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后，各地响应，共和政治很快就成为时代的选择，君主立宪的方案迅速被抛弃。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满汉矛盾与民族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不少新式政治精英认为共和政治优越于君主立宪政治，对于共和政治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不过，在武昌起义后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仍然有君主立宪的呼声，康有为的《共和政治论》、梁启超的《新中国建设问题》、劳乃宣的《共和正解》等就是此期君主立宪论的代表性文献。民国建立后，关于何为共和政治，社会上一些人士存在误解，比如有人认为共和国家则国民有无限的民权，共和政治与君主立宪政治之区别，一为国民有无限民权，一为国民有有限民权；又有人认为共和国家之下人民之自由平等权利无限，可以不服从法律，面对这种情况，章士钊发表了《共和略说》《国体与政体》《平民政治之真诠》等一系列文章，对于共和政治的本意，以及共和政治与君主立宪之区别等问题进行阐述。另外一些人，则担心中国因为缺乏共和政治的传统与社会条件，社会上又有一些人误解共和，将使中国的共和政治变质为众愚政治、暴民政治，于是发表文章解说他们所理解的共和政治，《论众愚政治之弊》《多数政治之试验》《平民政治与暴民政治》等就是这方面的文字。

民国初建，不少人原本对共和政治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和政治能迅速挽救危机、实现富强，但由于中国缺乏实行共和政治的社会条件，国人缺乏共和政治的经验，共和政治不但没有发挥人们预期的神奇功效，相反共和政治的试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于是有人就批评中国的共和政治已经变成暴民政治，更有人以共和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否定共和、鼓吹帝制复辟的依据。鼓吹帝制复辟的有两大类人，一是清室遗老如康有为、劳乃宣等，他们发表的文字有《共和平议》《问吾四万万国民得民权平等自由乎》《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等；一类是袁世凯手下的御用文人如杨度、刘师培，以及所谓外国法学权威古德诺等人，其代表性的文字有《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共和与君主论》等。当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闹剧公开上演时，攀龙附凤之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劝进书，这些劝进书在无耻地歌颂袁大总统的功德才能之外，就是罔顾事实与学理，肆无忌惮地丑诋共和，攻击民国建立以来的共和政治的试验。面对甚嚣尘上的丑诋共和、复辟帝制的言论，捍卫共和政治的价值，批驳中国不适合共和，中国行共和就不能立宪，只有复辟帝制才能立宪的种种谬论，就成了思想界的重要任务，这一方面的重要文字有：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章士钊的《共和平议》《帝政驳议》，汪凤藻的《汪凤瀛致杨度书》，康宝忠的《辟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三书》，以及《中华革命党党务部为驳斥筹安会谬论通告》等等。袁世凯倒台之后，又出现了张勋复辟，不过张勋复辟为时更短，也没有复辟的舆论准备，所以也就没有形成共和与君宪的论争。不过，张勋复辟毕竟对于思想界有一定的刺激，陈独秀对于康有为的《共和平议》的批驳文字也就形成于此时，因为与共和政治问题相关，也一并收录在此。

宪法问题是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争议的一个重大话题。在思想界的人士看来，共和政治建构的关键在宪法，故对于宪法也就特别重视，而在各主要政治势力看来，宪法如何不但关乎中国共和政治的模式，更关乎本派政治力量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也就特别重视宪法问题。本来，南京临时参议院曾制定有《临时约法》，参议院北迁后又制定《国会组织法》以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应该说宪法的大体内容是齐备的。按理，可以在施行若干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后，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商讨，从容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用不着亟亟制定一部完备的正式的宪法。但约法存在诸多问题，《约法》施行后，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各派政治势力觉得有赶紧制定正式宪法的需要，都希望通过新宪法将自己对于政制的主张固定下来。同时，时当革命之后，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新的政治权威尚未确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斗不已，一些法律救国主义者希望有正式宪法能纳政治于正轨。于是，一时间，从速制定正式宪法，成立正式政府的呼声甚高，而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各政党组织了政务研究会、宪法讨论会研讨宪法问题，国民、统一、共和、民主四党并且组织了“四党宪法讨论会”，一些民间学会如法学会也组织宪法研讨会，稍具宪法学知识的人士则纷纷发表对于宪法问题的主张，当时的报刊上就登载了不少民间人士拟定的宪法草案。随着宪法讨论的进行，各省都督也相继发表宪法主张，袁世凯及其身边的策士们也不甘寂寞，以各种渠道表示对于宪法问题的主张。随着国会制宪接近于完成草案，袁世凯眼见宪法草案将成，而自己的宪法主张无法得到贯彻，乃直接干预宪法制定进程。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坚持不接受袁世凯的宪法主张，袁世凯乃解散国会，造成天坛宪法草案的流产，制宪进程中断。

民初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涉及诸多问题，比如宪法制定机关问题、领土规定问题、人民权利的规定办法问题、宪法取国权主义还是取民权主义、主权及其所在问题、国会组织问题、两院权力分配问题、总统选举办法问题、总统权限问题、政府体制问题、平政院问题、审计院问题、地方政制是否入宪问题、孔教问题等等，其中意见之分合，主张之异同，亦可谓蔚为大观，相关的材料亦相当丰富。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选择一些代表性的文字，对于当时诸多的私拟宪法草案，也不可能一一收录，只能有选择性地收录。王宠惠所拟草案大体上是一个以美国政制为模板的草案，其主张省自治（实际上接近于联邦制），其主张行政诉讼归普通法院管辖，以及其关于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上主权所在等问题的认识，在民初的各种宪法草案中颇具特色，因此本部分加以收入。国民党关于宪法问题的全案及其修正案代表国民党宪法主张，梁启超所拟的草案代表进步党对于宪法问题的主张，古德诺的草案以及袁世凯在干预宪法制定过程中向国会提出的几个咨文大体上能够代表袁世凯的宪法主张，这些文字因为其能代表一定政治势力的宪法主张，故加以收录。王侃叔的宪法主张，颇能代表超然于各主要政党以及袁世凯之外的一些比较中立的人士的看法，故也加以收入。同时，为将相关材料集中，本部分的资料大体上先依照分类，再依照时间顺序编排，因为若完全依照时间排序，则问题就会分散。本部分的资料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关于宪法的总体主张、宪法所取主义、宪法草案的资料；二是当时思想界关于主权、统治权、民权问题的讨论；三是围绕宪法起草与制定机关问题的争论。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比如关于主权、统治权、民权问题的讨论，在有关宪法问题的总体主张的一些文字中也是有所讨论的，但是我们不想为着资料的分类编辑而将一篇完整的文字分类截取，然后分类编辑。这是需要说明的。再者，孔教问题为民初宪法问题中十分重要的议题，但其主要意义不在国家政治建构方面，而是在文化建构方面，拟设专题收集相关资料，不再收入本部分之中。

共和政治的建构，在政制层面，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在中央政制层面，主要是总统制内阁制之争，以及内阁制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内阁制的争论，在地方层面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争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省制问题。省制问题的争论是民国建立之后最初一年多时间里思想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也是当时政治界头号问题。

中国的省历史悠久，根基深厚。自清末以来，省渐次崛起，尤其是清末预备立宪开始后，各省设立咨议局，省界意识日趋浓厚。武昌起义后，各省以独立形式脱离清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在独立各省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有联邦政府之观。故当南北和谈完成，统一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如何处理中央地方关系，尤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几乎半独立的各省的关系，就不但是思想界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涉及各派力量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民初重建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处理中央地方权力关系问题上，尤其是省制问题上，并不成功，没有及时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遂造成此后十多年间的军阀混战局面。

民初省制问题争论，首先是关于联邦制与单一制问题的争论。当南京临时政府筹组前后，思想界曾出现一股联邦论思潮，但反对联邦制的声音亦不小，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可以实行联邦制，联邦制是否会妨碍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府内部也曾就省制问题有所讨论，并引发舆论的关注，但争论尚不激烈。随后，统一政府成立，联邦论迅速退潮，有关联邦制的争论也就迅速消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央集权论大盛一时。实行中央集权，首先就需要解决各省都督权力庞大，各省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问题。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实行军民分治，要求各省都督不再兼任民政长，遂引起思想界、政界关于军民分治问题的激烈争论。1912年7月，省制、省官制草案提交参议院讨论，其后经过参议院的修改、政府撤回修改、第二次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再度审查与修改、政府第二次撤回与虚省三级地方制草案的提出、虚省三级制被参议院否决、参议院通过《省议会暂行法》、政府公布暂行省制等等过程，相关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思想界、政界关于省制、省官制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开展：军民分治问题，省长民选简任问题，省议会是否可以解散以及如何解散的问题，省制存废问题，省议会与省行政长官之权力关系问题，省与中央政府权力划分问题等等。这些争论是随着省制、省官制的起草、修改过程而进行的，举凡中央政府、同盟会—国民党、各省都督、共和党、民主党、各省议会等等民国初年的主要政治势力都卷入其中，当时的主要媒体如《申报》、《时报》、《民立报》、《民权报》、《时事新报》、《独立周报》、《庸言》、《民谊》等等，对相关争论都及时跟进，相关的材料相当丰富。在这场争论中，卷入其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利益分化明显，主张差异甚大，在不少问题上处于截然对立的立场，难以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遂导致省制、省官制的难产。关于军民分治问题，袁世凯、原立宪派以及社会的一般人士主张军民分治，甚至国民党—同盟会的主要政治领袖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主张军民分治，因为军民分治在道理上无可反对。但是各省都督，无论其政治立场是拥护袁世凯，还是反对袁世凯，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系列的都督，还是非同盟会——国民党的都督，出于维护既有权力的需要，都反对军民分治或者要求暂缓推行军民分治。在都督简任与民选的问题上，袁世凯、立宪派从中央集权的角度主张简任，各省都督因为省长简任或民选本质上无关自身权力，故大都附从袁世凯的主张，而同盟会—国民党从地方分权、省自治的角度主张省长民权，各省议会从维护自身权力的角度也主张民选。在存省、废省的问题上，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原立宪派人士主张废省，不过袁世凯本人并无废省之意，他关注的是省自治问题，只要省没有自治资格，则省之存废，他并不关心，而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则分为存省与缩省两派。在省自治与解散省权的问题上，袁世凯、原立宪派反对省自治、主张总统或者国会有解散省议会之权，而同盟会——国民党、各省议会则主张省自治，反对总统或者国会有解散省议会之权。

从民初思想界、政治界围绕省制问题的争议可以看出，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同盟会—国民党系列的人物，无论是各省都督，还是袁世凯，其思想主张之表述，一方面与其所持的基本思想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所处地位、所关心的利益有关。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受其所处的现实利益关系的限制，高妙的说辞背后，往往隐藏着现实的利益，这在民初省制问题的争议中表现得甚为明显。

代议制政治离不开政党运作，离开政党，分散的民意就无法集约而构成可以对于国家政治发生影响的集体意志。由于一定国家内，国民的利益、意见、希望各有不同，政治上的不同利益、意见、希望之间的协商也不可能直接经由单个的国民之间的协商去达成，而只能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博弈去达成。代议制之下的选举，同样也离不开政党运作。因此，民国建立后，政党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中国传统有所谓君子不党的观念，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晚清以来，思想界虽对于政党的知识有所输入，对于政党的功能、政党与朋党的区别，以及中国组建政党的必要性有所论述，甚至也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但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对于政党仍然多有误解。民国建立后，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间政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由于中国缺乏政党政治的传统，即便是新式政治精英中间，甚至不少参与政党的人士，对于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及政党、政党的游戏规则背后的学理，缺乏足够的认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或许能够对于政党的学理、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有些认识，但长期形成的政治习惯尚不能在短期内有实质性的改变，加以政治派别之间利益、意见分化严重，故民初的政党组织与政党活动出现了种种问题。一些人视结党如应酬，视合党为调羹，跨党现象严重，政党之间党纲雷同，以致党争陷入人身攻击而少有政纲的区分，各政党对于敌党尚缺乏容忍的精神等等。这些问题更加深了一般社会人士对于政党的不良观感，政党发展的社会环境难以改善。有鉴于此，热心政党政治的人士乃反复阐述政党观念，区分政党与朋党，论述政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阐发政治政治基本游戏规则背后的学理以及遵守政党政治基本游戏规则的必要，并就中国如何发达政党、如何构建中国两党制进行讨论。民初政党思想的资料散见于各种期刊，本部分资料既然收录了当时重要政治人物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关于政党言论，也收录了当时在政党问题上颇具影响的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黄远庸的铸党论等文字。

民国初建，思想界与一般关心政治的国人一度对于共和政治抱有极大的希望，以为共和建立，国家即可迅速富强。当共和政治不但不能迅速达成此目标，且出现诸如党争剧烈、议会议事效率低下、中央地方权力冲突加剧、国家趋于分散等种种问题时，不少人又对中国的共和政治又迅速失望，并有诸多言过其实的批评，醉心帝制、迷信威权政治者乃乘机丑诋共和，共和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迅速失去了光彩。其时控制军政实权的袁世凯以及附属于他的北洋军人集团，对于共和本无真确的认同，而是颇信从威权统治的，当共和政治出现种种问题时，他们不是从逐步完善共和政治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而必然是从强化威权控制甚至复辟帝制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当袁世凯的集权措施遭到共和主义者、地方实力派的抵制，而不能顺利进行，不能解决共和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有效治理国家、有效地实现国家的统一时，其集权就很自然地迅速滑向专制集权与帝制复辟。这不仅使新式政治精英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也造成了共和政治的危机。

当共和政治面临危机时，为着批驳种种否定共和政治的言论，追求共和民主政治的人们乃着力捍卫共和政治的价值。通过此种辩驳，中国思想界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较共和初建时更深切，人们不再主要将共和看作富强的工具，而主要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认识共和政治的价值；对于共和政治初建时出现种种问题，也能有比较公允的评判，认为各国政治转型之初，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开始就能建构完美的新政制，新政制一定要经过若干时间的实践，才可能逐步完善，与各国政治转型后的情形相比较，中国初建的共和政治并不逊色。捍卫共和政治的人们指出，共和政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通过完善共和政治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倒退绝无出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完善共和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能期望短期内就确立完善的共和政治。面对共和政治的危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继续揭橥暴力革命的大旗，认为必须经过再度革命的洗礼，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共和政治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但这种主张最初并不能得一般社会人士的赞同。以原立宪派为代表的温和派人士则对于暴力革命还有天然的恐惧，不认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来确立共和政治，而且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再度革命只会造成秩序的破坏与军阀割据局面，故而他们反复以“泣血之言”劝告革命党人放弃暴力革命，但是他们给出的所谓开明专制的方案不能得革命党的信任，也就无法令革命党人放弃革命。在帝制复辟的闹剧全面上演之前，一些温和派还天真地袁世凯仍抱有幻想，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然而现实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温和派试图充当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第三者”，一面劝告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并赦免牵涉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令其可以放弃革命，重回合法的政治活动的轨道，一面劝告革命党人放弃革命，但是温和派组织涣散，缺乏实际的政治力量，既无法制约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令其开明专制，自然就不能令革命党放弃革命。

