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如何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实现长治久安，成为自秦而后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思想的主题。

秦始皇开创的基业是前无古人的，建立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体制、采用的治国理政的模式、需要破解的政治问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推行由中央统辖的郡县制，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上计和监察制度等。在治国思想上，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制秦律，尚军功，严刑峻法；采用重农抑商政策、“使黔首自实田”（《史记集解》徐广曰）；为了神化皇权，巩固统一，采用五德终始说；在思想文化上，统一文字，对促进文化交流、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酿成了“焚书坑儒”事件，严重摧残了文化，扼杀了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自由思想和精神。

秦自统一以来，急征暴敛，大兴功作，徭役频发，民不聊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湮灭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的大火中，仅二世而亡。

公元前206年十月，仅即位46天的秦王子婴投降，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沛公刘邦率先进入咸阳。随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最后刘邦战胜项羽，于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六月即位，西汉王朝建立。

秦王朝虽短命而殒，但却给汉王朝留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一方面是“汉承秦制”（《后汉书·班彪列传》），汉帝国的缔造者几乎全部继承了由秦始皇开创的政治制度，并加以完善和损益；另一方面是革秦之弊、拨乱反正。秦王朝的短命，给汉初的君臣们以强烈的刺激。怎样才能维护集权统一、实现长治久安，怎样才能避免重蹈亡秦覆辙，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成为摆在汉王朝面前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汉初六十余年，均采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大力发展经济，与此相适应，在治国思想上采用“黄老无为”的思想，“躬修玄默”“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从而为汉王朝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奠定了雄厚基础。

汉初政治家、思想家陆贾、贾谊围绕“过秦”这一现实主题，通过对秦兴亡的总结，认为能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只有文武并用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秦的短命乃是不行仁义之道的缘故。他们向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提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的政治主张。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冲突、较量的结果，汉初政权在袭用“郡县制”上打了折扣，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分封了众多诸侯王，这为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埋下了隐患，最终爆发了景帝初年的七国之乱。

汉初政治家、思想家主张削藩，加强国家统一。针对同姓王日益坐大、尾大不掉的形势，贾谊呼吁削弱地方势力，他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即把具有割据能力的大国分割成许多小国，以削弱其势力。晁错建议汉景帝削各王国封地，后竟因此引来杀身之祸。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富民足，先前的黄老无为思想已不太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强调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便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推崇。汉王朝初建，陆贾就常常在刘邦面前解说《诗》《书》。文帝、景帝虽然喜欢黄老之学，但已开始为《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设立博士官。经过长期酝酿，到武帝时，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尊奉儒术的建议，并为汉武帝所采纳。为适应加强君权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六纪》）的三纲五常说。在强调尊君的同时，董仲舒也强调爱民，提倡什一之税，主张以德治国。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盛行，他反对大富大贫。

武帝晚年，受“巫蛊之祸”政治风波的影响和因连年征战而造成的民生凋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之诏”，改弦易辙，实现了统治思想由“事功”向“守文”的重大转变。

西汉宣帝治国实行“霸王道杂之”；而元帝时期则“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全面尊儒，此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思想传统基本确立。汉代的儒学已不完全是孔孟之道，而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学为骨干，并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内容的新儒学。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政治思想，在理论上解决了权力合法性、相对政治制约、政治秩序原则和政策原则等重要政治问题，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需求，从而跃升为国家统治思想。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把持朝政，伪造符命，培植党羽，最终成功代汉而自立，建国号“新”。此后，王莽以周制为蓝本，进行了社会改革，企图缓解自西汉元帝以后形成的社会危机，但事与愿违，他的倒行逆施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

东汉时期，董仲舒学说被发展成为谶纬神学，朝廷之上公然用占卜的办法决定国家大事。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桓谭对盛极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勇敢的批判，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东汉时期，政治腐败，豪强专断，用人唯亲，以阀阅取士。王符、仲长统展开社会批判，对豪门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以阀阅取士”的风尚进行了猛烈抨击。

秦汉时期的底层阶级，虽然还没有提出自己完整的政治思想，但以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黄巾军起义等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汉末形成的《太平经》，反映了农民向往公平、互助的政治理想和诉求。秦汉时期的一些所谓“异端”思想，在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随着统一的君主专制封建王朝的建立，中国历史在秦汉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哲学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上统一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建构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体系，秦汉时期的哲学从而告别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呈现出兼综诸家、趋向统一的时代特征。秦汉统治者在相继尝试了法家思想、黄老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之后，最终选择并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新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

在此前的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人民渴望统一和安定。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逐渐产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在积极探索确立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理论。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变法图强，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特权，施行严刑峻法，奖励耕战，最终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又采取“焚书坑儒”，禁毁“《诗》、《书》、百家之语”（《史记·李斯列传》）等加强思想控制的措施。然而秦朝的短命而亡宣告了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失败。

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强秦速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崇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中心，兼采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强调“道生法”（《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经法·道法》），主张无为而治。《黄老帛书》与《淮南子》是这一时期黄老之学的主要代表。

