两个阶段。

政变前，由于维新思想的兴起有一个由隐到显得过程，故而反对派对维新思想的反对呈现出一个由微到著的过程。当朱一新与康有为论学之时，变法运动尚未开始，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尚不明显，故朱一新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而后，随着康、朱论学的深入，朱一新对康有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深入认识，其对康学的批评也不在拘囿于学术。尽管《新学伪经考》因余联沅的奏请，遭遇了毁板的命运，但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反对派对《新学伪经考》的攻击并不激烈，而且大多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批评的。随着变法运动的展开，维新派宣传民权、平等、议院及素王改制的思想在各大报刊风行，封建纲常名教受到威胁，这引起了反对派的瞩目与反对，甚至那些趋新官员也因此走向维新派变法的对立面。他们依据封建纲常名教，一方面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议院等思想主张大张挞伐，认为“民权之说，乃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另一方面对康门师徒所倡导的“孔子改制”理论竭力抨击，这不仅表现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叶德辉等人对康门师徒公羊学理论的排斥、诋拒与攻击，而且表现在戊戌年《孔子改制考》的命运中。此时的反对派反观《新学伪经考》，便发现其与《孔子改制考》一样的异端与叛逆。于是，康门师徒依据公羊学构建起来的变法理论遂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重中之重。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趋新官员，其对维新派与维新思想的态度尤为微妙。一方面，鉴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创痛，他们主张变法，且其变法主张已经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变革，主张学习“西政”。因此当维新初起之时，他们成为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另一方面，随着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主张触动了纲常名教，他们便转而批评维新思想、进而反对变法了。

政变后，“康党”的学术、政术、心术都成为各反对者用心揭发的对象。戊戌政变后，“康党”被清廷定为“逆党”，成为钦命通缉的要犯。于是，那些揣测希荣之御史言官便通过揭发“康党”的心术、政术，以迎合太后的旨意。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倡导变法的官绅，也被他们冠以“康党”的帽子一网打尽。透过这些揭发奏章，我们可以感受到戊戌政变后康党、新党官绅的艰难处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晚清思想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晚清有见识的或进步的思想家，也都是爱国者，从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姚莹，到洪秀全、洪仁玕；从冯桂芬、左宗棠、郭嵩焘，到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爱国思想是他们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更是晚清爱国主义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爱国运动，以及在反对侵略战争的战场上的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纵观晚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其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晚清爱国主义的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众所周知，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第一个矛盾决定了晚清的爱国主义是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反抗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联合作战，同仇敌忾，共同抗击侵略者；另一方面，在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除少数民族败类外，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都做出过他们自己的贡献。本节主要选录了反映鸦片战争时期、中法战争时期和甲午战争时期的反侵略爱国思想尤其是下层人民群众反侵略爱国思想的有关资料。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即开始了在中国非法的传教，尽管人事非常有限。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据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的保护，纷纷派遣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到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人数已达3300多人。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也在传播西学和兴办文教慈善事业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翻译西书、开办学校、创办报刊等，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尤其是教育的近代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或主要方面，传教士们充当的是西方侵略中国特别是文化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在中国建立教堂，发展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众之间和民族之间关系，向中国人民灌输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实现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企图，他们中还有人为本国政府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干涉中国内政，攘夺中国利权，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起不到的作用。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和痛恨，再加上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称为“教案”）是此伏彼起。这些反洋教斗争（“教案”）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士绅，参加者或主力军多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如果说士绅们反洋教更多的是源于中西文化的隔阂和冲突的话，那么，广大一字不识的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反洋教更多的是因传教士和那些加入教会的教民的恶行引起的，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非理性因素，是谣言、迷信等。这里收录的是鸦片战争后至义和团运动之前的一些反洋教资料，从这些资料所揭示出的思想看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有它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此前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发展，其性质上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在客观上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曾掀起了以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为特征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之所以没能得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义和团运动及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妄想。