本部分的文字主要涉及共和政治的价值、中国是否适用于共和、中国是否有开明专制的可能、革命是否是可行的道路等等问题。

面对民初几大主要政治势力，尤其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彼此互不相容，政争走入极端的局面，思想界试图寻求化解政走极端之道，这就出现了对抗论与调和立国论两个重要的政治主张。

还在1913年1月，梁启超就发表了《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提出，“对抗力”的存在，是宪政运用的基本前提，欲政治由专制而进化为立宪，必先培养政治上之对抗力。此文发表时，正当国会选举进行之时，梁启超发表此文之目的，主要是期望各方政治势力遵循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容忍敌对政党之存在与发展，尤其是敬告袁世凯当局不要用强力去打压政党。1913年11月，也就是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张东荪发表《对抗论之价值》一文，发挥梁启超关于政治对抗力的见解，并将其概括为“对抗论”，强调“近世国家皆优容反对之分子，诚以竞争为进化之唯一要道耳”。与梁启超主要讲政治上之对抗力不同，张东荪更强调政治对抗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强调欲培养政治上之对抗力首先要养成社会的“中坚之阶级”；而社会中坚阶级的形成，一则有赖于社会的自由发展，二则需要国人养成“正谊”（the Rightness）的观念。所谓“正谊者，自我实现之方法，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占他人之权利之谓也。”张东荪的对抗论受到论拉称赫夫（Ratzenhofer，1842-1904）的社会冲突理论的影响，而其“正谊”的观念则受到T.H.格林的自我实现说的影响。

在张东荪提出对抗论稍后，章士钊提出调和立国论。调和立国论大体包括政力向背论、政本论与调和立国论。政力向背论强调一定的社会内部因为利益、意见、情感、希望的差异，必定存在离心力与向心力两种力量，合理的社会治理当使离心力与向心力都活动于法律范围之内。对于离心力，不是排斥而使之外奔，而是要在确立宪法与法律时，为不满现有秩序、制度、政策的人们留下正当而合法的表达、实现自己的意见希望利益情感的空间，使之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政本论则认为，要想使国家政治能够在向心力与离心力平衡的轨道运转，就应当剔除“好同恶异”的习性，树立为政之本在“有容”的观念。否则，社会之离心力与向心力必长期冲突，政治不可能上轨道，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崩解与革命的发生。调和立国论则强调，社会既存在不同的利益、情感，各方力量就要有“让德”，“以全体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寻求各方利益、意见的最大公约数，确立符合“公道”的基本规则，以调和各种利益、情感，“使全国人之聪明才力得以迸发，情感利害得以融和”。

对抗论、调和立国是在民初主要政治势力各走极端，不能相容，政局不宁，革命势不可免的情形下，有识之士提出的两个颇为重要的思想主张。其目的都在“捉摸近世文明国之根本意味”，“摧破好同恶异之观念”，导引对立的政治势力为平和之竞争，避免出现革命。对抗论强调强健有力的政治对抗力的存在的意义，调和立国论强调有容的意义，但大体上都是将西方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理想化、理论化。在二次革命之后到袁世凯帝制覆灭期间，这两种主张颇为政治立场介于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与孙中山为首的激烈革命党人之间的温和派人物，即原国民党的温和派、原进步党一系诚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士，以及社会中一些不赞同复古、也不赞同激烈革命的中间派人士所欣赏。从解决当下问题的层面看，无论对抗论还是调和立国论，都相当的无力，都是失败者。两种思想都希望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能为和平的竞争，希望避免革命，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恰恰与他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张东荪、章士钊等温和派人士，明白国家政治走上轨道的路向，然而面对现实，他们的理论却苍白无力。他们希望各走极端的政治势力，明白调和立国之理，并试图调和其各走极端的政争，然而他们却无此实力。他们希望温和派有掌握政权的机会，以实行调和立国，然而惯于依傍强有力者的政治品格以及自身实力的缺乏，他们不可能以自身的力量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们希望通过社会的自由发展、通过自由权利观念的灌输，来培养社会的对抗力，树立调和立国的观念，然而他们却找不到可以施展的空间，也缺乏实践的勇气与魄力。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尽快摆脱危机，实现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寻求富强的进程中，中国思想界深受德国、日本以国家权力主导现代化的模式的影响，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国家主义一度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国家有机体论影响深远。民国建立后，主流思想界认为，共和建立后，中国政治建构的主旨应当是尽快实现中央集权，构建强大有力的政府，实行“保育政策”、“干涉主义”，以国家权力推动国家现代化。一时间，国权主义、中央集权、强有力政府、保育政策成为思想界的高频词汇，国家主义大行其道。但是，民初的国权主义、强有力政府论的负面作用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政治思想上的此种倾向，成了袁世凯专制集权的舆论基础。敏锐的人们发现，民国建立以来，国门布告莫不以“国利民福”为词，人们鼓吹政府万能主义，欲以万能政府谋国利民福，政府以国家利益、强有力政府为词大肆集权。然政局日非，民生憔悴，国家危亡，所得适与国利民福相背；政府强则强矣，未见其善，保育沦为压制、剥夺。当局所提倡，举世所风，皆“谓国家神圣，理不可渎”，谓政苟能致国于富强，则人民牺牲利益，忍受暂时之痛苦，亦无所顾惜，然所得不过人民利益受损，不仅国家富强渺不可及，甚且偕亡之叹闻诸道路，有国不优于无国之念潜滋暗长。为何思想潮流提倡国家主义，举国“环之而走”，结果却“举步愈急，竭蹶愈甚”？于是，思想界乃不能不反思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建立以来的国家主义趋向。同时，要批判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思想界亦不能不重新检视民元以来的国权主义、强有力政府论。这样，自1914年起，思想界的先觉之士乃着力探究国家观念问题，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国家的起源及其目的，个人欲求的意义，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国家之职分等等。探讨国家观念的先觉之士强调，社会进步之根本在个人才能的发挥，人生的目的在求自身的幸福即避苦趋乐，而这都需要以个人有自由权利为前提。他们又指出，国家之目的在保障个人之自由，若违背这一目的，则国家之存亡荣悴，于国民毫无关系。他们强调，国家观念问题的探究是今后政治重建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若此问题不清理清楚，则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不可能引导国家政治上轨道，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符合国家目的的国家。此期探究国家观念问题的主要人物有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光升、张东荪等等，他们发表的主要阵地是《甲寅》、《青年杂志》（《新青年》）、《正谊》、《中华》（北京）等杂志，此期思想界对于国家观念问题的探究，主要是受袁世凯专制集权的刺激而起，但其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十分重大问题，此次讨论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集中探究国家观念问题。此期探究国家观念问题的人士所提出的种种看法，是五四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思潮的前锋，研究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想，必须从此期的国家观念问题的讨论入手。

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摆脱危机、实现富强。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甲午战争之后到第一届国会解散，受西方政制以及德国、日本的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模式的影响，政治改造优先论流行一时，清末的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都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的。政治改造优先论者希望先通过政治改造，建立近代的国家，然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领导国家的现代化，迅速实现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机。然而国人致力于政治改造近二十年，民国虽建，但是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共和宪政未能落实；相反，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政治日趋黑暗，帝制复辟的闹剧却开始上演，新式政治精英失去了合法的活动地盘，合法的政治改造没有空间。

当国内政治倒退，时局黑暗，人们丧心失图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日本乘机加强对华侵略，在华势力急剧增加。中国知识界不少人认为，列强在华均势是贫弱的中国能在列强侵压下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今均势既破，中国亡国之可能急剧增加。面对此黑暗的政治与危机的时局，中国的出路何在？是继续政治改造，还是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谋出路？若进行政治革新，下手之方为何，是继续进行暴力革命，还是先从理论上探究近代政治“制治之本”，向国人灌输近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使欲从事政治改造的新式政治精英对于近代政治根本原理有所认识，使他们将来从事政治改造时，不致如民初民主政治试验时期那样走入歧路。若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辟新路，从事社会改造，则此社会改造的内容如何，下手之方为何？在政治黑暗、专制权力笼罩一切的局面下，是否存在社会改造的余地？此种社会改造能否挽救危机？还有，国家面对的局势究竟如何，是否面临亡国之祸？当此时局，不先改造政治，国家会灭亡么？是否还有从容从事政治改造的时间？对于这些问题，思想界分歧巨大。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主张暴力革命，而国民党之温和派反对在袁世凯统治尚属稳固的情形下，进行军事冒险式的暴力革命，主张应当先在理论上探究共和政治的根本原理，探究中国走向共和所需要的国民精神，尤其先培训革命同志，使之明白共和政治原理，然后才可能将中国政治带上轨道。进步党反对暴力革命，其一部分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一部分只是希望袁世凯不要复辟帝制，保存共和虚壳，以保存政治开新的基础，还有一部分人则对政治改造不再抱希望，欲转而进行社会改造，以为中国社会政治的进化准备社会条件。

本来，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问题，在清末政治变革中就已经提出了，但并未形成正面的思想争论。二次革命后，部分革命党人也摆脱了对政治改造的迷信，有意从事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等方面的社会工作，一些进步党人眼见政治改造无望，也提出今后当从事社会改造，但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与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也还没有正面的论战。正面的论战发生在梁启超发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之后，梁启超在此文中国批评了甲午以来中国人造强有力政府，行保育主义与干涉政策，以政治权力构造社会的改造思路，认为今后当转变方向，进行社会改造，以新社会造新政治，而不是以新政治造新社会。此文发表后，坚持政治改造的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给予回应，乃形成了政治改造优先论与社会改造优先论的正面争论。这场争论，范围不大，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几乎只有梁启超对相关问题有正面的系统阐述，其他人如黄远庸等，只是提出问题，缺乏系统的阐述，而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主要是国民党之温和派以及进步党之激进派，对于梁启超的主张有所批评。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中国是否会亡国，当前的中国是否有迫在眉睫的亡国危险。第二，民初民主政治挫折之原因何在？继续从事政治改造，有出路么？有从事政治改造的空间么？谈论政治有意义么？第三，社会改造能不能脱离政治改造进行，脱离政治改造的社会改造能否有效果。此番争论涉及面虽不广，论争双方都不能提出明确的、可行的、能给予人们信心和希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对于现实政治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但争论所及的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重大问题，颇能表现近代中国思想界在以政治改造促进社会发展与以社会改造推动政治革新之间的困惑。此番思想论争，虽不曾对现实政治发生实质影响，但社会改造论者提出的意见，尤其是“文艺复兴”的改造思路，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改造内容设计，在护国战争之后，渐为思想界广泛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人们思想发展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之下的自然趋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一度颇有市场的联邦论迅速衰落，强有力政府论与中央集权论大盛一时，而地方分权论、省自治论则身背妨碍统一、分裂国家之恶名。袁世凯利用此种思潮，力谋中央集权，颁布新省制，使省议会、省自治全无发生的余地。这就使新式政治精英失去了合法的活动地盘，不能以合法的政治活动改进政治。而地方自治的无发生余地，又使宪政基础无从建立，国家政治上轨道的希望渺茫，这也使新式政治精英对于国家前途忧虑深沉。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之目的在实现统一与建立强有力政府，但实际上，专制集权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也没有造就强有力的政府，相反，“国令不及于京津……权愈集，裂愈甚”。不但如此，在帝制已然崩溃，地方实力派已然崛起，共和政治尚未真正建立，但中央合法的权威却再不能依赖威权维系的情形下，袁世凯以个人威权维系的所谓统一，在其死后，必然“大局溃解，中央必陷于无政府之状况，各省纷纷独立，当更有分崩割据之隐忧”。所有这些都引发思想界强烈的担忧。如何解决中国政治面临的困局，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活动地盘，无合法渠道参与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以改造政治，又反对革命，对于袁世凯不抱希望，对于星散的国民不抱希望，对于社会改造不抱希望，醉心于政治改造的一些政治改造优先论者，乃将希望寄托在地方实力派身上。他们希望有不满袁世凯专制集权的地方实力派起而倡导联邦制，通过舆论宣传，实现法律改革，将国家由单一制改为联邦制，建立均衡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一方面以自治的省制约中央集权，防止野心家复辟帝制，破坏共和，另一方面希望在开明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下，通过省自治培养地方民众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养成所谓的政治上的“对抗力”，进而逐步落实共和政治。正是在此背景下，一度被抛弃的联邦制再度成为思想界的热点议题。

自1914年秋天起，“海内外学者，鉴于现行无条件之中央集权，其流弊至于无所底止，于是地方分权之论大倡”。张东荪在1914年9月曾说，“此种（联邦制）思想已普及全国”，这略有夸张，但到1915年秋，此种思想确实已经比较有气候了。随着袁世凯专制集权的推展，尤其是其复辟之心日渐暴露，联邦论遂成一时舆论热点。联邦论者将联邦制看作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系统方案，将省自治看作中国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地盘”。为此，他们极力鼓吹中国省的特殊性，强调省为中国的“国基”，强调中国由人治过渡到法治必须尊重省的沉雄伟大之势力，尊重省已有的自治权力。他们提出了种种的自治方案，恍若一旦联邦制实行，国家政治困局可解，宪政有望。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联邦制，他们提出的方案只是“舆论造邦”，所寄托的力量则是地方实力派。这都不切实际，都靠不住。而且，面对反对联邦论人士的种种辩难，他们也给不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到护国战争结束之后，联邦论再度被抛弃。虽然如此，联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比如他们对于地方自治的价值的强调，对于革命之后共和政治需以自治的地方防范野心家复辟的判断，对于合理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探索，却颇值得注意。