黄老之学适应了西汉初期希望安定和发展生产的社会需要，推动了“文景之治”的出现，但其消极的一面很快也显现出来。而且西汉立国以后推行郡国并行制，到了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对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力图有为的汉武帝，最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立五经博士。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说为核心，融并刑名、阴阳诸家理论，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哲学体系，将儒家经学推上了汉代官方哲学的宝座，由此儒家经学成为两汉思想的主流形态。西汉元帝、成帝以后经学进入极盛时代。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今文经指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的儒家经典；古文经指景帝以后陆续发现的以先秦古文写定的儒家经典，由此也产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春秋公羊传》是今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作为西汉统治思想，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的各个角落。然而身居官学的今文经学，逐渐显现了过于拘泥家法、思想僵化教条的弊病，后又与谶纬结合，愈发流于烦琐和妄诞。西汉末年，刘歆为《周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争立学官，从而引发了两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古文经学只在王莽当政时短暂立于学官，终东汉一代实质上未获官学地位，但其却以私学的形式发展迅速，影响日盛，东汉中期以后渐有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今、古两派各守门户，互相排斥，东汉章帝为了统一经学，亲自召集了“白虎观会议”，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作为国家法典公布。《白虎通义》总体上维护了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但对今古文经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对统一经学做了初步尝试。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古文之说，破除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从此“郑学”流行，在形式上结束了今古文经之争，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一。

“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由于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昏暗，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其后战乱频仍，导致博士失其官守，学者纷纷避身玄虚之中。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汉代经学也迅速陷于衰亡。

天人关系是秦汉哲学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法家、黄老道家、儒家都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汉代的官方哲学是以董仲舒公羊学的神学体系为中心的今文经学，宣扬的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董仲舒把天奉为人格化的神，认为天有意志和意识，天人同类，“人副天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道以天道为根据，人做的事情都能感动上天，上天依据人事实施奖惩，降下祥瑞或灾异。《白虎通义》以“天人感应”说为主要依据，进一步糅合谶纬迷信，被朝廷明确作为统治思想文献颁行全国。天人感应论为君主至尊及封建专制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试图通过天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歪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荒诞消极的理论。以扬雄、桓谭、王充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把“天”还原为自然之天，把世界的统一性归于物质性的“气”，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的观点，认为天地之间充满元气，元气交感产生万物，灾异现象是自然界自身变化所引起，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阴阳五行说从战国至秦汉一直非常盛行，与天人感应说关系密切，人们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和人类现象，顾颉刚先生称之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以金木水火土的循环运动来解释王朝更替的五德终始说，更成为秦汉统治者建立封建秩序的理论。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上》），提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推动汉代阴阳五行与儒家经义相结合的局面。

秦汉哲学的宇宙观较先秦哲学更为系统和丰富。《淮南子·天文训》提出了“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董仲舒主张“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玉英》），分别把“道”和“元”作为宇宙的终极本原，形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王充则认为天地万物“皆禀元气”（《论衡·言毒》），明确把“元气”作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朴素的物质概念。

辩证思想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黄老帛书》论述了形名、刑德、阴阳、雌雄、动静等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关系。《淮南子》强调“极则反，盈则损”（《淮南子·泰族训》），“祸福之转而相生”（《淮南子·人间训》），主张“常故不可循”与“应时而变”（《淮南子·氾论训》）。董仲舒提出了“百物皆有合偶”（《春秋繁露·楚庄王》）与常变经权论的辩证思想。

秦汉时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影响。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三等。之后扬雄又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学说，都在维护封建统治上起到重要作用。董仲舒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奠定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体系，《白虎通义》进一步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孝经》则系统论述了孝道、孝治思想，将“孝”这一道德规范从家庭关系中引申到国家政治方面，为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提供理论依据。

秦汉时期是一个为此后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经济形态奠定基调的时代，很多为后世所效法的思想言论及由此催生的实践政策都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滋生并不断变革和发展。例如土地思想、货币思想、赋役思想、财政思想、人口思想、工商思想等，在秦代均已开始奠基，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状态的变化和对秦代灭亡教训的吸取，汉代对秦代的相关经济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改进，与此同时，各种基于不同立场和利益的思想理论也在不断的争论和实践中互相碰撞、不断演化和进步，这些思想有些被君主采纳，进而转变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而有些则在暗流中慢慢生长，期待着酝酿出更加灿烂的思想火花来。

分别来说，在财政思想方面，秦汉时期一直坚持的重本抑末论及汉代提倡的崇俭抑奢思想，虽然是被统治者接纳的主导思想，但在思想层面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在赋役思想方面，虽然已经从秦代严苛的赋役思想转变为汉代的轻徭薄赋为主，但在汉代赋役思想也不断呈现分化的趋向；在货币思想方面，秦汉时期的货币思想还处于比较原始的萌芽期，对货币的理解和运用远未达到成熟状态，币制改革的不时出现同样昭示着货币思想一直处于变化与争论中，并在这一冲突过程中艰难地向前摸索着；在土地思想方面，前代遗留下来的土地思想与新兴的土地思想同时并行，几种田制思想还在暗中角力、此消彼长；此外，坚持对于人口的严格控制是财政、赋役等制度顺利开展借以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础，是历代统治者都必然坚持的思想，秦汉时期也不例外，仍在不断完善和细化；在商业贸易思想方面，随着秦汉时期商业的日趋繁荣，利用市场原理干涉市场管理的思想逐渐出现，而实际交易中为了使交易能够顺利进行而不断开发出的交易方法和手段层出不穷，也体现了商业贸易思想的活跃状态。