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曾率八国联军与义和团做过战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一份奏所中，针对德皇“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他提醒德皇说：有一事不应忘记，即中国是一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篷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引者注）中见之”[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86页]。因此，他认为西方无法瓜分中国，“吞并土地”。他在天津领事的一次讲话中更明确指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施行统治之善政，乃万事之最难者，况欲制御此亿万之众，岂能遽以轻便之心行之乎？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244页]。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也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不宜于瓜分的。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更齐一，更团结，更被古老的带子和魅力拴在了一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意味着用武力压服各个部分……将带来经常不断的反抗。”（转引见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15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和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加上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力而愚昧无知，他们的爱国思想往往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其爱国热情也容易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义和团运动就是如此，其反帝爱国又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仇恨现代文明，先被清政府所利用，后又为清政府所出卖，归于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思想启蒙活动，而他们最主要的启蒙活动之一，就是译介西书，批判封建思想。梁启超和严复是这一时期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旗手。西方的众多思想家、学术流派及其著作是由他们译介到中国来的。比如梁启超就比较多的介绍过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霍布士、斯宾诺莎（斯拼挪莎）、洛克、黎普尼士、休谟、倭儿弗、伯伦知理、边沁、颉德、哥白尼、瓦特、牛顿（奈端）、斯宾塞、富兰克林、福泽谕吉等人的学说，这其中既有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科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希腊的古典学术、英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德国的哲学流派以及欧美蔚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梁启超的笔下都有深浅不同、详略不等的介绍。据学者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名字，就首先是由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这份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刊物上，介绍给中国人的。（耿云志：《〈新民丛报〉前期梁启超对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贡献》，见《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第3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只要翻阅一下《饮冰室合集》的目录，浏览一下《新民丛报》的内容，就不得不承认他是20世纪初年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旗手。据粗略统计，仅《饮冰室合集》涉及的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名人，就达50多人，在当时无出其右者。严译“八大名著”，除《天演论》出版于1898年和《名学浅说》出版于1909年外，其余六部都翻译和出版于1901—1905年。除梁启超和严复外，康有为、王国维等也都西学的输入作出过重要贡献。

所谓“新民”，也就是革新国民，用梁启超的话说，即“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时期，严复就提出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梁启超也主张欲“兴民权”，先“开民智”。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痛定思痛，更进一步认识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因为，中国所以积弱不振，源根就在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他创办《新民丛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教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为表示他的这一决心，他将自己的笔名也从此改为“中国之新民”，并在《新民丛报》上以《新民说》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新民思想。这组文章共分20节，约11万字，前后连载四年。其中第1节至15节刊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6节至18节，刊于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19节至20节，刊于1904年和1905年的《新民丛报》。《新民说》不仅是20世纪初梁启超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实际上，梁启超所讲的“新民”，也就是摆脱了封建主义压制和束缚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的一代新人。《新民说》刊载不久，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露他阅读《新民说》时的心情：“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6页）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写《中国启蒙运动史》，将《新民说》称作是“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书”，说它“代表那时第三等级的政治主张”，认为单从启蒙的意义来说，“《新民说》最有价值，影响也最大”。