此期鼓吹联邦制的代表性人物有章士钊、张东荪、戴季陶、觉公、中州退叟、汪馥炎、丁佛言等等，而反对联邦制的代表性人物则有梁启超、张君劢、潘力山等，鼓吹联邦制的主要刊物有《正谊》《甲寅》《中华》《新中华》，而反对联邦制的主要刊物则是《大中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反对联邦制的梁启超、张君劢等，反对的是联邦之名，对于联邦制实即省自治，他们的见解与联邦论者并无根本的区别。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开展的。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领导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近代的共和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由专制而民主共和并非易事，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专制集权传统的国家，一般国人对于民主共和的观念甚为陌生，缺乏共和政治需要的国民程度，而革命兴起后，控制革命军队的人士当中难免有人存帝制自为之心。为着防止革命之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为着革命之后能够顺利确立共和政治，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将革命分作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革命军起后，革命军起后，革命军每得一地，即建立军政府，行军法之治，由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此为军法之治，时间为三年。军法之治结束后，进入约法之治，军政府颁布约法，规定军政府与人民之权利义务，军政府以地方自治之权归之地方人民，由地方人民选举地方议员与地方行政长官，时间为三年。经过六年之后，天下大定，乃解除约法，进入宪法之治。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中十分有价值的内容，但是由于同盟会本身组织松散，一般革命党人对于在中国建立共和民主政治的艰巨性缺乏认识，对于革命程序论真正认同的革命者并不多，革命程序论并未成为革命党的行动指南。武昌起义后，革命党控制的区域有限，革命党内部对于革命程序的认识并不统一，加以革命后社会思潮多主张立即建立共和民主政治，因此，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程序论就被放弃。中华民国建立后，同盟会迅速由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革命党内部似乎也不再讨论革命程序论问题，只是在关于地方政制问题的争论中，李烈钧等曾提到过革命程序论。

由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彼此不信任，而两派都控制着一定的军政实权，都试图利用掌握的军政实力对政治施加影响，因此都被原立宪派称为共和政治中的“特别势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革命党之激烈派就试图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推翻袁世凯，而袁世凯也以削弱革命、防范革命党再起革命为其政治策略的重心。由于两大政治势力彼此间深度的不信任，故共和政治难以平稳进行。当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宋教仁被刺之后，两大政治势力更公开决裂，国民党因为不相信宋案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乃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又由公开的政党而变为革命党。对于对于共和政治所以未能确立的原因，对于二次革命之后的形势与未来的出路，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黄兴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共和政治所以未能确立，主要原因是国民缺乏权利意识，追求民主政治的新式政治力量如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对于共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不了解，缺乏“调和立国”的精神，革命党缺乏足够的学识所致。同时，他们认为袁世凯政权暂时还稳固，威权统治尚有相当的社会心理基础，短期内实行暴力革命只会沦为军事冒险，徒然丧失同志。因此，他们反对立即发动革命，主张先培训同志，进行思想启蒙。而孙中山则认为共和政治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领袖没有权威，革命理论尤其是革命程序论未能为多数革命党人深刻领会，革命党缺乏战斗力，起义后革命党改变了革命党的性质，放弃了革命程序论，以致未能确立共和政治。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虽然势力庞大，但北洋军阀内部不统一，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措施违背民心与潮流，因此其统治时脆弱的，革命有再起与成功的希望，故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为此，他组建中华革命党。对于未来的革命，孙中山基于其对于辛亥革命未能确立共和政治的原因的总结，认为今后必须确立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并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将把革命看作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党的一党政权，通过革命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扫荡旧势力，通过训政，过渡到宪政的整个过程，强调在整个革命时期，都必须充分发挥革命党、革命领袖的作用，强调革命党在领导革命推翻旧政权后，不能立即改为政党，必须保持革命党的特色，直到宪政完全确立。为着鼓吹革命，为着宣传孙中山的这一套革命主张，中华革命党创办了《民国》杂志、《民口杂志》等，进行革命宣传，鼓吹确立革命领袖的绝对领导的必要性，鼓吹建立集权制的革命党的必要性，反对调和立国论。本部分收录的就是孙中山一派的革命言论。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刺激，不少国人把袁氏复辟直接视为共和制度已经失败，于是国人们在严重的心理挫折中开始反思共和失败的原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具体的时间是从1915年12月到次年2月，但这一闹剧的酝酿为时已久。甚至可以说，在民初共和制度初创之日起，种种反对共和或与共和不和谐的声音就从来不曾断绝过。因此，说新文化运动兴起，是受袁世凯复辟的刺激，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更大的背景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对整个民初数年不良政治之反动，反映了国人对民初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情绪，正因为这种失望与不满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新文化运动才能在短短数年之内成为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并非简单地受袁氏复辟事件的刺激，它有更久远的思想史背景。自1840年始，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史，大体上经历学习西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三个阶段。自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新文化运动对应了学习西方的第三个阶段，其目标是簇新国民的思想观念，通过学习西方文化使国民从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国民具有一种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心理，以图从更根本的层面解决近代中国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目标。但刷新民族文化与国民心理，并不是第三个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至少在戊戌维新时期此一思想即已抬头，即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就表明改良派已经相当重视对国民观念进行教育和革新。可见，学术西方，借鉴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是近代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共识。在这一历史共识中，民初有识之士对袁世凯复辟自然是不能容忍。与此相应，而对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尤为不能容忍。1914年9月，袁世凯率百官祭孔，年底又公开到天坛祭天，发布《尊孔令》，筹安会、孔教会等亦乘势而起，文化专制势力挟专制政治之余威一时甚嚣尘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批判性的眼光对时代现实的反思。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主要思想背景，他们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并由对孔教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对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考量，反映了一代新文化人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解决中国现实出路的策略。因此，“宪政挫折与新文化运动之起”，就不仅是民初帝制复辟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这一长期思想背景，材料编选是就要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本节材料以“新文化运动之起”为专题名称，是为了再现民初有识之士对于共和政治挫折的思考与应对，他们转而从思想观念方面寻求共和政治之基础，即从文化价值或文化心理方面着手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方向。所以，在搜集材料时，除了要注意照顾到不同的背景或不同的思想倾向，还要尤其注意紧紧围绕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把中国建成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现代国家，是整个近代中国人的梦想。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民初共和政治的尝试，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已在不知不觉中潜滋暗长，自由、人权、平等思想已为有识之士所认同。民初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人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其结果虽然并不成功，但毕竟也曾营造出几许民主共和的政治气氛。袁帝制复辟的刺激，反而显出民主制度的宝贵，在中国实现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反而成为更加明确的目标。但是，何以会形成袁世凯帝制之复辟？何以共和制度在中国生根会如此艰难？这一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使很多人感到困扰，在反复的思考与探索中，他们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国人的旧观念对共和制度建设的不相容。所以，如何塑造新的国民就成为了一个时代课题。

“五四”新思想家簇新中国文化、塑造现代国民的努力，是从正反两方面着手的。这就是一手批判，一手建设，也就是在批判旧有的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借鉴借鉴西方近代的人权观，以使人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国民观念。不言而喻，新文化人首先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被专制化了的儒家思想。他们把“国民之精神”与“国民之思想”称之为“国民性”，认为，国民性是指“一国之种族地势气候学说政教等之所陶冶而成”。他们的新国民思想，大体上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揭示儒家仁政的专制主义本质。指出，中国从未有过离开国家而存在的个人，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不承认个人的价值。指出儒家“一方尊君，一方又策君爱民”，其实，按照近代民主政治之原理，人民何需高高在上的君主恩赐的爱呢？人民对国家自有应尽的义务，也自有应享的权利。“夫爱之云者，特恩惠之名词。人而为人所爱，惟立于依赖地位，而必不有其权利之可以主张。康德曰：以仁爱为国，则其政治为专制，而视人民为孩提、为未成年者，遂使其自由权利销归乌有矣，此之谓也。若是，则儒家之爱民，与法家之弱民，虽有仁暴宽狭之不同，而其根本不认有个人之自由则一也。”第二，儒家德治主义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现代政治是法制主义，而二千年来中国所行的，是“与法制主义相对者”，即“德治主义”。从道德的本质与国家的本质来讲，二者从根本上是完全不同之事。国家政治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而道德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国家实不应侵入。以德治国，或德治主义之弊，在于混淆了道德与国家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国家之权干涉人的“精神道德”造成德治不足于治国，而实足于误国。他们还认识到道德与法律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性作用：“德治者，不恃法而恃人，人之性格不定，法之程限有常，故德治易流为专制，而法治可企于平等也。”于国民而言，充其量也不过是期望能一遇圣群贤相。故儒家的德治主张，是建立在对贤明政治的依赖，是建立在国民的侥幸心理之上，而“依赖与侥幸，皆极不道德之事，而实起于道德，其弊之所必至耳”。与西方近代政治相对比，德治主义之弊立见，“虽欲不谓为德治之弊，不可也”。第三，批评贤人政治及国民对圣君贤相的依赖心理。“古代国家，利在消极之维持，故仅藉一人或少数人之力可以有济；近代国家，利在积极之发达，非合全国大多数人之力，不足于图存于是。”立宪政治与代议制度足为世界的方向，而君主专制必遭淘汰。指出中国“国度民情政教风俗，恰如在模型之中，不可转动。殆数千年如一日，而且若退缩焉”。“国人不改其自来梦想圣君贤相之心，欲以争存于今之世界，难矣！”以上观念，代表了“五四”民主主义者的一般思想认识。“五四”民主主义者从儒家仁政与德治的政治传统处着力，可谓一举击中了儒家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要害，切中了中国传统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文化系统的根本弊端，几乎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的总清理。他们把儒家政治传统与国民性作为一个问题来谈，撕开仁政的假面，揭示其专制主义的本质，于国民抛弃对仁政与贤人政治的幻想，有相当的说服力。本节材料即主要围绕上述思想主线进行取合，在注意到材料所代表的思想的广泛性的基础上，注意发掘思想上有深度、成系统的文字，以呈现思想史内在的逻辑与脉络。

在民初袁世凯政治复辟逆流中，思想文化领域的孔教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政客与思想顽固派，配合袁氏政治复辟的闹剧，主张文化复古，公开主张恢复孔教。随之，袁世凯颁布祭孔令，宣布孔教为国教，一举颠覆了民国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的立国原则。而一些文化守成主义者，或是不明真相，或是情绪裹挟，在客观上助长了帝制复辟的炽焰。虽然此一思想背景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它对中国近代化的方向无疑起到了干扰的作用。有鉴于此，“五四”启蒙思想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救人，在思想深处促使国人价值观念有一个大的转变。“五四”启蒙思想家深刻分析国民心理中广泛存在的奴性倾向，揭露并批判之。他们指出，民初共和制度的建立，本来为国民的个人自立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但由于民众心理中广泛存在的种种专制与蒙昧观念，使袁世凯专制势力肆无忌惮。甚嚣一时的尊孔复古思潮，促使启蒙思想家进行思考，他们把国人的愚昧，锁定在被专制帝王强化了的儒家思想上，并进一步展开了对儒家思想及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全面清理。“五四”启蒙思想家对孔子的批判，主要是以反对孔子儒家的礼教为中心，火力集中在儒家的伦理纲常上。他们抨击孔子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人人平等、个人人格独立、个人自主的人权思想，以此展开对孔儒的纲常尊卑阶级观念的清理。他们认为，三纲说“乃孔教之根本教义”（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孔教的一切教义，都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之三纲主义”，这种重阶级尊卑的伦理纲常，严重戕贼了国人的独立人格，使中国只产生忠臣、孝子、贤妻等宗法制度下的角色附属品，而没有一个“独立自主之人”（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启蒙思想家纷纷揭露，历代封建帝王“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的文化专制本质（《孔子平议》（下），《新青年》第2卷第1号）；抨击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总之，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民主政治，不适应共和国家之建设。需要注意的是，“五四”启蒙主义者批评孔子并非仅仅针对孔子本人，孔子代表的是过去时代的精神象征，是被专制势力所利用了的，在今天已只是“残骸枯骨”，他们目的是要打破象征专制主义精神权威的孔子圣像。所以，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面的反传统，是有失偏颇的。鉴于文化专制势力的汹涌，一些民主主义者的言论不免有些激烈、激进，一些主张有些过当，除了当时一些人有意识的采取了矫枉过正的策略，也不乏一些情绪性的过激反映，然而，在当时特殊历史情状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本节材料即围绕此一思想主线进行编选，适当选取思想方向明确的文字材料，并重点关注有代表性的且在学理上自成一家之言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新国家。其中，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讨论，就成为题中的应有之义。民初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第一次真正的尝试，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内在要求。袁世凯帝制复辟虽很快败亡，但其严重性引起国人十分的警觉：何以会形成袁世凯帝制复辟之闹剧？何以共和制度在中国生根会如此艰难？这一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使很多人感到困扰，从而引发人们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近代以来规模空前的对中西两大文明体系进行的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比较。在持续而激烈的论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一方面在中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仍是任重道远，是十分艰难的；另一方面，旧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理，有与新的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一面。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就必需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五四”新思想家簇新中国文化的努力，是从正反两方面着手的。这就是一手批判，一手建设，也就是在批判旧有的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借鉴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吸收西方文化中自由与理性的成分。不言而喻，新文化人首先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被专制化了的儒家思想，或称之为旧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而是既有弃又有守，即在旧有的或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新成果，以促进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也是“五四”启蒙思想的主要精神方向，自然，也构成了“五四”思想的主要内容。“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张扬，一方面有赖于对专制与蒙昧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对民主与科学内涵的正面阐扬。从《青年杂志》创刊开始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五四”思想家们相当一致地突出了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思想方向。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李大钊等人纷纷撰文，宣传人权、平等、个人独立、个性自由等民主思想及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号召青年们积极争取个人的权利，以民主和科学精神自觉提升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新青年》杂志上刊载的介绍西方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文章，其中主要是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的民主主义，也有有英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涉及的西方重要思想家中，既有中国民主主义者对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或理性主义的特殊礼赞，既有非理性主义或唯意志主义的尼采、叔本华、柏格森自由意志论，也有约翰·密尔、边沁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功利论，1919年前后还对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西方思想家中在“五四”中国影响最大的，当以卢梭、尼采、易卜生、杜威等人。不管是谁，其中主要是把西方思想家的民主自由观作为思想的营养告诉国人。到了1919年陈独秀等人用德谟克拉西来表述民主时，民主主义基本上已成为舆论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念，民主作为反对专制主义与黑暗势力的有效工具，成为普遍舆论注目的焦点。五四运动爆发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学生作为传播民主观念的主要力量迅速崛起，一方面傅斯年、罗家伦等一部分学生继续沿着民主思想启蒙的方向宣传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广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建立大量社团组织，初步进行民主实践的尝试。一时间，德谟克拉西铺天盖地而来，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用来表述民主的名词，如自治、自由、民主，人权，到惟民主义，到个人独立、个性解放，到庶民主义平民政治、国民政治，无不称之为德谟克拉西；另一方面，德谟克拉西进入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伦理上、文学艺术上等涵盖一切进步的东西。他们义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r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r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选集》第138页；《晨报》1919年2月14日）这都说明了民主思想取得的一个广泛性的传播效果。本节材料注重反映民主观念的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试图比较客观地再现当时民主运动的实际状况。当然，“五四”民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泛化特征，反映了“五四”民主主义者对西方民主认识的浮泛性，在理论研究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一思想特征对后来启蒙思想的走向影响颇大，本节材料的麟选上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民主与科学等新观念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仅一些观念的碎片化、概念化特征显示了出来，而且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随着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外局势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知识分子的阵营也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在新文化运动两大阵地的《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均有明显的反映。首先出现的是《新青年》队伍的分化，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对《新青年》的编辑地点、办刊方针以及思想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作为新文化运动与新思想运动的两大阵地，从特定的视角看，《新青年》和北大是两个阵地一套人马。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高一涵、蒋梦麟、陶孟和、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北大的教师或学生。所以，《新青年》队伍的分化，自然也意味着北大新知识阵营的分化。新思想阵营在两大阵地的分化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新知识队伍中两种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大略而言，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且富有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而以胡适、蒋梦麟为代表的留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偏重英美经验主义。当然，这一分化还有着更为根本的社会政治原因，反映了五四前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新变化。