另外，在传世文献很难涉及的普通百姓层面，随着秦汉时期出土文献的大量发掘，使我们对秦汉时期的真实社会状态和基层民众生活的了解逐渐加深，当时社会基层百姓的真实思想也逐渐丰满起来。简牍资料不但展现了统治者的思想和政策在民间的实际运用效果，也反映了这些思想对普通大众产生的影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愿还是非自愿，由这些思想转化成的政策和制度在强制普及过程中被大众所适应，进而使民众主动或被动地接纳了其中的一些精华部分，并将它们中对实际生活有利用价值的部分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或方法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着统治者对各种思想的实际运用，使其不断朝着使相应制度的实施或管理更有效的方向完善。这一过程真实再现了秦汉时期各种思想在碰撞中不断产生火花，并在实践中不断变革和转型的整体态势。

秦汉法律思想经历了从“缘法而治、严刑峻法”到“刑德并用、外儒内法”再到“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秦王朝“缘法而治、严刑峻法”的法家统治思想。秦统一六国，创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新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需要新的维护其统治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秦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富国强兵，并最终统一了全国。以军功地主阶层占据主导地位的秦代统治阶级，延续了崇尚霸道法术的政治传统，以法家思想作为主流统治思想。

秦王朝在法家思想的主导下，以“法治”代替“礼治”，以“尊君尚法”为核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秦王朝采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为秦得水德，主刑杀，为秦朝的严酷统治作辩护。为了巩固统一，消除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秦王朝主张厚今薄古，反对以古非今，甚至焚书坑儒，禁绝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

秦王朝的法家思想统治企图以暴力镇压、法令强制的方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秦政的暴虐，刑罚的严酷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秦王朝二世而亡。

第二阶段，西汉前期的“刑德并用”的黄老法律思想。汉王朝在承秦而建的同时，以秦政为鉴戒，认为秦亡的教训是举措太暴，用刑太过，认识到法家的“刻削而治”有其不足。汉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极具包容性的黄老刑名思想得到推崇。这与汉初的实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汉承秦制，律令制是其重要方面。黄老刑名思想的一大特点是能“撮名法之要”，这样汉在承续秦律的过程中，还能够将道、儒、阴阳等诸家学说统摄糅合在一起，并且“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史记·太史公自序》），最终发展成为适合统治需要的新的统治思想。

西汉前期统治者在继承秦“法治”思想的同时，又进行了反秦苛法、除秦之弊的有针对性的改革。汉初统治阶级认识到治理天下不能专用刑罚，需要刑德兼施、法礼结合。道德、仁义礼教的主张逐渐受到重视，不仅使统治者再也不能明目张胆地鼓吹严刑峻法的合理性，也促使统治者对法制、司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这一时期，“约法省刑”成为法制改革的方向，“刑尚宽平”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提倡。这样就改变了秦律繁杂、“深督轻罪”的暴酷特征。更重要的是，西汉统治阶层还意识到执法不能依靠君主“独断”，君王与臣民都应遵守法令，“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这就为汉代律令的推行提供了保证。“刑德并用”的黄老法律思想，在从秦王朝法家统治思想转变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法律思想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过渡的、桥梁的作用。

第三阶段，西汉中期“霸、王道杂之”的内法外儒理论。西汉中期，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的统一，建立一套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长远需要的主流思想体系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借用刑法加强统治。汉武帝既外施仁义，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汉武帝外儒内法的统治之术，维护了封建法度，加强了专制皇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将西汉王朝推向了顶峰。“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成为维护“大一统”王朝的汉家制度，至昭宣时期仍然得以遵循。

西汉中期的统治者为“霸道”统治披上了“王道”的外衣。汉王朝推行“政”“教”配合时，主张的更化善治，德主刑辅，使注重教化之功的政治思想更具迷惑性，容易为吏民所接受，有助于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王道深入人心，促使法律思想开始进入“法律儒家化”的快车道。

第四阶段，西汉后期至东汉“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这一阶段是法律儒家化从理论到实践，再利用实践经验进一步“推动法律儒家化”的发展过程。此阶段大致可分为西汉后期、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三个时期。汉元帝即位后，纯任德教，改变了汉家“霸王道杂之”的传统。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强调治国以道德教化为先成为立法、司法不可移易的原则。引经决狱、原心定罪、礼法融合、明德慎罚得到大力推行，“法律儒家化”理论逐渐得到全面实践。然而，西汉后期片面地推崇儒家思想，减刑宽政，导致豪强地主如脱缰之马，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王莽，还是东汉初年统治者都在新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利用神道设教，或托古改制，或以谶纬经世，确立神权法思想用以维护统治。东汉光武帝颁布图谶于天下，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确立了东汉正统意识形态的形式。章帝时期产生的《白虎通义》，将谶纬神学与今、古文经学结合起来，并被确立为东汉王朝的“国宪”。谶纬神权法的形成是统治者根据治国的实际需要而促成的“法律儒家化”。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谶纬神权法却无法挽救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即使经学大师据经解律，引经注律，使经、律相互为用，经、律也无力改变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循名责实，对当时流行的近于虚妄的谶纬神权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却也难救时弊。不过，政局的动荡，促使统治者和思想家开始思考变法改制，并围绕“肉刑”“赦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封建正统思想向前发展的同时，“法律儒家化”也随之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秦汉军事思想是秦汉时期各阶级、各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论著者关于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理性认识，是秦汉时期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实现空前大统一时代的产物，是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的军事理论基础，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军和作战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汉四百年间的军事战争实践为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广袤沃土。秦汉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兵制度，修筑长城、直道等军事工程和交通设施；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等农民战争，楚汉战争、周亚夫平七王之乱、刘秀统一全国等统一战争，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平息羌乱等巩固边疆的战争；汉代涌现出韩信、冒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马援、班超等诸多著名统帅和贤臣名将。创立了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和荒原、山林、沙漠地区作战等新战法；发展了筑城守边、屯田戍边、徙民实边等国防措施。汉朝政府对军事理论编撰工作高度重视，曾三次校理兵书，出现了《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著名兵书和大量论兵篇章，对秦汉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人们的战争观有了新的内涵。秦汉时期人们站在历史大统一的角度，强调“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汉书·陈汤传》）、“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史记·太史公自序》），因而高度肯定各类有益于历史发展、进步和统一的战争。这一时期人们将战争区分为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五种，认为战争的性质决定着战争的结局、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民心向背。