领导维新变法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两大贡献。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据康的《自编年谱》讲，1885年他从事算学，即开始“以几何著人类公理”，“乃乎定大同之制”，大约至1887年写成了一个初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把《公羊》的“三世”学说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揉合到一起，提出了他的大同之道。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他在第一稿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写成《大同书》的第二部草稿。在修改过程中，他曾与自己的两位高足陈千秋、梁启超反复讨论过。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陈千秋）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大同学》就是《大同书》。当时陈千秋和梁启超读到这部鼓舞人心的杰作，“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壁小时也见过此书。及后因戊戌政变康有为逃到日本，曾向日人犬养毅“出示《大同书》稿本二十余篇”。可见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确写有《大同书》的草稿。但这第二部草稿已经散失。梁启超1901年写《康南海传》，称该书“其理想甚密，其条理甚千丝万繁，以此区区小篇，势不能尽其义蕴，今惟提其大纲”。而这个大纲有一万多字，包括了今本《大同书》的主要内容。这说明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已基本形成。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逃往海外，先后到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印度等国游历。耳闻目睹，使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及其社会问题有了较具体的感性认识，于是他决定重修《大同书》。1902年他隐居于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潜心著述，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笔耕，写成第三稿，增加许多游历的见闻，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发展做了具体肯定，对其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理想的大同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了丰富的想象和具体的描述。书成之日，康氏曾赋诗述怀，其中有“廿年抱宏愿，卅卷告成书”之句。《大同书》的手稿，今藏于上海文管会和天津图书馆。1913年，康有为将《大同书》一书的甲、乙两部刊于《不忍》杂志，1919年由长兴书局刊印单行本，冠以《大同书》之名。他的弟子们一再请他将全部书稿付梓，但均被拒绝，到他逝世后8年，即1935年，全书才由其弟子钱定安略加校订，由中华书局出版。与1902年成书的第三稿比较，1935年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但结构有所调整。《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即甲部《入世界观众部》，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业生》，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本书采用的是《康有为全集》的版本。

严复一生翻译过许多西方著作，其中有名的有八种，史称译“八大名著”，除《天演论》出版于1898年和《名学浅说》出版于1909年外，其余六部都翻译和出版于1901年至1905年之间，其中《原富》出版于1901—1902年，《群学肄言》出版于1903年，《群己权界论》出版于1903年，《社会通诠》出版于1904年，《法意》（原著31卷，仅译其中29卷）自1904年开始分册出版，1909年出齐，《穆勒名学》（实际上只翻译原著的一半）出版于1905年。这样短的时间内，翻译、出版6部西方名著，是非常不容易、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曾谈到翻译这些西方名著的艰难：“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他之所以要知难而上，目的是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他写道：“复今者勒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极知力微道远，生事夺其时日；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在这些名著中，严复给我们译介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民主与法制思想，传播了逻辑知识，宣传了科学思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新民丛报》称他为中国“中西学之第一人”（《绍介新著〈原富〉》，见《新民从报》1902年合订本，第1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严复的翻译有一总的评价，他说：“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可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尤需指出的是，严复每翻译一部西学名著，都有其鲜明的政治、学术目的和时代特色，用传统的话说，经世致用思想非常强烈。所以他翻译的西学名著，都进行过精心选择，经过了一番苦心研究。如他翻译《天演论》，是为了惊醒麻木中的中国人，为保种和救亡图存服务；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谋求中国的富强道路；翻译《法意》，是为了抨击君主专制统治，提倡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翻译《穆勒名学》，是为了给中国人补课，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此等等。为了达到其政治、学术目的，严复在翻译西学名著的过程中，还往往依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在译文中加上不少按语，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和其他人翻译西书不同，严复翻译西学名著，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

“史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稍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代表人物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19）、邓实（1877—？）等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要求，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邓实：《史学通论》）。尽管维新派与国粹派的政治取向不同，前者主张保皇立宪，后者主张反清革命，但在改造封建旧史学、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方面，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名符其实的同盟军，并且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梁启超，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都非常重视史学，认为在世界所有的学问当中，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欧美所以振兴，史学发达是其原因之一。中国要增强国民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必须大力发展和普及史学。中国的旧史学虽然源远流长，但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概而言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史界革命”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提倡“民史”，反对“君史”；第二，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第三，创新史学体例，扩大研究领域。