然而，新思想内部的分化在现代思想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仅仅从现代启蒙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一论争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它促进了启蒙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五四”思想中最具学理意义的思想内容。在论争中，不少社会问题与思想范畴得到正视、得以展开并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不仅对理解此后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走向极富启迪意义，而且在思想史的理论纵深上也构成了最有考量价值的思想内容。因此，1919年开始《新青年》编辑队伍发生的分化，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同时也是新文化、新思想发展史上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所以，本部分“时局之变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中，专门安排了一组材料来反映此一事件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轨迹。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整个欧洲随之陷入战争漩涡，并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地区。这场战争的影响既深且远，给人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破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欲独善其身，宣布中立。然欧洲战事虽看似遥远，实则与己息息相关，从近代以来就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场所的中国，已然不能置身事外，作隔岸观火之态。因此，战争一爆发，不少国人已意识到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对其极为关注，特别是思想舆论界，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与积极的回应，其言论主张拓深了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知，影响着当时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在诸多报纸杂志中，《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学艺》《大公报》《公民杂志》《旅欧杂志》等对战争格外关注，纷纷辟出专栏，派出记者，对大战的进程进行了大量的、及时的跟踪报道，让关心时局的国人能够及时了解这场大战争的发展动态，从而把握世界局势。同时，除客观的报道战况外，思想界更多留意于对战争的深入认识与分析，发表了大量文章探索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在诸多观察面相及分析讨论中，思想界对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何在？欧战延长之原因及与我国之关系？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如何？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应持什么态度？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战争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威胁和机遇？有什么经验教训？我国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等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杜亚泉、陈独秀、王世杰、许家庆、章锡琛、李大钊、蔡元培、陈宝锷、瞿秋白等人以各种报纸杂志为媒介，从各个角度撰文，纷纷对欧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讨论。

在诸多报纸杂志中，《新青年》及《东方杂志》对战争尤为关注。这两份杂志，在民初的影响非常之大。它们不仅报道战况，让国人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从各个视角对战争进行了分析。《新青年》意在唤醒国民，铸就世界眼光，提升青年觉悟，如《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庶民的胜利》《欧战与哲学》等文在介绍欧战时，并未脱离这些主题。《东方杂志》的《大战争之所感》，《论思想战》《欧战延长之原因及与我国之关系》《从文明史国际史上观察欧洲战争》《对于欧战终局之观念》《论欧战原因中之中国问题》《欧战平和之预言》等文则分别从中国自身角度、从日本思想界对于欧战终局应持何种观念及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在战争之初如何认识欧战与中国的关系、对战后世界和平问题提出了怎样的意见等方面，对战争进行了分析与介绍。同时，随着大战的进程及终结，国人对新的世界局势的认识及对世界和平会议的失望，以及国人从欧战的教训与儆戒中，思想界日益从国民觉悟的层面加深了对世界体系的认知。这些认知与反应，体现了当时国人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认知水平。

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当时虽有政治家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然因欧洲各国在中国远东存有诸多利益之争，中国想置身事外并非易事。1915年末，北京政府又起参战之意，终因日本的反对而退缩。及至1917年2月，美国以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政策为由，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并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随着欧洲战况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应否参战的问题提上日程。国内思想界对中国应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宣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因兹事体大，影响深远，不可贸然决定，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社会各界人士对参战问题意见不一。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思想家及社会各界纷纷提出了自己见解与主张，遂因参战案引发政潮。当时各督军以议军事入京，进而结合团体，参预外交，干涉内政，种种活动频繁，种种怪象迭现，引起思想界、政治界轩然大波，对此，《新青年》进行了详细报道。对于应否参战，如何决策，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诸如《东方杂志》《新青年》《学生杂志》《约翰声》《中华新报》《浙江兵事杂志》等对政界及思想界的各种声音与论点都给予了关注与报道。孙中山、杜亚泉、陈独秀、梁启超等人纷纷发抒己见，形成了强烈的舆论氛围。而当时中国政坛各派政治势力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北洋军阀、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这三方势力出于不同的利益，对参战问题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

中国参战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止，在于正反双方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存有较大分歧：归纳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其一，谁能赢得战争？对战争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双方歧见的基本原因。有人认为，参战对中国并无多大好处，即使协约国胜利，其所获利益中国未必有染指之望，而如果同盟国胜利，赔款割地必转取于中国。因此，坚决主张严守中立。有人则认为，因美国的加入，德国失败。其二，出席和会对中国有何益处？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助益无多，赞成者则认为，出席和会可使中国有机会进入国际体系，改变国际地位，意义重大，利大于弊。其三，参战后日本会有何种动作？对于近邻日本的防范是正反双方共同的忧虑。反对者认为，日本诡谋可畏，不可不防。赞成者则认为，参战之后正可以借协约国之力，阻止日本危害中国。其四，参战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在尽力义务上不能应其所求，反而使自己关生坐困之忧，万一发生内变，无以应对。赞成者则认为，继续保持中立则会给中国带来外交上的被动。选择适时参战是明智之举，可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参与。

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但因此时的府院之争已经深深地介入外交讨论中。使中国应否参战的决策变成一波三折。最终北京政府在社会舆论与自身利益诉求下，于1917年8月宣布对德绝交，正式参战，期望以此获得战后处分权、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然而，战后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虽列席其中，但根本没有发言权，也无法争权自身的权益。由此国人才意识到以往对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期望过高，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其实“一文不值”。五四运动遂爆发，先觉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对西方列强的依赖和幻想，寻找自身的解放道路，最终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思想界的影响至为深巨。这场首先在欧洲爆发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欧洲思想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促使了“西方的没落”与“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兴起。受西方思潮的激荡，中国思想界也开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围绕着中国文化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系列文章与论著的发表，引起了思想界的热烈回应。在各自的论述中寻找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的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西方文明就开始出现种种危机。一些先锐思想家已经开始对自身文化产生了信任危机，并预言西方文化在不久将来会出现败坏和沉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西方文明危机论，西方进入了由大战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时期，思想界普遍地兴起了一种对自身文化失望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渐渐显露出许多破绽，更使一部分中国文明优先论者找到了凭借，增添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于是“有人觉得这种破绽或者也许是等我们东方的文明过去才能给他补上，因此也竟有许多人想做这种补绽的事业”。在西方和中国都出现了一股东方文化热。

西方文化危机论引起了“东方文化救世论”。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国际思潮变动的影响下，开始重新认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正如当时旅欧的胡愈之所观察：“欧洲人对自己的文化，很有些怀疑，醉心于东方文化的着实不少。”欧洲大战后，西方普遍出现了一股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现象。

其时，先后在中国讲学和访问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人，除了在中国宣传他们的学说外，对中国文化也大加赞扬，并提倡东西文化应取长补短、相互调和。欧战的爆发极大地震动了西方思想界，同时也引起了东方民族对东西文化的反省。在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大获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连续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进行演讲，极力摧崇中国的精神文明，批评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弊，提倡东西文化的互补，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

梁启超在其战后考察欧洲后的著作《欧游心影录》一书，约10万字，包括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及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其主要关注点，乃在于考察战后欧洲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变动。该书向国人介绍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凄惨衰败影响，描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世纪末”论调、“西洋文明破产”论及“中国文化救世”论，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主体，吸收西方文明以创化新文明，是战后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认识及对东方文化热潮兴起的重要著作，引发了思想界对东西文化的重新认识。其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把世界文化分成“意欲向前”“意欲向后”“意欲调和持中”三个路向，分别代表西方文化、中国文明及印度文明，并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将会沿着西方化走向中国化，再走向印度化的进路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光景，使他认定西方文明弊端显著，人类文化正在从西洋文化向中国文化转变，全世界都会走向“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必会出现“中国文化之复兴”。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背景，中国正在寻找文化出路，是书一出，立即引发思想界的大讨论，李石岑、严既澄、恶石、刘伯明、胡适、张东荪等人纷纷撰写书评参与讨论，或支持或批评，一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新论战更深入地讨论起来。

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15日。

［美］立孟阿勃脱（Lyman Abbott），钱泰基（译）：《东西文化论衡：为印度诗圣台莪尔而作》，《青年进步》第1册，1917年3月。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选），《晨报》副刊，1920年3月6日至8月17日。

梁漱溟（讲）/陈政（记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10月7日至1921年1月，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1日。

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1日。

恶石：《评梁漱溟先生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922年3月28日）。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9日。

刘伯明：《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

杨棣棠：《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海潮音》第6卷第4期，1925年。

蔡元培：《东西文化结合：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演说词》，据蔡元培手稿，1921年6月14日。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年1月10日、1月25日。

坚瓠：《文化发展之径路》，《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年1月25日。

愈之：《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10日。

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杨钟健：《呜呼今之所谓东西文化者！》，《共进》第66期，1924年7月25日。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10日。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40，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7—15页，1923年1月13日。

江亢虎：《欧战与中国文化》，《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1日。

选自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刷局1924年6月版。转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黄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41页。

实庵：《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

泽民：《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

泽民：《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

罗正纬：《东方文化和现在中国及世界的关系》，《学林》第1卷第11期，1925年5月15日。

雁冰：《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续太氏京沪两次讲演后的感想》，《觉悟》民国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924年5月16日）。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深刻的革命，俄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使饱尝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倍感振奋，也使陷入苦闷和迷茫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有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场革命胜利，震撼了全世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激发了广大青年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进行研究的兴趣。他们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积极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

对于这场革命，中国思想界反应激烈，对革命给予了极大关注，《东方杂志》《甲寅》日刊、《言治》《新青年》《新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及《孤军》《策进周刊》《黄埔周刊》等各种报纸杂志纷纷辟出专栏，展开了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在立场上，有支持者，有批评者，有反对者，也有力图站客观角度的观察者。他们除宣传和报道革命具体情况外，对俄国的报道与研究涉及到人物传记、文学翻译、政治制度的介绍、教育改革、社会问题、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力图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革命进行全方位的认识，以期深入了解这场革命，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借鉴与参证。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道路。之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间有介绍，但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与理解，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一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革命家，开始把研究苏维埃俄国作为一种探索真理的途径，把介绍苏维埃俄国作为一种唤醒民众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学习俄国苏维埃，改造中国。在革命爆发初期及此后，思想界对这场革命都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研究。这些认识与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与理论，相继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使国人对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一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研究，其中又各有区别，一部分人对旧社会不满，但无激烈的革命态度，他们对俄国革命不表赞成，也不公开反对，只作客观介绍。一部分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应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一部分则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研究者不涉政治，纯作文学上的介绍与研究，客观上使中国知识界对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有了进一步了解。

总的来说，中国思想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是热烈而积极的。由于背景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与认识有褒有贬。无论何种反应，在客观上都促使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认识，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质的变化。

《俄国之革命暗潮》，《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

俄军人（著），岑德彰（译）：《俄国革命之动机》，《约翰声》第27卷第8期，1916年。

申凤章：《论欧洲战事与俄国革命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5号，1917年5月15日。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存目）

守常：《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录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9—31页。

守常：《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甲寅》日刊，1917年3月19—21日。

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58—265页。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录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329—332页。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1日。（存目）

［美］罗素（著），何思源（译）：《布尔塞维克主义》，《新潮》第3卷第2号，1920年3月。

记者：《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附录）》，《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

《俄国学生对世界学生宣言》，《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

Y.H.Shen薛：《俄国革命第四周年纪念的感想》，《觉悟》第11卷第7期，1921年11月7日。

Charles Willis Thampson（著），于炳祥（译）：《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比较》，《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11月7日。

江亢虎演讲，金慕盲笔记：《俄国革命与农民》，《农学》第1卷第1期，1923年2月。

竞人：《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晨报副刊》，1922年5月5日第二版。

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

味莘：《俄国革命的教训》，《孤军》第3卷第6期，1925年11月。

邓文仪：《俄国革命史的一段》（李发钧记），《黄埔周刊》第6期，1927年。

胡石青：《中国与土耳其受俄国革命影响之比较》，《新国家》第1卷第9期，1927年。

五四新文化人对人个人独立问题的认识，最直接的原因，是由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刺激而引发的。仅仅短短的三四年，民初共和制度就被政治专制势力摧毁殆尽，使新文化人认识到，共和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人普遍地缺失了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此即所谓，“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新青年》一卷一号，页三一）。“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个人的解放和独立，是民族、国家解放与独立的先决条件，没有国民个人独立自主和平等自由的人格，就不会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家。只有大多数国民觉醒了其个人权利与责任意识，能独立地行使个人的权利，中国才可能成为现代新国家。正如《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说，由实现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开始，进而使中国“适于今日之争存”，“白析人种所以兢兢于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也，集之成果，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固，斯国家之权亦固也”（《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一卷一号）。所以，现代国家的建立，就需要发育培养独立自主的个人人格，这是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观念。