秦汉时期的国防思想也有了新发展。主张德治义化、富国强兵、强边固防紧密结合。认为要天下长治久安，必须文武并用，必须重视民生，认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就必然会导致民众反抗，天下大乱。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是国富兵强的基础，因此，鼓励耕织，发展生产，重农贵粟，强本抑末，以利富国强兵。认为国防边防对国泰民安意义重大，主张推行郡县征兵制，对适龄者普遍实施训练，建设强大的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军。主张固外以安内，强边以固防，采取筑城守边、屯垦戍边、徙民实边相结合的措施，集保卫、建设边疆于一体。

秦汉时期的治军思想极为丰富。主张高度集中兵权，以法治军，赏罚并重。认为军队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保障，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诸侯各自拥兵。因此，秦废除分封制，以绝诸侯“立国”“树兵”之患；两汉虽郡、国并存，但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实行虎符发兵、临战任将、居重驭轻、军事监察等制度和措施。强调选贤任能，不求全责备，不拘一格用人，即使是“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强调依法治军，将权贵一，坚持“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史记·周亚夫列传》）的传统。

秦汉时期的战争指导思想也有了新的提高。认为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力量的综合较量，因而要综合运用各种策略：一是务揽英雄，取悦于民。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三略·上略》），才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强调要“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以夺取胜利。二是以计为本，克敌制胜。强调审时度势，强调“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强调“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汉书·赵充国传》），强调知彼知己，未战先计，先胜后战，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帝纪》）。三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认为在多政权、多势力并存的群雄割据形势下，只有对敌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才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因此，强调“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三略·中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刘秀在消灭关陇割据势力时的战争中所采取的对敌斗争策略，均体现了这一思想。四是以夷制夷。认为汉军虽然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不如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军队善于骑射，必须联合少数民族中的同盟者共抗匈奴。强调“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书·晁错传》）。汉初运用这一策略，对巩固边防起了一定作用；汉武帝时经营西域，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对反击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东汉时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共同作战，对战胜北匈奴起了巨大作用。五是经营巩固的根据地。认为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原，深得“被山带河”“四塞之国”之利；刘邦战胜项羽，也是依赖关中根据地的支持；刘秀平定群雄，则得助于河北根据地的经营。巩固的根据地，是“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以求“全其胜”的根本（《史记·刘敬列传》）。

秦汉时期军事领域的成就也值得注意，如武器的发展，军制的变化，兵种的扩展，军事地图的出现和运用等，这些都为其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秦汉四百余年间，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观念呈现出斑杂多彩而合众趋同的样态。从生育、婚嫁、丧葬到交友，个体实践不可避免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秦末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与西汉民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都反映出生女优于生男的想法，但是重男轻女仍然是秦汉时期的主流生育观念。汉代“事死如事生”，厚葬、薄葬之争充斥史籍，虽然薄葬行为往往能够得到好评，但是厚葬仍是主流。正统伦理观念与下层社会意识之间的差距，已为时人所关注。西汉中期民间俗语说：“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就是这种社会观念错裂的生动反映。囿于科学发生水平和认知能力，秦汉时人的生活禁忌颇多，这在数量可观的《日书》资料中有真实记录。

秦汉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需要与大一统相匹配的文化与风俗。秦汉时期，人们对风俗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从秦皇帝东巡刻石、睡虎地简牍，到两汉帝王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再到政论家如贾谊、王符、仲长统等，都反复强调移风易俗。时人对风俗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风俗的重要性有着一致而清晰的认识，汉末政论家崔寔云：“风俗者，国之脉诊也，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政论》）应劭则明确提出：“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汉初贾谊在《新书·俗激》中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强调移风易俗的难度。东汉王符在论及当时的重卜滥筮风俗时，说：“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见正道，而长于邪淫诳惑之中，其信之也，难卒解也。惟王者能变之。”（《潜夫论·卜列》）意即要想移风易俗，最根本的乃是开发民智，提高其认知能力。但是提高百姓的认知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故仍然需要执政者来改变，即“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潜夫论·德化》）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乃是秦汉时期移风易俗的理想。

秦汉统治者视灾异为“天地之戒”（《汉书·宣帝纪》），把赈灾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每有灾异发生，往往要躬自省，省诸用，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宽租赋，赈灾民。“流有余而调不足”，是秦汉时期最根本的灾赈思想。国土面积的扩大，统治人口的倍增，给国家实施灾赈带来了困难，但是也创造了空间、时间上的有利条件。两汉王朝非常重视对高年、鳏寡孤独、极贫等弱势人群的抚恤，即如汉文帝曾在《养老令》中说：“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汉代在敬老养老方面良政甚多，为后世所称道。不过汉代养老思想的根本乃是敬老，即国家主要营造、维护敬老孝养的社会环境，养老责任仍在家庭家族。