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邓实、夏曾佑等一大批“史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应用“新史学”理论写出了一大批史学著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所谓文学“三大革命”，指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三大革命”口号的提出者是梁启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这“三大革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就渊源而言是对这“三大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茅盾曾指出，“我们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一些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已经在动摇着旧文学的阵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五四’新文学运动准备条件”（茅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节公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郭沫若也说过：“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郭沫若：《文学革命的回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88页）犹如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文学“三大革命”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文学的“三大革命”外，20世纪初还发生过戏曲改良运动，其目的是利用改良后的戏曲，对人们进行思想启蒙。

19世纪末20年初，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字改革运动，即后人所谓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的主张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一、字画简易；二、字话一律；三、语言统一。“字画简易”，是要求文字简单便捷，这一主张带来了各种切音字方案，并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作了理论和实践的铺垫；“字话一律”，主要指书面语和口语要一致，写和说统一起来，这成了同时期以及后来的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语言统一”，要求统一全国语言，这为后来的国语运动和延续至今的推广普通语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195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曾将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后以《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出版。白话文运动的最初源头要追溯到维新变法时期。当时维新思想家们出于“开民智”以及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目的，而积极提倡白话文，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发出了要求推广白话文、改革或废除文言文的呼声。而最早发出这种呼声的是梁启超。1896年他撰写《变法通议》一文，从开民智的角度论述了推广白话、俗语的重要意义。梁启超虽然主张推广白话文，但他并没有明确使用“白话文”的概念，第一次使用“白话文”概念的是江苏无锡举人裘廷梁。1898年春，裘廷梁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认为西方、日本所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就在于“白话之效”；中国所以民智未开，国家贫弱，亦就在于“文言之为害”，所以要开民智，强国家，就必须“崇白话，废文言”，这是维新之本，因为与文言比较，白话有八点优长：一是“省日力”，二是“除骄气”，三是“免枉读”，四是“保圣教”，五是“便幼学”，六是“炼心力”，七是“少弃才”，八是“便贫民”。到了20世纪初，随着思想启蒙的深入，白话报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20世纪初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或先导。这是20世纪初兴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和意义。

批判专制制度，要求人权与自由，这是20世纪初革命派的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19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家一样，革命派用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武器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他们以卢梭的“民约论”，重新解释了君主与国家的起源。他们指出，上古时代，是没有什么皇帝和官吏的，人人都是老百姓。后来由于各种公共事务太多，需要有人专门负责，老百姓便推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负责此事，同时还定立了凡条法律，供大家遵守，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后来，人们渐渐忘了国家是多数人共同思想共同行为的结合体，少数首领便乘机“弄起权来”，把共同体的国家变成了一家一姓的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而本来是主人的老百姓反而成了他的奴隶、臣民。所以，“君”“皇帝”都是窃国窃权的独夫民贼，他们没有和人民契约，其权力不是人民给予的，因而是非法的，人民有权力推翻其统治。除了以“民约论”重新解释君主与国家的起源外，革命派还以进化论的原理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判断一个政体适不适宜生存的标准有二：一是看它能不能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二是看它能不能发达绝大多数人的“智识道德和活动力”。专制政体既不能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又不能发达绝大多数人的“智识道德及活动力”，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必然要为新的能增加绝大多数人幸福和发达绝大多数人的“智识道德及活动力”的政体所淘汰。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竞盦：《政体进化论》，《江苏》1903年第1、3期）革命派批判专制制度的目的，是要人权和自由。什么是人权？他们指出，所谓人权也就是做人的权利，具体而言，“人因保其体肉精神之本分，即有物之权利；人因继续其子孙之本分，即有婚姻之权利；人有干与国政之本分，即有参政之权利，人因不受他人制缚之本分，即有自由之权利”。革命派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认为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剥夺。与人权相联系的，是自由的问题。什么是自由？根据《说国民》一文作者的解释，“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这种压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而“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专制制度的种种罪恶，归根到底在于它蔑视和践踏了人权和自由。这也是专制制度所以不能留存于二十世纪的根本原因。