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宗法观念与国家本位一统天下，“为我”“利己”等一些个人主义思想因子一向被视为异端，元代以降，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日益被意识形态化，“存天理，灭人欲”，一切个人诉求都被视为私欲，被视为罪恶的渊薮，更是永无出头之日。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自由、人权等西方近代观念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至戊戌维新前后，康梁及革命党人在口头上张扬人权，但个人的价值并没有什么独立性，个人只是国家、民族主体价值的附着物，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五四时期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个人相对于社会的国家的独立性，看到了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特别重要性，认为民初共和制度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未能觉醒。有鉴于此，启蒙思想家把个人的价值从国家中独立了出来，他们分析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认为“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这已经是就个人的存在本身立论了，带有一丝把个人本身视为一种价值源泉的色彩，至少个人价值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社会、国家。后来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认为现代共和制度，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是要个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五四新文化人站在新时代与新思想的高度，从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入手，在思想认识水平较戊戌时期与辛亥时期的先辈们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然，中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多数人仍把社会价值视为更根本的价值之源，即如像陈独秀、傅斯年这样有识者，也时常强调“社会是个人的总生命”，主张“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人生问题发端》，《新潮》一卷一号），反映了“五四”启蒙者自身对个人独立性问题在认识上的局限。

本节材料试图全面呈现上述几个方面。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五四”对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是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的确，“五四”对家族制度的讨论，是最热烈的，对社会的震动也是最大的。这一问题的社会影响之所如此巨大，不仅是因为家族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关涉到每一个人，同时宗法观念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最基础的价值观念，涉及到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方向。在“五四”思想家看来，家族制度是纲常名教的社会共同体，是专制主义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共和制度要在中国真正的落实或生根，就必须要对家族制度及其观念进行全面的清理。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指出宗法家族制度的四大恶果，一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是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是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是养成依赖性从面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对家族制度批判最有力度的，最著名的当属吴虞。从1917年2月开始，吴虞先后发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章，把家族制度视之为纲常名教立说的基础，视之为专制主义思想与制度产生的温床。吴虞首先指出孔子以孝为立说之本，揭示孔儒的思想基础；进而指出“孝亦为政”，忠孝为儒家政治思想之本，儒家立身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由孝亲到忠君的思想理路；再而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揭示儒家忠孝观念、阶级尊卑观念、宗法家族社会制度及国家政治之间的血脉互融一体相连。吴氏的结论：家族制度是二千多年专制主义思想与政治制度的根据，“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坠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吴虞的说法，在五四时期新思想家中具有最典型的代表意义。大体来说，“五四”民主主义者相当普遍地认识到了现代立宪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根本差异，并认识到传统的家族制度及其观念正是专制主义存在的主要根据地，所以他们的意图也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摧毁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为中国成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扫清道路。

家族问题的讨论，也是“五四”个性主义或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民主主义者对家族问题的讨论，选择以人人休戚相关的家族家庭为攻垒的爆破点，于人有切身之感，最易引起国人的反响。事实上，对旧的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成为“五四”一代青年冲出旧家庭的思想先导。所以，批判传统家族制度是当时个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有助于使人解脱专制主义观念的束缚，有助于使青年形成一种个人独立与自由等观念。从思想内涵上讲，对传统家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也意味着对宗法家族问题形成了一种再认识。显然，一批具有现代知识背景的留学欧美、日本归国学者，当他们重新对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宗法观念进行讨论时，实际上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家族问题放置到人类近代文明的世界背景中进行考量，这势必引起家族问题的一系列的新认识。他们的批判和立论根据，主要是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比如，陈独秀抨击家族制度的标准，是所谓“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即西方近代文明以来的民主制度，及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权说”。他们把家庭问题作为国人摆脱束缚的第一步，是看到了家国忠孝观念构成了国民权利意识的最重要障碍，所以，他们对家族问题的认识，既反映了历史的逻辑，也符合思想的逻辑。所以，即使从思想的逻辑发展的角度看，“五四”关于宗法家族制度的讨论，本身即构成个性主义与自由民主观念的重要内容，本节材料的编选意图即如上述。

妇女解放与妇女权利问题，是“五四”个性主义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也是“五四”启蒙主义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时所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受束缚最严重、受毒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广大妇女。在近代人权观念兴起之前，妇女是最没有个人独立性或个性最受侵害的一个社会群体。所以妇女问题尤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了泯灭人的自由意识的专制主义性格，也凸显了专制主义以蒙昧为正当，故启蒙思想家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甚至是作为当时整个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突破口。“五四”启蒙主义者主张，现代新教育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使妇女摆脱诸如贤妻良母一类观念的束缚，他们介绍他们国家妇女的生存状况，指出先进国家的妇女“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张扬妇女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以警醒中国妇女。当时到处上演《娜拉》，到处充斥着“走出家庭”“要人格”“要独立”“要自由”的呐喊。仅以教育为例，至“五四”前后，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八万女子接受了新教育，大可检验当时妇女运动的成果。

与家族问题一样，妇女解放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独立、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思潮的一部分。虽然“五四”之前就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妇女的权利问题（如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关注过这一问题），但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在当时及后来产生重大思想影响与社会影响的，则无疑是在五四时期。妇女问题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的重视，一方面与新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诉求与社会诉求紧密相关，也与一战后妇女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有关。因此，就思想史意义而言，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五四”知识人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反思中国妇女问题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的主张与见解。当时，《新青年》《新潮》《国民》等报刊，都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妇女问题，极力张扬妇女有不受家庭束缚的权利，有追求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参加工作的权利以及参政的权利等等。在“五四”关于妇女问题讨论中，其核心的思想主题就是妇女的自由权利问题，包括个人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即如关于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贞操问题”，新思想家最不满意民国的法律褒扬妇女节烈贞操的条例，他们普遍把这一问题归之于个人自由问题。胡适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主张这一应“由个人自由意志去决定”，认为“无论如何，法律总不该正式褒扬妇人自杀殉夫的举动”，认为“贞操既是个人男女双方对待的一种态度，诚意的贞操完全是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在“五四”启蒙思想家看来，这样的法律条例显然是溢出了法律本身的作用范围，是公共权力肆意入侵个人的私人空间，粗暴地干涉了个人的权力与自由，完全违背了现代健全社会的常识。所以，本节材料的编选，既注重妇女问题的独特性，也要特别注意启蒙思想家在处理妇女问题时与整个个性主义思潮的逻辑关联。

无论是家庭问题，还是妇女解放问题，说到底都是“五四”个性主义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独立、个人权利等问题，以及民主、平等、自由乃至科学、理性等新思想主题，在很多场合、很多语境中都用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等字样来指称，无论是从概念传播和社会影响的广度，还是从思想内涵的纵深，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与个性解放运动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五四”新思想运动归之为个性主义思潮与个性解放运动，这一个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课题。

即使从纯粹思想史意义上讲，个人主义观念与个性主义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思想——也是“五四”新思想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重心，从宏观性的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家族宗法专制、妇女问题；从科学、民主的一般概念，进一步深入到自由主义民主的更核心的价值层面——个人主义问题。就严格的思想史意义来讲，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两个问题。大体上说，“五四”新思想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是个性主义。一般而言，启蒙思想家在讲个性主义问题时，更多的是从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角度出发的，这与个性主义易于接受且易吸引人的眼球相关，反映了启蒙主义者为了有效觉醒民众的一种思想策略。而个人主义思想的表述，更多地是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的意义上使用，从理论的本体论与方法意义上讲，个人主义观念对“五四”新思想向纵深的拓展更有思想价值。所以，当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史的最重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这一论题主要就是针对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的演变而言的。在长期的小农社会和宗法专制制度之下，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概念，中国讲的个我只是一个类概念。唯鉴于此，胡适、高一涵、蒋梦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立足于哲学，或立足于法学与政治学，试图从不同维度上揭示与拓展个人主义的思想内涵，揭示其现代价值意义，指明其技术方法。“五四”对个人主义的深入讨论，在思想纵深上极大地开拓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个人主义成为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价值指标。本节材料的选取，即侧重于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缺乏的因素，或者说是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新质的一面，比如，因为个人主义观念是“五四”新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尺，是“五四”自由民主观念在纵深上得以拓展的重要思想维度，所以诸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等问题自然地成为本章编选的重点材料，并占用了相当的篇幅。

当然，在不少语境中，“五四”启蒙主义者对个人主义与个性主义的认识是模糊的，二者的边界常常缺乏清晰的认定，这是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在很多场景中，个人主义观念实际上是被淹没有个性主义的讨论中，但正因如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性效果。社会各界对个性主义的都有着强烈关注，家庭问题的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对易卜生主义的讨论，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热潮，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各阶层、各个地区的持续性影响。总之，在近代以来启蒙思想的发展历史中，可以说“五四”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是具有理论意义，也最具有社会实践性格的。所以，本节材料兼顾思想的广泛性与社会影响的广泛性问题。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国外不同流派的思想纷纷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而种种思想之五光十色，虽光耀一时之耳目，但也容易迷惑人们的心思，模糊人们对自由、民主、理性等现代价值的认知。新文化阵营中较为稳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是欧美留学归国的新一代知识人，比如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人，他们对此进行了富有理论深度的反思，试图从人类近代文明发展和变迁的背景中，寻找出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以期形成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对话平台。这就是要求有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生态，有一个容许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自由的思想与言论的社会空间。

争取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底线共识。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呼吁营造一个学术思想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极力主张“个人有思想、言论、集会之自由”。（蔡元培：《教育之对待的发展》，《新教育》一卷一期，1919年2月）蒋梦麟继任北大校长后，继续维护这种思想自由空间，一再称“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本校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在讲堂与会议上经常存在一种自由的“辨驳和争论”，一再宣称“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蒋梦麟：《北大之精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七日）北大的自由精神是一个思想标杆，对此，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一些学校，一些报刊媒体，一些知识人士与社会人士也积极呼吁，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国内稍稍形成了一些气候。当然，思想言论自由诉说的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人争取保障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努力。1919年5月，陶孟和、胡适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5月，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胡适等十六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其核心精神是争取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力图把现实政治逐渐导入自由民主的政治轨道。这表明“五四”知识界开始群体性参与到争自由的行动之中。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是其重中之重，“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是，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即“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仅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修侵犯，而且政府要“爱护个性的发展”，积极拓展人民的自由空间，在政治和社会中积极培育自由和个性思想的生存土壤。总体来说，五四时期，要求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这样一种绝大多数的群体性共识，在其他思想主张上很难见到，故专立此节材料以再现当时之风貌。只是涉及这一方面的文章太多，难免挂一漏万，只能尽量争取思想主题体与内容的全面性的平衡。

五四运动后，启蒙思想阵营进一步分化，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反思、总结了新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把新文化、新思潮的根本精神明确定义为“评判的精神”，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他们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这种态度，要求对于制度风俗、圣贤教训与行为信仰等，不论是习俗相传的，还是社会现行的，凡事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一句话，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文化上的价值重估，是由过去指向未来的，这是从新文化、新思想的内在逻辑，从世界文化的变化轨迹中，来把握五四新思潮的意义，以揭示中国现代思想的根本意蕴与价值方向。他们认为，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正所谓“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别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意在强调通过研究问题，期望在中国能够“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而“五四”前夕杜威的访华，进一步扩大了实验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五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新思潮定义为一种独立评判的精神，是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合流的产物，是一种逐步走向成熟的有中国思想特色的实验主义。其思想特色之一，是强调知识的方法论，可称之为建立在怀疑论基础上实证派与求是派，强调“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其基本的思想品格是自由、开放、兼容，要求独立地运用个人的理性，反对教条主义与思想垄断，是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天敌。这种评判的态度，是重视经验常识，强调健全的、智能的个性，把自由、理性、开放的精神贯穿到知识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康德认为，启蒙的精神就是“人必须随时随地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可见，评判的精神相当明确地坚持了启蒙的精神方向。

评判的态度，试图将科学精神与方法为民主、自由提供一套系统的学理根据，在理论上揭示了科学与民主在思想上的内在联系。自由主义即意味着一种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以及和解适应，自由意味着容忍和怀疑，就是在拥有一切事实材料以前尽量延缓判断，把原则当作有待证明的假定。在社会领域，这一原则也同样是把实验作为最好的发现未来道路的方法。评判的态度也是一种“实验室的方法”，强调不受一切权威教条的束缚，凡事都要求拿出证据，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民主和程序必然要牵涉到实验、调查、分析和测定结果，显然也是一种十分接近于科学的方法。这种评判的态度或实验主义的态度，在理论上反对绝对理性主义的永恒真理说，强调“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在政治上与社会实践上，则对绝对理性主义的一蹴而就的计划宏图极力拒拆，主张从问题入手，如对贞节观念、孝道观念等具体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往往直接指向百姓的具体生活，指向国民的实际生活观念及当下的行为，指向当下的我在这些具体事上怎么办？下一步我该如何做？等等。简言之，评判的态度与方法，揭示了自由民主与科学理性的内在逻辑，拓展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新内涵，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专门单立了本节材料。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初创与奠基的重要时期。1919年2月，也就是在《新青年》杂志迁京的两年后，时值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有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标志之称的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问世。此书带有浓厚的西方现代学术背景，呈现出全新的形式和内容特征，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新学术范型，在技术方法和价值方向上成为此后一系列中国现代学术著作的一个模本。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开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建立进程，同时，现代新学术研究又为“五四”新思想的发展奠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创立与建构中国现代学术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学者沟通中西、打通传统与现代，立足于近代世界追求自由、理性的世界潮流，借鉴西方现代学科形式与逻辑方法，为中国传统学术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即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例，此书不失时机地处处彰显古代哲学中近似民主的观念和个人主义，如墨子非命论中的自由意志，杨朱为我的合理性因素，称“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新生民权的意味”等等，十分清晰地体现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方向。1919年杜威开始访华，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讲学活动，系统讲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学说，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深入发展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实验主义的眼光来看，实证方法或科学实验的方法，就意味着对全部精神权威和先定教条（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否定，是维护自由、民主的真正基础，这种颇能体现现代自由精神的价值观念与技术方法对于克服专制主义的一元论价值观无疑有巨大的消解作用。即如陈独秀对民治主义的解释，即认为民治主义就是一种实验主义或崇尚理性的精神气质。而影响颇大的《科学》杂志，则明确地说，科学就是要“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态，血战肉搏争此思想上之自由”（《科学》一卷一号发刊词）。可见，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精神的两大价值方向，二者之间在现代性意义上的确存在着一种内容的逻辑关联，而这种逻辑关联就需要新学术的深入发掘。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理解为一种对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重估”，更进一步的工作则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即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审视、梳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上颇有建树且影响甚大的“古史辨”派，以近代的怀疑的态度、实证的精神，对于中国现代史学有巨大的建树之功。大体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建构，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端，经过“古史辨”派及其他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经十多年时间的营造，一方面以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审视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摧毁了孔子儒学被专制政治所强化的神圣光环，剥去了“累层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人为外壳，另一方面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基础。“五四”新思想家提倡的自由、平等、理性等观念在十年来的新文明建设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当然，新学术也带有一种泛科学主义的思想特征，然而，如果撇开此一点，不论其在学理上成立的依据是否完全充分，它对于民主和科学的新人生观的建立具有树立新权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学术研究属于一种高级的思想启蒙，一方面学术著作直接面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一启蒙思想的主要群体载体，另一方面他把文化思想的启蒙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把常识性的启蒙思想建立在学理、逻辑之上使之具有条理使系统化，这是中华文明再造工程，是启蒙的深远性之重要保障。