传世文献中的不少童谣谚语，生动记录了当时的舆情民意，比如西汉文帝时民间传唱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直指汉文帝放杀其弟淮南王刘长之事，反映出当时兄弟重悌的价值观和民间对以利废亲行为的批评意见。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则反映了颍川百姓对横行乡里的豪强大族灌氏的憎恶之情。相较于政论家、思想家的一家之言，这些谣谚所反映出的社会舆论，更能代表秦汉时期社会的情态和百姓的声音。西汉前期，陆贾、贾谊、贾山等政论家即以“过秦”为名，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等提出批评。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士人，对武帝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生态作了更为全面、严厉的批评。至东汉时期，王充、朱穆、王符、崔寔、仲长统等士大夫，从风俗、伦理、交游等各个方面，剖析时弊，击邪扬正，形成了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社会批判思潮。

秦汉时期，总体而言，人与自然资源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供求矛盾，人们的生态环保理念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在“天人合应”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生态环境与国家治道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治世则生态优，乱世则生态恶，陆贾所谓“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新语·明诫》），反映出这种对应关系的根本内容和内在逻辑。汉代是农业社会，基于农业生产经验而形成的月令，在国家政治管理与社会生活运转中颇受重视。月令中的不少规定，如春夏禁入山林伐木，禁止捕杀幼兽、探取鸟卵等，皆与生态利用、生态保护有关。汉代皇帝诏令中屡屡强调“毋犯四时之禁”，《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传世文献及出土简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银雀山汉简《四时令》《禁》、敦煌悬泉汉简《月令诏条》等，都反映出时人重视月令、优化生态环境的意识。

由于地域辽阔，中国自三代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使得民族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封建王朝安危的主要问题。无论秦皇汉武，还是朝廷重臣，抑或普通士人和民众，他们都对民族问题高度关注，提出了许多主张，并反复进行讨论，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华夷之辨”。从边疆少数民族来看，他们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同样提出了许多看法。因此，作为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这些不同主张或看法的精粹思想后来即成为历代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志骄意满，在民族问题上不由分说地宣称，无论中原，还是边疆，统统是他的国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说明他把边疆少数民族是视为自己的臣民的。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也说：“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盐铁论·诛秦》）对于藐视或抗拒秦帝国统治的，秦始皇则完全武力征服之。所谓北击匈奴，南平百越，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但对少数民族能否都用武力征服，秦始皇在位期间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无独有偶，匈奴的冒顿单于也认为“地者，国之本也”（《史记·匈奴列传》），强调为了保卫国土而不惜付出战争的代价。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秦汉王朝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冒顿单于还主张“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史记·匈奴列传》），也是概括了游牧民族的习俗而要求所有游牧民族都成为一个民族，对后世游牧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原王朝，匈奴同样是主张武力征服的。但在遭到秦始皇的沉重打击后，也认识到完全征服中原王朝不太可能。特别是汉高祖对冒顿实行和亲政策后，更使他感到战争不是解决汉匈矛盾的唯一手段。所以他明确提出汉匈“约为昆弟”的主张，这为汉族和边疆非汉民族的融合奠定了最早的基石。

秦汉鼎革后，“秦人”逐渐演变为“汉人”。在两汉400多年的大一统时期，从中原华夏到周边各族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这集中反映在《史记》《汉书》对我国古史起源的记载中。《史记》不仅追述夏、商、周、秦的先祖系之于黄帝，乃至追述楚、越、匈奴的先祖也系之于黄帝。而《汉书·古今人表》则归之于传说更早的炎帝。这就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炎黄子孙也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通称，既标志着各民族的更加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同时更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当然，在两汉时期还有着很多华夷之辨的争论，尽管当时也有着胡汉一家的主张。

和秦始皇一样，汉高祖对匈奴的侵扰最早也是想用武力解决的。所不同者，汉高祖曾亲身体验了对匈奴战争的失败，这不能不使他和群臣要考虑别的办法。和亲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并开了中原王朝与周边非汉民族采用和平方式处理双边关系的先河。其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意义显著，但由于最初效果并不理想，故究竟应该对匈奴和亲还是战争在朝野上下争议很大。可以毫不夸张说，从西汉初年到东汉后期，这一争议都始终存在。仅以西汉为例，班固就曾总结说：“《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冑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汉书·匈奴传》）尤其所谓“诎伸异变，强弱相反”，又更与汉王朝的国力和内外政策有关，并引申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攘外的政策。就匈奴而言，也同样存在对汉朝和亲还是战争的争论。但在汉朝的国力越来越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和亲政策成为汉、匈等各个民族的共识，并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当然和亲也必须以武力或战争为后盾。

在中原与边疆的多次民族交往中，秦汉时期还逐渐形成了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理念。主要可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王者无外，也就是以“《春秋》大一统”理论为依据，强调天子即中原王朝的皇帝对天下所有疆域的统治权，甚至还包括遥远未知的地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东汉荀悦宣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汉纪·孝宣皇帝纪》）