批判纲常名教，提倡伦理、道德革命，这是20世纪初革命派启蒙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们指出，纲常名教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大经大法”，或人类“固有之物”，而是封建统治者“创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革命派对纲常名教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的也是“君为臣纲”。因为“君为臣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护身符。《三纲革命》一文的作者指出，“据强权而制服他人者君也，恃君权之名义威权而制服他人者臣（官）也，故曰君为臣纲，又曰官为民之父母”。对于这种“强权”，该作者发出了愤怒的质问：“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因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故然，此乃强权有背真理。”为了批判“君为臣纲”，否认这种“强权”，革命派还对“父为子纲”以及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大家族制度进行了批判。当然，革命派着墨最多的是对“夫为妻纲”及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压制的批判。他们揭露在“夫为妻纲”的关系下，丈夫对妻子“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而妻子在丈夫的压制下，“此身一误，蹂躏终身”，备受压迫、凌辱的推残。因此，“家庭之压制亦莫甚于夫妇”。除在家庭中受夫权的压制外，广大妇女还要在社会上受君主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长期处于“沉沉黑狱”之中，她们既是被奴役的奴隶，又是倍受污辱的玩物，“穿耳刖足”，命运极为悲惨，乃至“全国女界皆成冢中枯骨，绝无生气”。革命派还特别批判了封建礼教以“女德”“妇道”的名目对广大妇女的束缚和压迫。在批判“夫为妻纲”及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压制的同时，革命派还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如果说批判纲常名教是“破”的话，那么主张伦理道德革命是“立”。革命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的，社会进化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不适应了，就必须用新的伦理道德取代旧的伦理道德，他们因而主张改革或革命中国的旧伦理、旧道德和落后风俗。

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思想启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批判“奴隶根性”，提倡“国民意识”。革命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奴隶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安分守己，卑屈恭顺；第二，不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麻木不仁；第三，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革命派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根性”首先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君主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视天下人皆草芥牛马”，对他们“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只许他们服服帖帖，“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而不给他们一丝一毫的权利，久而久之，“奴隶二字，遂制成吾国人一般之头脑，驯伏数千年来专制政体之下，相率而不敢动”。其次，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儒家学说也要为此负责。因为儒家学说专“以柔顺为教”，极力培养人们的“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以便供专制君主“轭束役使之用”，尤其是儒家提出的“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要老百姓怪怪地服从专制君主的统治，“任他把你浑身（躲）成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日子一久，奴隶根性也就自然形成。另外，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根性”的形成与传统的“风俗”“教育”和“学派”也很有关系。因为“中国之风俗，一酿造奴隶之风俗也”；中国之教育，“即酿成一奴隶特别”之教育也；中国之学派，“无不可谓奴隶之学派也”。凡此种种，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中国人的“奴隶根性”“已深入脑浆”，牢不可破。革命派揭露和批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人中树立起一种新的“国民意识”。所谓“国民意识”，也就是国民所应具备的思想品格。那么，国民应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品格呢？尽管由于立论的方式和所要说明的问题不同，革命派对国民应具备的思想品格的阐述并不完全一致，但综合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国民至少应具备独立自主意识、平等自由思想、权利义务观念和冒险进取精神等主要思想品格。

20世纪初革命派思想启蒙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和纲常名教一样，封建迷信也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革命派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纲常名教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封建迷信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用来揭露和批判封建迷信的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无神论和近代科学思想。1903年，《大陆》杂志曾载文对法国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的唯物论学说作过介绍，并就“唯物论何以有功于法国之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人莫患于有蔽。信教最笃之人民，必不能冲决网罗而为所欲为，其智识常昏而不明，社会腐败而不知改，同胞困苦而不知救，贸贸然苟活于世界，而不能为一豪举，不能尽一义务”。所以，先“必破宗教之迂说，除愚朦之习见”，而后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认识真理，“卓然独行”地投身于改造社会、拯救同胞的革命斗争，“流万人之血而不顾，犯一世之怒而不恤”。而要“破宗教之迂说，除愚朦之习见”，就必须借助于唯物论。宣传唯物论是以狄德罗和拉梅特里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的“绝大一纪念碑”，人民读其著作，受其影响，“因是知国家、真法律之性情及道德上之自由，信公理而不信真神”。这是法国革命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重要原因。就此，该文作者热情地称颂道：“伟矣哉，唯物论之功乎！董通（Donton，即丹东）之徒之共和事业，无一不自唯物论来也”。（《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大陆》第2期，1903年1月）革命派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必将导致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兴盛和唯心主义宗教迷信的衰微，“天然之哲学进而为轨范的科学，人道学派进而为实科学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唯物论、无神论和近代科学思想为武器，革命派对鬼神迷信、符咒、谶兆、风水等迷信以及传统的天命神学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鬼神迷信、风水迷信、天命神学观以及其他种种封建迷信所以能长期盛行，除历代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大力倡导者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人们“不明万物所以运行生灭之理”，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正确解释。所以，要破除人们的封建迷信，就必须提倡科学，开启民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他们因而积极创办科学杂志，翻译和编辑了一些科学书籍。