总之，五四时期的学术活动本身就是当时启蒙思想的重要方面，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学术的主要价值精神，是一种现代性文化，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是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这也是把新学术部分纳入本章的全部命意之所在。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利用中国的材料从事现代科学研究，始于1910年代。中国最早发达的一门科学是地质学（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丁文江在民国建立那一年即开始擘画中国的地质研究、调查事业），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中国人从事科学研究，要早于对科学的宣传。有系统的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介绍与宣传，始于1914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代表人物有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胡敦复等。他们的主要阵地是《科学》杂志。

科学，实影响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北洋时期思想史上的科学史料之编纂，拟分两部分：一是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介绍与宣传，二是在思想史上影响至深至广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第一部分的材料，主要来自《科学》、《新青年》等报刊；第二部分的材料，主要据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当然，我们会参考作者最初发表的文本）。

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最成功的内容之一。文学革命运动，也就是新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胡适是首举义旗的先锋。经过胡适、陈独秀的大力鼓吹，再加上鲁迅、周作人、刘复、傅斯年等一大批主将的新文学创作活动，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不但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代文学正宗的地位，使新的文学创作者们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映新的时代。新文学有两个基本质素：一是体现新时代的新思想，一是用大众的语言——白话。新文学运动对推动文化下移发生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新文学运动与自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搜求这方面材料时，不仅搜求在理论方面厥功甚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还包括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重要文章。国语运动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在内。总之，要反映：清末以来的文字改革与创制注音字母的努力；新文化人推动国语运动、白话文学运动的目的与成效；关于国语运动与白话文学的争论；国语运动、白话文学运动的思想史意义。

国语运动（读音统一与文字注音的运动）与国语文学（白话文学）运动当初本是两个独立的运动，后来始渐合为一。提倡国语的人已经认识到文言已经不能充当新教育的工具，但他们又从根本上瞧不起白话文。胡适不是一般地提倡白话文，而是提倡白话文学。他认为，古文是已死的或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死文字决不足以产生反映时代的活文学。必须承认白话不但是教育的工具，而且是创作新文学的利器。他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作小说、作戏曲、作一切文学。1917年1月，振聋发聩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国内不少学者都群起响应，著名的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次年，胡适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此文作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喊出一个中心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章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自此，文学革命运动与国语运动渐渐结合。这公开申明：白话即是国语。这种大力推广白话文学的国语运动在短时间内即取得巨大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下令，国民小学的国文教材开始使用白话。3年后，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文”一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白话国语的教材自小学推展到中学。这样，白话文学的倡行，中小学国语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国语统一奠定了基础。

北洋时期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是“新教育”中国化时期。新教育的总趋势是从学习日本转变到学习美国。此时的欧洲正经历着“新教育运动”，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蓬勃开展，两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合流，成立“国际新教育协会”，他们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尊重个性，提倡教育联系生活。这一国际教育潮流随着杜威和孟禄等西方教育家的来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其中以留学欧美的归国人员（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为主体，和广大教育界同仁积极地回应着这一新的教育潮流。“新教育”实验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显然，新教育的核心内涵是在移植西方教育理念的过程中有所创新。新教育运动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家们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改革方案、措施，而且针对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选择典型试验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他们都把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和国民教育两个方面。由于“中体西用”是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产生之前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思想，它是非严格意义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陈独秀主张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胡适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尊重个性，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其理论来源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北大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最成功的典范，为胡适推行新教育理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适和一批新文学、新教育前驱在北大培养青年学子，后者积极响应和支持文学革命。《壬戌学制》是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教育改革的产物，体现了教育的内在规律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客观要求。该学制的制定、颁行过程具备民主、规范的程序及科学方法的精神，它的产生、形成与学制规程的文本内容相统一形成的整体，不仅具有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深远意义，而且在教育政策视野下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开现代中国学制改革史之先河。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转换，激发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因此，各界各派纷纷组建政党，以期参政议政，由此形成了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局面。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政治的建立，政党林立的局面即陷于沉寂。五四时期，新思潮澎湃。与新思潮相呼应的，就是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立的形形色色的社团。每个社团都是不同思想的实践者，其实践的结果就是不同思想进行比较、鉴别和争鸣的最后分晓。各社团都有自己的思想信仰，由此而带来的是各种思想的争鸣。辛亥后的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经历了从政党林立至社团繁荣的嬗变。从民初政党林立到五四社团繁荣的转变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关系，即人们从急功近利的政治参与，到用思想文化改造人们价值观念的心态转移。本部分将对五四时期社团发展的现状加以概述，并从发展的角度探究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成因，展现五四时期社团的组织结构与内部治理。五四社团的繁荣，既是丰富的时代思潮的展现，体现了一代知识青年的行为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组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是中国社会本身由分散趋于组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社团的繁荣，使一代知识青年初步接受了共同生活的训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以及此后中国社会团体的组织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本部分选取五四时期重要社团的相关材料，对其宗旨、活动分门别类加以研究，更好地展现它们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展现新文化运动由新思潮运动转向社会改造运动的趋势，进而展现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社会、学术、政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Pragmatism是一种在新兴科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思想方法或新的哲学。早在20世纪初，它就已经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传入了中国。起初一般译为“实用主义”。1906年前后，张东荪就在《教育》杂志上撰文介绍过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主要是偏重于詹姆士、席勒等人的学说。1910年代，在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的推介下，实用主义的教育学说风靡一时，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然，此时国人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教育与杜威真正的教育主张差距颇大。五四前后，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机构的联合邀请，访问中国。其著名的弟子胡适发表了《实验主义》一文介绍这派学说。于是，“实验主义”取代“实用主义”，成为了这派学说更为通行的译名。

五四时期的实验主义热潮是随着杜威访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而兴起的。访华期间，杜威的足迹几乎遍及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内陆省份，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说。正是杜威的系列讲演及其弟子们的评介，使得杜威一派的实验主义学说得以真正传播开来。从内容上看，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及其由来，包括《试验论理学》（10讲）、《思维术》和《思想的派别》（8讲）；第二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伦理方面的应用，包括《伦理讲演纪略》（15讲）及各种人生观讲演；第三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应用，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及各种关于“民治”的讲演；第四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包括在北京和南京的两次《教育哲学》（各16讲）讲演和大量关于各种教育问题的讲演；第五类是哲学史方面的一般性介绍，包括《哲学史》（10讲）和《现代的三个哲学家》（3讲）。值得注意的是，杜威的讲演与他对中国现实情境的观察和思考联系在一起，其侧重点往往并非实验主义哲学本身，而是其在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方面的应用。此外，杜威公开讲演的预期听众与其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广大知识青年。因此，杜威学说在中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过其在专业哲学界的影响。

综观五四知识界，无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抑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偏向保守的改良派，还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偏向激进的革命派，无论是文化取向偏重于引进西潮的新型学人（以张东荪、李石岑为代表），还是文化取向偏重于发扬传统的旧式学者（以钱基博为代表），都从杜威的学说中发现了其有吸引力的内容，从而多多少少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杜威的讲演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一般听众中间也激起了广泛的反响。这在傅斯年、汪敬熙、何思源、谭鸣谦、费觉天等年轻一辈学子的文章中有所表现，在平民教育社、新潮社、工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社团的宗旨和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总的说来，总的说来，杜威的讲演推动了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对二者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紧随杜威之后，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应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将他的哲学介绍给了国人。早在1910年代，罗素与怀特海合作撰写的三卷本《数学原理》就奠定了他在数学界的崇高地位。在此基础上，罗素于1919年左右相继发表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数理哲学导论》，建立起了他所谓的“逻辑原子主义”。与此同时，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也积极参与到反战活动之中，发表了许多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文章。而讲学社同人此时也正对于社会主义学说抱有极大兴趣。

罗素原拟先讲几次哲学问题，等对中国的情形熟悉之后，再讲些社会政治问题。但因中间大病一场，后续讲演草草收尾。所以其讲演仍以哲学讲演占多数，主要包括《哲学问题》（12讲）、《心之分析》（15讲）、《物的分析》（6讲）、《数学逻辑》（计划4讲，因病只讲完1次）。另外，罗素也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过几次演说，主要包括《社会改造原理》（1920年10月15日，上海中国公学）、《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1920年10月26—27日，长沙湖南教育会）、《布尔塞维克底思想》（1920年11月19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未开发国之工业》（1920年12月10日，北京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社会结构学》（1921年2—3月，北京教育部会场）、《中国到自由之路》（1921年7月6日，北京教育部会场）。

简言之，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致力于像解决数学问题那样来解决哲学问题。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进而通过数理逻辑的推理，哲学家能够避开语言上的陷阱，推导出确定性的哲学知识。由于罗素所讲的哲学问题过于专门和高深，真正能领会其哲学并对之感兴趣的中国人并不多。张崧年（张申府）、王星拱、彭基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突出代表。中国一般听众真正感兴趣的是罗素所介绍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些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令中国听众再次惊讶不已的是，罗素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讲演也缺乏前后一贯的主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都是有褒有贬，似乎并不完全赞同其中任何一个。对于中国听众来说，罗素这种不抱定任何主义、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政治主张的态度和立场还较为陌生。实际上，如果对罗素的专业哲学有所理解的话，就应该明白：社会政治主张就属于罗素所谓的确定性的哲学知识之外的那类知识，本来就没有“公理”。

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德、法等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吸取了近代生物科学的成果并受到浪漫主义的直接影响，从生命出发去阐释人的存在、人的文化和历史乃至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派哲学是对19世纪所流行的黑格尔主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抗。在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一派生命哲学是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的哲学。

早在1913年，钱智修就在《东方杂志》上撰文介绍过柏格森和倭铿的学说，但当时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一战后，生命哲学在欧洲的影响迅速扩大。适逢梁启超、张君劢等赴欧旅行，亲自拜访了柏格森，对其学说极为赞赏，拟邀请柏氏来华讲学。柏格森因故不能成行，梁、张遂转而邀请倭铿；倭铿亦不能成行，却推荐了杜里舒代替自己。于是，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便请了杜里舒来华讲学。

杜里舒本是生物学家，后来转入哲学，创立了生机主义哲学。他于1922年10月至1923年6月访问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杭州、汉口等地讲学。讲题包括《康德与最近哲学潮流》、《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与教育》、《系统哲学》、《近世心理学问题》、《近代哲学史》、《达尔文主义之批评》、《心理学之变迁》、《中国设海滨动物试验所问题》等等。《东方杂志》于1923年4月刊出的“杜里舒专号”可以视为对杜氏讲演的回应。专号中的文章包括：瞿世英的《杜里舒哲学之研究》、秉志的《杜里舒生机哲学论》、张君劢的《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菊农的《杜里舒与现代精神》、周建人的《生机主义》、费鸿年的《杜里舒学说概观》及《杜里舒的著作》。

与杜里舒相比，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由于原拟邀请柏氏访华，《民铎》杂志于1921年12月专门刊出了“柏格森专号”，发表了一系列的评介文章，主要有：蔡元培的《节译柏格森玄学导言》，张君劢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张东荪的《柏格森的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李石岑的《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瞿世英的《柏格森与现代哲学的趋势》，严既澄的《绵延与自我》、《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柯一岑的《柏格森精神能力说》、《梦》（译），范寿康的《直观主义哲学的地位》、《柏格森的时空论》，杨正宇的《柏格森之哲学与现代之要求》，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吕瀓的《柏格森哲学与唯识》等。此外，《东方杂志》、《新潮》、《哲学》、《少年中国》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的相关文章。由于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儒、道、佛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故而它较易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或借鉴。一方面，生命哲学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影响了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另一方面，生命哲学也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构建新的人生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影响了李石岑、宗白华、朱谦之等人。

重点阐释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人物围绕此问题的有关论述。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之一，并把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联系起来，赋予了整理国故崇高的使命。但再造文明系一庞大系统工程，非短时所能完成。胡适也曾提出整理国故的使命（或曰短时目标、现实意义等）：完成中国文化史。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他说：“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胡适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史，包括十个方面：（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

研究态度是：“为真理而求真理”。新文化人特别强调学术平等，胡适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细言之，包括：“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和“系统的研究”。

具体到国故整理的方法，又强调：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关于第一点，胡适提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关于第二点，胡适提出，要进行读本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关于第三点，胡适指出早前人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局限，并进而指出：“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

本部分资料，将详细搜集、整理胡适关于国故整理的意义、方法等论述，如胡著《〈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答毛子水论国故学》、《研究国故的方法》、《再谈谈整理国故》等等重要文献。此外，当时从事整理国故的其他学者，也有不少论述，我们亦将收入，如钱玄同、顾颉刚、吴宓、蔡元培等人的有关文献等。

在胡适等人的积极鼓吹和推动下，“整理国故”成为1920年代极为兴盛的学术思潮，在全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当然，在这一运动中，胡适的成绩和贡献最大。主要有：对《水浒传》、《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旧小说考证、研究，将历来不被重视的小说拉入学术殿堂，给这些旧小说以应有的学术地位，向来受到高度评价。胡适从事这项工作之先，即得到陈寅恪、傅斯年之高度评价。胡适整理国故工作另一重要方面是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代表作为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此外，胡适对禅宗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来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及《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对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则有在讲稿基础上完成的《白话文学史》等等。胡适以外的其他学者的成绩，我们也给予关注，目的是完整呈现当时国故研究的盛况。刘复、钱玄同、顾颉刚（他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其贡献与影响众所周知）、岑仲勉（他走出了“国粹”派影响，他以考据为基础，以通贯研究为特色，以科学方法为支撑，成为民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这些都是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型学者，旧派学人如梁启超（他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柳诒徵、顾实等，他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目的与新派人物虽略有不同，但对国故研究亦均各自有贡献，在成果上呈现一种异彩纷呈之现象。这是从学者的角度看其实绩。这些成绩，涉及中国传统的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等方方面面，确实，是在为准备撰著中国文化史方面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成绩之外，我们对国故运动的质疑、反对的声音以及这个运动的不足方面也加以涉及，目的是反映国故运动的全面性。