二是远近有别，乃指中原王朝对内地与边疆应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通常来说，对农耕定居的汉族要采取郡县等直接管辖方式，对边疆游牧民族则要采取“因俗而治”的间接管辖方式。这就是被后世艳称的“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亦即一国两制。所谓“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汉书·匈奴传》）。

三是推广教化，意指在边远民族地区推广中原汉族文化，用伦理道德、礼仪和农耕文化来改造当地文化，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而逐渐地实现民族同化。如“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传》）。

四是以夷制夷，旨在用少数民族来治理少数民族，或者用少数民族的方法来制服少数民族。前者多具有归顺中原王朝统治的自治性质，亦即“因俗而治”，也带有让不同少数民族相互制约的意味；后者则承认非汉民族比汉族确有某些长处，实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较早表述。如晁错提出：“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又说：“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书·晁错传》）

五是或弃或取，是指中原王朝根据国力对边远地区可采取灵活的弃、取政策，不能完全固守成规。但其关键却并不在于“取”字，而主要在于“弃”字，实际是为在边远地区放弃直接管理的郡县而制造理由。如关于珠厓郡的置废，贾捐之便上书说：“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汉书·贾捐之传》）

六是虽远必诛，强调对敢于侵犯、冒犯或违抗中原王朝的边远国家或民族，无论多远都必须讨伐，用武力坚决征服或消灭。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就是甘延寿和陈汤的上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

此外，随着民族交往的增多，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意识也越来越强。司马迁就特别感慨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吴太伯世家》）王充则描述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论衡·宣汉篇》）在居延汉简中亦有《归义羌人名籍》等。尽管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越来越多，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隔阂，或民族歧视与仇视，实际也依然非常严重。如许多汉人认为：“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汉书·匈奴传》）“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后汉书·鲁恭列传》）许多少数民族也认为受到了汉人的欺压和凌辱，如《后汉书·西羌传》载：“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这些都使得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秦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大发展时期，秦汉的史学思想自然也非常丰富。这得益于史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朝廷与知识阶层的重视，更与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秦汉的史学思想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扣人心弦的，就是关于古今问题的思考，亦即“古今之辨”。司马迁撰写《史记》，即强调“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并作为其三大宗旨之一。概而言之，秦汉史学中的古今之辨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观，秉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有秦始皇、李斯、汉高祖、汉武帝、桑弘羊、汉宣帝、汉光武帝和王充等；另一种是厚古薄今的历史观，秉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有王绾、淳于越、董仲舒、贤良文学（桓宽）、汉元帝、贡禹、刘向、刘歆、王莽、班彪和蔡邕等；还有一种是会通古今的历史观，秉持这种看法的，则主要有叔孙通、贾谊、刘安（《淮南子》）、司马迁、班固、仲长统、应劭和荀悦等。就秦汉时期而言，这三种历史观实际都是其社会存在的反映，各自也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相互之间的交锋对历史记载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汉史学思想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也引人注目。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对于究竟是上帝（天）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抑或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当然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但他们关于天人关系的分析与解读，亦即“究天人之际”（《汉书·司马迁传》）的种种思考，尤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例如“神道设教”（《周易·观卦·彖传》），“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得人心者得天下，“人事为本，大道为末”（《群书治要·昌言》），天命亦可转移，暴力并不能确保长治久安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具体则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天命论与“祥瑞”的关系问题，二是天命论与“异相”的关系问题，三是天命论与“灾异”的关系问题，四是天命论与“谶纬”的关系问题，五是“受命”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六是君权神授（天命）与英雄史观（人事）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证不仅大大扩展和深化了秦汉史学的天人关系理论，而且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史观，指导着后世历史的记载和众多史书的编撰。

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秦汉史学对于历代王朝的兴衰也有了充分认识。以三代为例，司马迁就曾明确提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刘向也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汉书·楚元王传》）在此基础上也就形成了具有秦汉史学特点的历史循环论。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终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王朝的兴衰都必有一定的期限，从而陷入了历史宿命论的窠臼之中，但认识到社会的治乱发展有着由盛转衰的规律，天下没有不亡的国家，这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二是“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认为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着五种德性，并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如秦代的水德说，西汉的土德说，东汉的火德说。三是“三统说”的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是按黑、白、赤的三统循环往复的，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等。三统说的创始人是被称为汉代“群儒首”的董仲舒，此后刘歆、王莽、班固（《白虎通》）与何休也都是三统说的重要代表，他们都在五德终始理论的基础上对三统说作出了进一步论证。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秦汉史家也把鉴古知今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作出了许多精辟论断。贾谊就高屋建瓴地引用谚语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鉴古知今论的一个突出表现，通常都是强调古为今用，注重历史的借鉴作用。如西汉陆贾指出：“昔者，晋厉、齐庄、楚灵、宋襄，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刻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群臣之怨积于内，而欲建金石之统，继不绝之世，岂不难哉？故宋襄死于泓之战，三君弑于臣之手，皆轻师尚威，以致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三君强其威而失其国，急其刑而自贼，斯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新语·至德》）秦汉鉴古知今论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强调史书记载要略古详今、注重近现代史的编撰。司马迁写《史记》，虽然记载了三千年的历史，但其中战国史、秦史和汉史的内容就占了绝大多数篇幅，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所谓“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班固断代为史，所撰《汉书》更主要是近现代史，许多记载甚至是当代史。此外，秦汉史家的鉴古知今论还强调历史编撰要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对国家的治乱兴衰都给予极大关注，以考论政治得失、惩恶扬善为己任，并往往体现了居安思危的“良史之忧”。