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就在他们出版的中文书刊中片断地谈到过西方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学说，清廷的出使人员（如郭嵩焘）和一些到过国外的洋务知识分子，亦即后来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马建忠、王韬）也在他们的日记、著作或文章中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及学说作过一些粗略介绍。但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学说的了解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戊戌政变后，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逃到海外，一方面继续其未竟的维新事业，一方面则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思想启蒙活动，而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是主要内容之一。到了20世纪初，一些革命人士也加入到了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行列。随着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被大量地翻译介绍，作为西方社会科学重要组成的西方民主学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据熊月之根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和沈兆袆的《新学书目提要》的统计，这时有78种关于西方民主学说的著作被翻译介绍，主要内容是：（一）民主政治学说，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日本人中江笃介用汉文翻译的《民约论》第一卷，书名为《民约通义》，这是《民约论》的最早中译本；1900年底到1901年初，留日学生杨廷栋等又据日译本转译此书，题为《民约论》，在《译书汇编》第一、二、四、九期连载；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又出版了杨廷栋译的全本《民约论》，取名为《路索民约论》，书前附有《路索小传》和杨廷栋写的《初刻民约论记》。这是第一个《民约论》的中文全译本。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今译《论法的精神》）：1900年《译书汇编》第1—3期曾刊载过该书的部分章节；1903年2月上海文书局出版了由张相文据日文本翻译的该书最早的中文完整译本；严复1904—1909年又据英译本翻译了孟德斯鸠的这部名著，取名《法意》。英国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今译《论自由》）：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的译本，取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的译本由译书汇编社版，封面题名《弥勒约翰自由原理》。以及瑞士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25—31期连载，译者不详，《家法泛论》，《译书汇编》第1—3期连载，《国家学纲领》，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中国饮冰室主人译”；英国人斯宾塞的《原政》，杨廷栋译，上海作新社1902年出版，《女权篇》，马君武译，少年新中国社1902年与达尔文的《物竞篇》合印；德国人那特硁的《政治学》，冯自由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法国人纳岌尔布礼的《共和政体论》，罗伯雅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美国人海文的《义务论》，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文献。主要有日人奥田竹松的《法兰西革命史》，青年会编译；日本人福本诚的《法兰西今世史》，马君武译，出洋学生编译所出版；《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支那军国民译；日本人涩江保的《佛国革命战史》，上海人演社译并出版，《美国独立战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京留学生译；日本人田中健三郎的《意大利建国史》，徐三省译；《意大利独立战争史》，东京留学生译；日本人柳井的《希腊独立史》，秦嗣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出版；《美国独立檄文》，《国民报》第1期译载；《法兰西人权宣言》，小颦女士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出版；《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小颦女士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出版。（三）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的传记及学说。主要有《卢梭学案》，梁启超撰，《清议报》第98—100期连载；《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梁启超述，《新民丛报》第11—12号连载；《政治学大家卢梭传》，杨廷栋撰，《政艺通报》1903年第2号载；《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梁启超述，《新民丛报》第4—5期连载；《弥勒约翰之学说》，马君武述，《新民丛报》第29—30、35号连载；《政治学大家伯伦智理之学说》，梁启超述，《清议报》第38—39号连载；《华盛顿》，日本人福山义春著，丁锦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拿破仑》，日本人士井晚翠著，赵必振译，上海益智译社出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梁启超著，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加里波的传》，上海广智书局编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日本维新百杰传》，上海开明书局出版。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知道了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和传统学术外，世界上还有先进的民主政治学说和新颖的学术，还有那么多灿若明星的学者，同时也为革命派和立宪派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事革命与立宪的思想宣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孙中山（1866—1925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改名中山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与母亲一道去了檀香山。他先在他大哥孙眉开设的一家商店当店员，不久即入英基督教监理会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初中）学习。1882年1月，他以英文文法考全年级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意奥兰尼学校毕业。不久又考入奥阿厚书院继续求学。一年后，他离开檀香山回国，先后到香港拔萃书室（男子中学）、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秋，26岁的孙中山以优异成绩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业行医于澳门和广州，并积极从事“医国”的活动。1894年6月，孙中山怀揣他写的近8000余言的《上李鸿章书》到了天津，想说服李鸿章接受他的改良思想，但没有得到李的接见。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认清了清政府的顽愚腐朽。