共和政治自然需要宪法，民国建立后，制宪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历经数年，正式的宪法依然没有出台。宪法本质上是一定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的意志的体现，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也应当有参与宪法制定的途径。民国建立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并非革命党人，更非立宪派，而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北洋军阀以及官僚势力，要使宪法能够顺利制定，并体现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则至少主要的政治势力都有参与宪法制定的渠道。中华民国的第一个临时性的宪法文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其后的《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但这两个文件都是临时性的宪法文件。至于正式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由国会制定。但是国会制宪要能成功并能落实，必须国会本身有足够的权威，但是在共和初建的时代，国会只是新式政治精英的舞台，而这些新式政治精英并无多少实际的政治力量，而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北洋军阀以及官僚势力，由于缺乏近代的政党意识，不谙政党运作，在国会中少有自己的代言人，只能通过贿买议员来代自己发言，这就造成了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不能参与制宪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国会的制宪工作受到种种干扰，一直就没有能够真正完成制宪工作。以后国会分裂，出现了南北两个国会，制宪工作更难以为继。一战结束后，受到国际国内压力，南北两大政治势力开始和谈，而在和谈中，南北军阀都不需要的国会却仍然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南北两个国会的议员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意代表的资格，人们对于国会制宪几乎彻底失望。正是在此情形下，渴望正式宪法的人士，乃希望废弃《临时约法》的国会制宪的规定，由国民直接制宪，这就有了1919年到1920年间的国民制宪运动。国民制宪的发动者是熊希龄、梁启超等人，他们的主张虽得到一些对于国会制宪失望的人士的支持，并引发思想界的讨论，但这种主张既违背《临时约法》的相关规定，又剥夺了南北国会议员的“制宪”权力，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而南北军阀对于国会制宪也很不以为然，而且国民直接制宪，在国民星散，政党发育幼稚的现实条件下，在技术操作上也有相当的难度，因此这种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不过，这种主张表明了民国时期制宪的困局，其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来的国民会议运动的先声。1921年9月，张绍增在吴佩孚的授意下提出召开庐山国是会议，解决制宪、裁兵等问题，但遭到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舆论界亦多持怀疑态度。但国是会议的概念为后来的八团体国是会议继承。当军阀混战，政治不轨道，生民涂炭之时，国内的工商业界、知识界、教育界的职业团体，乃试图自行组织联合会议，解决国内政治困境。八团体国是会议其实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唯一的成果就是提出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2年南北实现了和谈，护法运动结束，作为一项成果，第一届国会再次复活，重启国会制宪的进程。但是，自1913年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到此时已经历经十年，其中相当多的议员已经完全丧失了追求民主政治的勇气，而将担任国会议员作为自己的饭碗，当然其中也还有些痴迷制宪，将制宪视作改革中国政治的根本方法的“唯宪分子”，因此当曹锟以制宪引诱国会选举其为大总统的时候，就出现所谓的贿选总统与贿选宪法。国会制宪十二年，所得竟然是一部贿选宪法，更激发了国人对于代议制的怀疑。贿选宪法（即曹锟宪法），其产生的程序虽有问题，也没有为国人所承认，但该宪法的内容多有采自国是会议宪草之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有省自治、职业代表制的内容，颇能体现当时时代思潮的要求。从国民制宪运动到国是会议，反映出一般社会对于国会制宪的失望，欲以国民的直接行动解决国内政治困境的意愿。因此，当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合法的政府，解决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也就引发了国民会议运动。本部分的材料收录了关于国民制宪运动、曹锟宪法、国是会议宪草以及思想界围绕曹锟宪法的争论，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的材料。

甲午以后，移植代议制以挽救危亡、实现国家富强，一度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清末的革命与立宪，其立意均在于此。但是，代议制被移植到中国后，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缺乏共和政治的传统，由于存在深厚的威权政治的传统，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由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方式与组织方式上存在的种种缺陷，共和建立后，实际的政治权力控制在北洋军阀与官僚势力手中，代议制政治不但不能落实，相反，很快就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之中。代议制政治本应构建于民意的基础之上，但是民国建立后，民意、法律的威权不敌兵马的威权，是一个谁也无法抹杀的事实，选票、民意只是当其有用时才成为军阀的点缀品，军阀信奉的是兵马的实力。在此情形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绝好总结。

从各国政治的近代转型过程看，由威权政治向民意政治的过渡，往往需要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动荡、革命、战乱、复辟、革命反复出现，不足为奇，但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民族危机始终是压在国人头上的巨剑，国人难以有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政治的反复动荡，当对于富强满怀期待的国人为着迅速实现富强而引进的代议制不能迅速达成人们的预期目标时，寻求代议制的替代方案就自然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当国人对于中国是否适用代议制产生怀疑的时候，代议制在西方也出现了危机。代议制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与“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理念紧密相连，与有产者的荷包紧密相关，所代表的是有产者尤其是资产者的利益，而非一般普罗大众的利益，但是代议制发展的过程中，主权在民论、代议士代表为全体国民之代表的理念逐渐赢得日益广阔的思想市场，要求改变有产者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争取劳动者的代表权的呼声日渐高涨，改造代议制就渐成思潮。其激烈者认为，不改变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建立无产者的国家，无产者就不可能在议会有代表权，这一派主张直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者的国家，俄国革命就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其温和者则或主张直接民权论，改变选民只有选举权，而在国家治理、监督政府方面实际上无权的局面，或主张多元国家论、提倡职业自治，以改变职业与政治分离，政治成为职业官僚的政治，而有职业者实质无法参与政治的局面。在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制度，在美国的部分州以及瑞士，直接民权的试验也陆续开展，在英国多元国家论、职业自治论影响日渐扩大，所有这些信息都传到了中国，中国思想界对于这些变动的跟进其实还是蛮及时的。这些为中国国内怀疑代议制，试图改造代议制的人士提供了外在理论与模板。由此，在一战结束后，尤其是曹锟贿选之后，改造代议制就渐次成为二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其时，关于代议制改造，其方案主要有：孙中山一派的人物希望以直接民权来去除代议制之弊；受阶级论的民主观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劳动大众的政权；章士钊、章太炎、但焘等人希望以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科举制度来改造代议制；再一个，职业自治论在20年代输入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曹锟贿选后，中国思想界关于此后政制改造问题，曾有一思想讨论，从中可见不少人都对于职业自治情有独钟。关于直接民权的思想，见本辑第十章，关于阶级民主论见新民主义卷，本部分主要收集职业自治论与章士钊、章太炎、但焘等人的非代议思想，以及思想界对于非代议论的批驳。

面对政治不上轨道的现实，原本遵从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传统、立定志向专心进行思想启蒙和进行文化革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能不重新关注政治，不能不去谈政治。因为政治本来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不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工作发生影响，黑暗的现实不能不刺激他们的神经，使他们重新思考政治革新与思想文化革新的关系。当思想启蒙面对现实的政治障碍时，新文化人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在现实的逼迫下将重心转向了现实的政治改造，一部分人虽继续坚守思想启蒙路线，但也忍不住要去讨论具体的现实政治问题，要去“谈政治”。即便归国伊始就曾下定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一门心思要进行思想启蒙、进行文化革新的胡适，也不得不在思想文化改造与政治改造之间徘徊。在政治革新重新走上前台的大背景下，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高一涵、丁文江等人于1922年5月14日联署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要求召开南北和谈会议，以解决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棘手问题。他们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又缺乏必要的组织，在他们看起来是“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目标，在其实践层面上其实是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他们不满北洋军阀，对于南方的护法力量也不抱希望，他们也不是政治家，没有组织、发动一般社会公众以进行社会、政治改造的毅力与耐心，他们能找到的方法就是号召“好人”，也就是他们认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出来“努力”、“奋斗”。

“好政府”的主张提出后，曾引起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讨论，也遭到了国家主义派、共产党人的批评。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之后几个月，直系军阀为着应付舆情，曾任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署名的王宠惠为内阁总理，令其出面组织内阁，另外两个“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联署人罗文干、汤尔和分任财政总长、教育总长，似乎“好政府”主义有了实践的机会。但是很快，事实告诉他们，缺乏组织的“好人”的“努力”并不能落实“好政府”的主张。

当代议制出现危机，国会遭人唾弃，如何对待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毁弃约法，另构新法，甚至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另建新法，还是维系法统，在既有的法统框架下谋求代议制的落实，思想界也有争论。国民党、共产党对于法统问题的意见，此处不收录。此处主要收录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国家主义派的相关主张。

自清末起，省渐次崛起，省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发言权日增。预备立宪时期，清廷以开明专制为模范，欲以中央集权为推展改革的前提条件，但因中央权威已下降，中央集权措施遭到地方实力派、革命派、立宪派的反对，迄清朝灭亡，外官制改革都没有完成。民国以“独立”各省联合的形式而建立，当民国初建时，因符合独立各省的意愿，联邦论一时颇有影响。袁世凯上台后，力谋中央集权，但遭到手控军民两权的各省都督以及对于袁世凯心怀疑虑的国民党的强烈抵制。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丧失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国会、省议会、各级地方议会被解散，袁世凯全面推行专制集权措施，但是在各省区已然形成地方实力派，而专制权威已然丧失其合法性的情形下，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只能靠威权维持，一旦袁世凯去世，国家必陷入军阀割据状态。有鉴于此，1914年到1916年间，思想界曾力倡联邦制，以抵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以防止将来国家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并以省自治作为训练民众、培养政治对抗力，逐渐引导国家政治走上轨道的“地盘”。但其时的联邦论仅仅停留于言论鼓吹，并未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倒袁之后，国会重开，继续制宪事业，商榷系与研究系就在地方制度是否入宪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商榷系希望将省自治写入宪法，而研究系坚决反对。国会制宪未已，国会内又就对德宣战问题发生激烈争执，遂引发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与民主力量与北洋军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在是否恢复《临时约法》的问题上发生对立，遂引发护法运动，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的局面。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实质上已然分裂，掌控中央权力的一派军阀，无论是直系、皖系，还是奉系，都没有控制全局的军事实力，都会遭到别的派系的军阀的抵制，但又都试图以武力实现统一。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阵营，虽有政府、有国会，但并无实质的军事力量，不能不依靠西南军阀，以与北洋军阀抗衡。由此，国家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

这样，如何解决军阀混战的局面，如何引导国家政治走上轨道，思想界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通过重开国会，或者新建国会，重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在军阀手握实权的情况下，国会只是军阀手中的玩具，不可能真正代表民意，也就不可能建立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国会重开后的贿选就是明证。此种方法在曹锟贿选后就基本不再能得到思想界的拥护。一种主张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即以革命的武力推翻军阀的统治，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此种主张在军阀混战，选票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的情形下，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支持。第三种方法就是在以和平的手段改造中央政权无望的情况下，试图实行省自治，一方面对于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形成制约，同时训练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以联省自治对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构成制约。思想界鼓吹联省自治的主要是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代表性的人物有李剑农、胡适、章太炎、唐德昌、周鲠生、王世杰、杨端六等等，主要的阵地则包括《太平洋》、《东方杂志》、《改造》、《努力周刊》等。他们对于联省自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提出了种种联省自治的方案，其中一些人如李剑农、章太炎等还直接参与了湖南自治运动，颇为活跃。在政界，国会内部亦有不少国会议员颇钟情于联省自治，国会议宪时，国会内就有不少议员鼓吹省自治。联省自治思潮兴起于护法运动发起之后不久，到20年代初已经蔚然为一时思潮。与联省自治发生、高涨相应，联省自治运动自1920年以后渐成运动，湖南、四川、浙江等省都制定了省宪法，也都以联省自治相号召。联省自治运动本身比较复杂，思想界参与联省自治运动人士，大都有真诚的民主追求，希望以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统一，消除军阀混战之祸，并逐渐引导国家走上民主的轨道，但联省自治的实际掌控权则操控在各地方实力派也即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试图利用联省自治思潮，将武力格局合法化，一以抵制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一以抵制南方革命军的武力北伐。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中，军阀所依赖的武力，是手中控制的兵权，为着消除军阀混战，思想界又有一些人提出了废督裁兵、化兵为工的主张，并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打倒军阀，欲废督裁兵，不过与虎谋皮，联省自治不过是将军阀割据合法化，并不能引导政治上轨道，这是当时的革命势力已经指出的。不过，思想界对于联省自治问题的探讨中，对于中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需要注意的事项的分析，对于地方自治的强调，都值得注意，思想界鼓吹联省自治的人士对于民主的追求也是真诚的。

面对移植代议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如何引导政治上轨道，对于如何改造中国，思想界就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发生了争论。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先后问题，自晚清时期，就是重要的思想议题。甲午之后，政治改造优先论崛起，政治改造成为时代思想主潮。然而国人举权力进行政治改造二十年，所得不过伪共和，故当袁世凯大权在握，厉行专断政治，新式政治精英丧失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之后，思想界乃反思甲午战争以来的政治改造优先论，发生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为入手点。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社会改造成为思想界的重要思想议题，不少新青年对于诸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劳工问题、平民教育问题等等，都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中并有人组织团体开展实际的社会改造活动。然而，社会改造、思想启蒙运动的种种努力似乎对于政治发生不了影响，政治依然黑暗，社会依然腐败，继续进行文化革新与社会改造能有效果么？是继续进行文化革新、社会改造，还是先进行政治改造？思想界乃再度发生争论。这种争论是民初争论的延续，也体现在五四时期的诸多思想文献之中，本处以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为核心材料，藉此体现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就此问题发生的争论。

思想界就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再度发生的争论，是此后新文化运动转向，政治革新重新走上历史前台，革命再度兴起的重要思想背景。