秦汉史学思想还主张秉笔直书，特别重视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追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突出事例，曾受到历代史家的推崇。如班固称赞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班固作《汉书》，实际也是这样做的。再如扬雄和班彪，王充也称赞说：“杨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论衡·佚文》）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秦汉时期“曲笔”也是始终存在的。即使注重直书的司马迁和班固，实际也都不能完全避免。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就是这种史观的一个概括总结。但总的来说，曲笔在秦汉时期都被视为丑恶现象，为史家所不齿，而直书才是秦汉史学思想的主流。

在深厚的史学思想的沃土中，秦汉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多为强盛的统一大帝国而引吭高歌，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把彰显个性亦即“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自己修撰史书的主要追求。司马迁、班固就是其中的泰山北斗。前者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体裁，编撰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后者则编撰了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成为历代正史的楷模。还有贾谊、晁错、董仲舒、桑弘羊、贤良文学、桓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班彪、卫宏、邓太后（和熹邓皇后）、曹大家（班昭）、张衡、王充、赵晔、蔡邕、王符、仲长统、何休、赵岐、应劭、荀悦等众多史家，犹如群星璀璨，而耸立起中国传统史学的第一座高峰，对后世史学尤其史学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技，即科学技术。一般来说，科学与技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发现自然界中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理论把事实与现象联系起来；而技术的任务，则是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技思想，就是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通常是指人们对于科技活动现象的一种理解、认知或方法，并对其科技活动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

秦汉的科技思想曾走在世界的前列。它承上启下，大力推动了秦汉科技各方面的发展，对后世的科技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总的来看，秦汉科技思想具有五大显著特点：一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先秦就已经有了萌芽，至秦汉时期，经过许多思想家的论证和发展，逐渐达到成熟，成为汉代认识论的基调。如董仲舒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二是经学独尊的学科体系。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已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并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如崔瑗“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后汉书·崔骃列传》），就是一例。三是尊重客观事实与发明。以颁布太初历为例，其中便经历了反复推算与验证，官方的抉择完全尊重事实。四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就数学运用而言，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绝大多数的算题均来源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如《女织》《妇织》《乘马》《税田》《贾盐》《误券》《旋粟》等。五是科学与迷信混杂。秦汉的科技思想既有很多令人惊叹的科学性、先进性的精粹理念，更有很多令人感慨的荒诞、离奇的迷信说法，甚至有很多思想是科学与迷信混杂在一起。这反映出科学技术虽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科学认识水平仍然不高，迷信还占有主导地位。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天文学成为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学科。秦汉王朝都声称自己得到了“天命”，而接受“天命”即“受命”的一个标志就是更改历法——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还有所谓“祥瑞”与“灾异”，这些都需要天文学的证明。所以在政治学的视野之下，秦汉时期的天文学曾高度发展。无论是历法改革，如颛顼历、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还是天象观察，如太阳黑子、“客星”、彗星、流星雨、日食、月食、极光等，抑或天人感应（《洪范五行传》）、天官理论和天体学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以及二十四节气和星野学说，都非常兴盛，取得了众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除了天文学，秦汉时期的许多学科也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数学上，人们的理念更关注的是日常算术问题。以教科书为例，传世文献记载汉代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算题主要涉及日常算术。近几十年，又有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北大秦简《算书》等发现，内容也主要涉及日常算术问题。就管理而言，则主要是运用数学对各级官吏的量化考核思想。在地理学上，秦汉时期，地图的绘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地图的运用更加普遍，并且出现了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地图。其中，长沙马王堆地图以及天水放马滩地图的出土，为世人提供了形象的实证，反映了人们对于地理学运用的迫切需求。一些地理著作的问世，如《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和张衡《地形图》等，也说明了社会各界对地理学的重视，以及大量的实地勘察和文献记载的考证。在农学上，先秦就提出的反映农业生态理念的“三才”——天、地、人学说，到了秦汉时期更加得到丰富和发展。如《淮南子》说：“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淮南子·主术训》）而强调天、地、人与物相互间的协调统一的“三宜”原则，在秦汉时期则更加受到重视，并已被概括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秦汉时期也较早地出现了精耕细作理论，如汉武帝后期就曾推行过以精耕细作而著称的“代田法”。作为对农学理论的总结，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两部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

至于医学思想，在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下更是异彩纷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要医学著作的问世。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标志着传统中医药学理论的基本定型。二是在治病救人的强烈愿望下出现了不断增多的医方。除了传世文献，近几十年出土的秦汉简帛，如里耶秦简、北大秦简、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海昏侯墓汉简、老官山汉简等，便记录了很多医方。三是针灸技术和经络学说的发展。如马王堆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老官山汉简有“手阳明脉，次指与大指之上，出辟上廉，入肘中，乘腝，出肩前廉，循颈穿颊，入口中。其病痛，口辟”的精准描述，武威汉简记载了三里、肺输、泉水等穴位及其用针方法和禁忌等，河北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针经》和金属针。四是在长生和复活理念下催生的尸体防腐技术。西汉长沙马王堆女尸，以及江陵凤凰山男尸、连云港海州女尸，都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五是出现了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等名医。淳于意又名仓公，是《史记》记载最早留下医方的名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系统的辨证治疗理论被称为医圣；华佗则以发明中医外科手术、麻沸散、“五禽之戏”、夹脊穴等而著称。