此时又适中日早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目击时艰，已“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年10月，他去了檀香山，并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其盟书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95年10月，兴中会拟定的广州起义未及即告失败，孙中山被清通缉，在国内无法安身，被迫流亡海外，先后去了日本、檀香山、美国和英国。在英国伦敦期间，曾被清驻英公使馆诱捕，后经英国友人的营救才化险为夷。事后，孙中山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脱险后，在伦敦继续居住了一年。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去大英博物馆，“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通过大量阅读以及与各国革命者的交往和对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考察，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有了质的升华，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开始形成。孙中山后来自述，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当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留居伦敦期他的三民主义仅是一个“雏形”，其发展和完善是在20世纪初年。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萌发于1894—1895年，大致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领导和推动维新变法同时，甚至还稍早一些。然而在20世纪之前，其反清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传播，其影响远远不能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相提并论，国内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还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的名字，即使有一两个人听说过，也是将他作为绿林好汉或江洋大盗听说的，1895年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就被人们认为是小股会党或绿林好汉的骚扰攻掠。戊戌变法的失败，尤其是自立军起义的失败，虽然使一些曾经参与过维新变法或自立军起义活动的爱国青年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并出现了一些革命或倾向于革命的刊物，革命的势力和影响比之19世纪末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1903年之前，就整个华侨界、留日学生界和思想界而言，改良思想的势力和影响仍然很大，甚至占居着支配的地位。改良思想和革命思想发生明显消（改良思想）长（革命思想）、革命派的势力和影响最终超过改良派并成为历史发展主流的转折点是在1903年。这一年先后发生的拒俄运动和“《苏报》案”，使广大爱国学生，其中包括不少原来赞成改良的爱国学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不可救药，要救国就非推翻它的统治不可。正是以拒俄运动和“《苏报》案”为转折，革命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除原有的一些革命报刊或倾向于革命的报刊宗旨更加坚定，立论更加鲜明，文词更加犀利外，又有一批新的革命报刊如《国民日日报》《觉民》《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相继创办。一些中间性的报刊，这时也转而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一些宣传民族独立、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历史的书籍也被印刷出版，得到广泛流传，如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1903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以及刘师培的《攘书》（1903年）、杨守仁的《新湖南》（1903年）、黄藻编的《黄帝魂》（1903年）、章士钊编的《苏报记事案》（1903年）、爱国青年编的《教育界之风潮》（1903年）、思想社编的《热血》（1903年）、东大陆图书局编的《国民日日报汇编》（1904年）、刘师培和林懈的《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金一的《自由血》（1904年）、铁汉的《死法》（1904年）、陈去病的《清秘史》（1904年）、刘师培的《光汉写丛谈》（1904年）、黄汉兴的《回天手段》（1905年）、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5年）等。在这些宣传民族独立、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历史的书籍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影响最大。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与改良派的斗争。1903年5月，章太炎写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了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与此前后，孙中山也“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先后发表《驳保皇报》和《敬告同乡书》等重要文章，揭露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的欺骗性。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更加意气风发地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的论战。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创刊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外，其余的文章大多从不同角度对改良派所散布的保皇论进行了批判。接着1906年4月出版的《民报》第3号以“号外”的形式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一文，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归纳为十二个问题：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二，《民报》望国民之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逐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刺客以为事；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该文并郑重宣布：“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其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于是，从第4期起，《民报》发表了大量批驳改良派的文章，双方论战由是全面展开。《民报》和《新民丛报》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同时双方散布在海内外各地报刊，如南洋的《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报》、檀香山的《民生日报》（后改为《自由新报》）和《新中国报》、旧金山的《大同报》和《文兴报》、香港的《中国日报》和《商报》等，也纷纷投入了战斗，论战的主要地点有国外的东京、横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仰光和国内的上海、广州及香港。论战主要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展开。这场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展开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是继维新变法以后发生的又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