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的身份再度掌权，但又不肯恢复旧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乃揭橥护法大旗，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并先后发动两次护法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他的民权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此前的革命程序论中已经提及训政时期需要以地方自治去训练国民，但对于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如何开展，却没有详细阐述。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县级地方自治提出了系统的方案。其次，受直接民权思想的影响，他试图用直接民权的思想去解释其权能区分的政府体制设计，使这个政府既能体现民权的原则，又能达成强有力政府的目标设计；他又试图以直接民权的理论去阐释训政理论的合法性。由于缺乏现成的革命武装，孙中山试图依靠西南军阀来恢复《临时约法》，但两次护法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他得出了南北为一丘之貉的结论，不再对军阀抱有幻想。五四运动展现了深藏于庶民大众中的伟大力量，孙中山认识到，欲革命成功，必须依靠一般国民，尤其是必须争取青年的支持，这是他后来国民党改组，并将国民党的组织重心放在一般国民身上的重要思想前提。在两次护法运动的过程中，俄国革命爆发并获得了成功，使他对于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列宁式革命党的组党原则与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理念多有相合之处。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决定改组国民党，要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高度战斗力的革命党。国民党一大、二大的系列文件，就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从组党的角度看，国民党一大、二大试图建立一个实行集中领导的、以民众运动为基础的革命党。

此期，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其中最重要的演讲就是他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来结集为《三民主义》）制定了一些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及国民党一大、二大的系列文件。这些文件集中体现了三民主义的最新发展。比较旧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反满革命，建立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富强，转为反对列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求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以及以平等的态度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在民权主义方面，其革命程序论特别强调革命党在训政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要完成向宪政过渡，必须经过革命党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此外，孙中山对权能区分论有了更系统的阐述，同时，其民权主义有了平民主义的趋向。在民生主义方面，实现民生主义的途径上，除了平均地权外，他对于节制资本有了更加系统明确的阐述。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形成了其国民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对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国民革命的对象与国民革命的目标等等问题的阐述。其中关于国民革命的必要性的论述，散见于孙中山、国民党一大、二大的文件以及其他国民党人的论述之中，也有专门论述国民革命必要性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欲解决中国的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欲落实共和政治，建立民主宪政，必须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并对于联省自治论、国会制宪论、好政府主义等和平变革思想给予了批评。关于革命对象问题，孙中山此前主要讲的是社会之旧污、军阀官僚势力，此一时期，国民党明确将国内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关于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依靠对象，国民党内部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也有讨论。可以看出，国民革命的理论受到了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

国民党中的理论人士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党治理论也有所阐发，他们对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国民革命论、以党治国论等等都有所阐发。本节也相应地收录了相关内容。

中国国民党成功改组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随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作顺利进展，革命理论在一般社会大众中的影响日渐扩大。随着北伐顺利推展，南方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党治理论和党化教育政策在革命党控制的区域渐次实行，且实行的区域日趋扩大。随着北伐的进行，北伐胜利的趋势日渐明显，北洋军阀覆灭的命运无可挽回，国民革命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国民党所主张的党治理论、党化教育政策将从国民革命军控制的区域向北京、天津、上海等区域扩展，进而在全国实行。这引发了仍然坚持政党政治、主张思想言论自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分子的恐惧，他们乃对国民党的党治理论、党化教育的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中的代表性文字有张君劢的《一党政治之评价》、章士钊的《党治驳议》、前溪的《军阀与党阀》等。批评人士对国民党在南方实行党治、党化教育、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观察与批评，认为党治理论的目标是一党专政，这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若此种理论推展于全国，则将使中国由军阀政治转而为党阀政治。他们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是因人们对于现实问题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革命是主张革命的人们的权利，反对革命也是反对革命的人们的权利，不能只准许自己革命，而不准许别人反对革命。国民党当时忙于国民革命，对于这些批评的回应比较少，其中当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原来具有一定自由主义倾向的高一涵对于他的朋友们对于党治的批评有过回应，他认为从理论上看，党治固然可以批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看，中国的共和政治既然已然失败，既然存窃取政权的官僚、政客与势恶土豪，所以他认为“如就中国今日局面说，不但可以说与其军治不如党治，并且可以说与其民治不如党治。”同时，思想界对于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的武力统一策略，也有批评与讨论。

国民革命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一方面使得中国被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被迫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利用其在华特权以及其科技、经济优势，对于羸弱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人始则试图秉持儒家的华夷观处理之后，随后又试图接受近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法秩序，但又明确地认识到，所谓国际法对于强者有用，而国际秩序中的弱者并不能依仗国际法来保护自己，根本之图是寻求富强。清末革命思潮兴起后，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论也输入中国，多数中国人接受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强者、文明者对于弱者、野蛮者的天然的“强者的权利”，也接受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依此激发国人发愤图强，成为世界秩序中道德强者，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改变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则甚少有人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遭遇思想界的怀疑，西方学界关于帝国主义的种种学说主张，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以及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输入，中国思想界对于帝国主义为何物，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问题之关系，对于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反帝与吸收西方文明之关系，对于白色帝国主义与赤色帝国主义等等问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随着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的加深，以及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也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特色。

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是此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本节收录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的相关资料。

非基督教运动作为一个运动兴起于1922年，1924年后转化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是此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非基督教运动虽兴起于1922年，但其伏线远清末时候就埋下了。晚清以来，基督教的再度东来，并以西方武力为支撑，以西方文明强势话语对于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发诸多的教案，引发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于基督教的种种评论与批评。庚子事变后，教案渐少，而思想界对于基督教的评论也日趋正面。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推崇科学理性，反对一切偶像成为一时思潮，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看，其批判孔教，反对一切偶像的普适性原则自然会延伸到域外宗教的批评，新文化人在批评孔教的同时，就已经在讨论宗教问题、讨论基督教问题，《新青年》、《少年中国》都曾发表大量的文章讨论这些问题。这些讨论与批评最初还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没有太明显的政治气味。五四运动以后，这种讨论渐突破学术讨论的范围，开始具备政治意味。随着教会学会在中国新式教育领域影响日趋明显，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渐扩展，随着修订条约运动的兴起，国人的主权意识尤其是文化主权意识日渐觉醒，国内思想界尤其是革命思想界对于教会学校的文化侵略性质的警惕度空前提高。当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清华学校召开时，就引发了中国国内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烈反弹，非基督教思潮迅速发展为颇有声势的非基督教运动。

非宗教运动涉及问题较多，反对非宗教的人士对于非宗教问题运动的批评往往集中于宗教问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是否阻碍科学的发展、宗教是否在西方已经没落、西方人在传播宗教是否文化侵略还是文化交流等等，但是就非宗教运动的发起方面来看，其实宗教并非是问题的核心，所谓宗教阻碍科学发展，所谓宗教在西方已经没落，故而向外扩展以寻求宗教的殖民地等等，都是其非宗教的理由，而非非宗教的真实动因。中国思想界发起非宗教运动的真实动因其实是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教育主权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问题。不过，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我们可以将非宗教问题放在民族主义与反帝问题的主题之下，但不能完全局限于民族主义与反帝问题，而应顾及问题本身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因此，本部分收录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材料，既包括非基督教同盟以及支持非基督教的各方人士的材料，也包括教会方面的反击材料，以及立场比较中立的人士比如常乃惪的长文，既涉及运动中的宗教问题，比如有关宗教问题的学理的讨论，也收录反帝与民族主义视野下教育主权问题，以展现事情的多面性。

自19世纪末叶起，马克思主义就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开始零星传入中国。然而，直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才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来研究和传播；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蔡和森等。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相对比较系统、全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其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都得到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介绍，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然而，这一时期的介绍仍然主要是基于一些二手的翻译和论著进行的，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有限。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囿于书本，而是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如何在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各地创办共产主义组织，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部分内容与《新民主主义卷》多有重复，故而此处仅收录了一些最基础的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国内舆论界带来的一个影响便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日渐增多。罗素访华前曾去苏俄访问，他关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介绍进一步引发了讨论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也颇为赞赏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前往内地旅行之后，于1920年11月6日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宣称唯有开发实业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都不应是努力的方向。这篇文章迅即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首先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驳斥张东荪的主张。陈独秀随即给罗素写了一封公开信，询问后者是否说过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话。张东荪便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他们与我们》、《致独秀的信》，阐述他关于罗素“忠告”的看法。陈独秀汇集了上述文章，连同自己回复张东荪的信和另外三篇相关文章，一起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1日）上，总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两周后，张东荪便在《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系统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宜实行社会主义的理由。梁启超稍后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上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予以声援。同号还发表了蓝公武、费觉天、蓝公彦和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对此，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施存统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评论之评论》、《曙光》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批驳。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9月1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下新创一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公开亮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开始有系统地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

大体说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并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而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勉强实行，只会产生伪劳农革命，造成新的混乱；故而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其一，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单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才能保证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其二，从与国际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特别强调除经济因素之外的、革命者的主观努力在其中的作用。这场论战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愈发深入，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

此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与争论仍然是舆论界的热点之一。例如，《孤军》杂志（1922年9月至1925年11月发行）就曾发起“经济政策讨论”，集中探讨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这次讨论自1923年12月起，一直持续到1925年11月。参与讨论的包括杜国痒、王首春、李春涛、郭心崧、周佛海等。他们大多有留日背景，其中不少人是河上肇的弟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一些了解。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先后涌现出多个流派和团体。1907年，刘师培、何震等人在东京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以《天义报》为阵地宣传无政府主义；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以《新世纪》为阵地宣传无政府主义。辛亥后，较为活跃的两派无政府主义团体，是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和以刘师复为首的晦明学社。新文化运动时期，全国涌现出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及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17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实社及其社刊《自由录》（1917年7月创刊），主要成员有太侔、黄凌霜等；1918年3月创刊的《劳动》杂志；1919年1月成立的进化社及其社刊《进化》，主要成员有黄凌霜、区声白等人；1920年1月成立的奋斗社及其社刊《奋斗》，主要成员有朱谦之、易家钺、郑贤宗等人。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大致表现出三种倾向：其一，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主要理论武器，主张通过互助，建立生产资料公有、以自治权力为基础的、没有强权的社会；其二，无政府个人主义，推崇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主张破坏一切，要求绝对的自由；其三，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直接向工人宣传“劳动运动”，通过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而非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来直接夺取生产资料，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虽然无政府主义内部主张各有侧重和差异，但他们都否定国家和政府，反对政党和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无政府主义在传入中国时，是与马克思主义混杂在一起的。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者的分歧与冲突日渐显现，爆发了多次论战。1919—1920年间，黄凌霜、易家钺、朱谦之先后发表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公开批评无政府主义，揭开了论战的序幕。1920年底，由于酝酿建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退出，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觉悟》、《少年中国》、《先驱》等刊物也都展开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个人是否应享有绝对自由、以及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这三个方面。

通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有力地反驳了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纯洁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国家主义派渊源于少年中国学会，是1920年代除共产党、国民党之外的第三个新兴政治势力。1918年6月，李大钊、曾琦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于次年7月1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其时，李大钊等人便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曾琦等人则倾向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便时有争论，但尚能共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曾琦、李璜等人也开始公开宣扬自己关于国家主义的主张，于1923年10月出版了余家菊和李璜编著的《国家主义教育》一书，并于1923年12月组建了国家主义派的政治组织——中国青年党。1924年，曾、李自法回国后，联合左舜生等国内的国家主义者成立了“醒狮社”，并于同年10月10日创办了《醒狮》周报，公开宣传国家主义。由于中国青年党直到1929年9月在香港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公开党名，故而，时人一般仍称这派势力为“国家主义派”或“醒狮派”。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正式分裂。同年10月，国家主义派成立了国家主义青年团，到1929年9月前都一直以此名义对外公开活动。国家主义派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主张在人民中培育国家至上的思想，以期树立“国性”，通过“全民革命”，建立全民政治。国家主义派强调其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存在根本的差异：其一，“内除国贼”先于“外抗强权”，而不像共产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同时进行的；“外抗强权”仅仅是出于自卫，而并不像“打倒帝国主义”那样要干涉他国事务；进而，“外抗强权”也意味着对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种分而应之的灵活态度，而非一味“打倒”。其二，“全民革命”要联合全体国民实行革命，而非仅仅进行阶级革命。其三，“全民革命”的目标是“全民政治”，而非一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

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虽同源于少年中国学会，但由于双方在基本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一直冲突不断。旅法期间（1923—1924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就分别以《先声周报》和《赤光》为阵地，笔战不休；1924年6月，双方约定不得相互攻击，关系一度缓和。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国家主义派以《醒狮》为阵地，共产党人以《中国青年》、《向导》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有四：一、是否需要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二、革命手段是采取阶级斗争还是全民革命；三、中国是否具备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四、当前应该采取“联俄”还是“反俄”的政策。参与论战的国家主义派的代表有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常乃惪等人，共产党人的代表则有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刘仁静、郑超麟等。共产党人曾于1925年12月及1926年3月两次向国家主义派发出合作的邀请，但都被国家主义派断然拒绝。于是，共产党人将国家主义派列为国民革命的对象。1926年，国民党合并国家主义派不成，也开始以“反革命”之名镇压后者。国家主义者们虽然继续以《醒狮》为阵地进行宣传，甚至还创办了《新国家》这样的刊物以扩大影响，但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之下，国家主义派逐渐式微。

通过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深入宣传了阶级斗争学说，巩固了党对青年运动及共产革命的领导权。

1922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然而，国民党右派对于联俄、联共的政策一直强烈反对，只是在孙中山的个人威望之下，勉强压制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随即激化。同时，随着五卅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势力大增，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季陶主义应运而生。

1925年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5月19日，他在广州写成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并开始写作《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后者于6月在上海完稿。戴季陶又继续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并于7月完稿。7月下旬，戴季陶的这些小册子开始出版流传。这些小册子构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该主义以生存欲望说和仁爱基础说作为其哲学基础，将三民主义与儒学对接，将孙中山的思想接续到中国固有的、孔子的仁爱思想之上。由“仁爱是人类的生性”出发，戴季陶主义在政治上否认阶级的存在，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论。由生存欲望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出发，戴季陶主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国民党一党专政。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为争夺革命领导权所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国民党完善三民主义以巩固其领导地位的一次尝试。

1925年9月，党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便通过了联合国民党左派与戴季陶理论斗争的决议。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等共产党人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阵地，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此外，向导周报社还出版了《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1925年）的小册子（收录了瞿秋白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及陈独秀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驳斥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的批判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和目的，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右派。但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使得当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国共合作的条件已被破坏，主动放弃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致使共产党后来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