在科学认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秦汉时期的技术也有了更大进步。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古纸已经把中国造纸技术的历史书写到了西汉前期；还有西汉灞桥纸、罗布淖尔纸、肩水金关纸、扶风纸、悬泉纸等，也都比蔡伦改进造纸术要早了一个世纪以上。中国纺织与印染技术的高超也闻名世界，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就在西汉中期。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斜纹锦、起毛锦、麻纺织品以及印花工艺看，秦汉的纺织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众多纺织工具的变革则具体表现了纺织技术的发展。秦汉是铁器的大规模运用和推广时期，这与冶铁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从古荥一座容积约44立方米的汉代高炉看，其日产生铁约570公斤，一年即可冶炼生铁60吨。而“水排”的出现，则表明了鼓风技术的发展。至于秦汉长城的修筑，砖木结构技术的巧妙，宏伟的地下建筑——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崖洞墓葬等，更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术和工艺。还有发达的交通技术、制盐技术、陶瓷技术和漆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的制作等，也都在无言地诉说不断革新的秦汉技术与发明，并雄辩地说明秦汉人民无愧于勤劳勇敢智慧的称号。他们具有日新月异的创新精神，也具有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深刻领会，所以才能通过实践的反复积累与总结而结出秦汉技术史上的累累硕果。

秦汉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科学家。特别是东汉张衡，被誉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后汉书·张衡列传》）的伟大科学家。他为中国天文学、数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主要代表之一；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为了纪念张衡，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教育，即教化培育。教育思想，就是关于教化培育的思想，通常是指人们对于教育活动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并对其教育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秦汉的教育思想则被视为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源头。在前后400多年中，它不仅极大推动了秦汉教育各方面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发展，统一思想势在必行。但究竟以哪家学派作为指导思想，统治者却经历了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长期探索。从教育思想来看，这就是秦汉文教政策从尊崇法家到尊崇黄老、再到尊崇儒学的转变。自私学兴起之后，官学的发展和地位就逐渐衰落。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秦代，从法家为主到焚书坑儒；二是西汉前期，从焚书坑儒到黄老为主；三是西汉中期，从黄老为主到独尊儒术；四是东汉中后期，从儒学独尊到异学兴起。以秦代为例，除了秦始皇曾设置“博士七十人”，目前能看到的官学主要是云梦秦简记载的“学室”。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巩固，统治者越来越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和必要。贾谊就曾呼吁设立太学，董仲舒的对策也明确提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因而人才主要应由国家培养的思想即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汉武帝在中央创设太学，在地方上设立郡国“学校官”，并逐渐形成以太学、郡国学为主体的官学体系，都可以说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产物。

在官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私人教学也依然非常兴盛。尽管焚书坑儒，秦代的私学一度受到摧残，但汉代的私学却空前发展。私学在西汉前期就很发达。即便在汉武帝兴太学、“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之后，私学也远比官学繁荣。其中既有教育儿童的“小学”，又有相当于太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舍”或“精庐”，而且遍布全国，规模宏大。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私学有着自春秋以来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官学的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多有名无实，且缺少蒙学这一教学环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国家大力倡导和鼓励民间办学的指导思想。因而无论其数量还是影响，汉代私学都远远超过了官学。

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符合需要的人才，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统治者还特别重视通经入仕的诱导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人才选拔制度之中。以太学为例，汉武帝初置博士弟子员，即明确规定：“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史记·儒林列传》）郡国学校也同样如此。例如：王尊“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太守）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汉书·王尊传）“杨仁……拜什邡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史记·儒林列传》）私学更不例外。汉代选官有明经一科，这一科目实际上就主要是给私学弟子提供入仕条件的。而且，除了这种明经科，汉代选官的其他科目，如贤良方正、茂才、文学、孝廉、征聘和辟除等，也都是私学弟子仕宦的途径。特别是孝廉科，从西汉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到东汉时每年率二十万口举一人，在汉代选官制度中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有许多名士都是通过举孝廉才登上政治舞台的，如赵广汉、朱博、薛宣、王嘉、张敞、黄霸、京房、师丹、平当、魏霸、韦彪、郑弘、周章、张霸、桓典、第五伦、徐防、胡广、应劭、袁安、陈禅、杜根、张衡、左雄、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范滂、荀彧、皇甫嵩、朱隽、袁术等，尽管其中有些人也并非出自私学。所以，在当时就流传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也有着“禄利之路”（《汉书·儒林传》）、“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等感慨之论。

秦汉的教育思想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秦始皇六次巡行，每到一地都要刻石宣传他的功绩，还要求臣民遵守秦朝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秦的地方官员也要求吏民能恪尽职守、遵纪守法、男耕女织、父慈子孝……出土秦简所发现的《语书》《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而秦简大量发现的《日书》，则直观地记录了民间习俗的教育和普及。汉代的社会教育思想更为完善。汉高祖刘邦曾亲自到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开了中国古代皇帝祭孔的先河，对当时的社会各界和后世都影响深远。汉代还大力倡导“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教育思想，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官公卿，抑或民间，无不推崇孝道。如汉宣帝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书·宣帝纪》）从中央到地方，统治者还极力推广教化，鼓吹三纲五常，宣扬德主刑辅，倡导移风易俗等。为了鼓励耕织，汉代从文帝开始还制订了所谓“籍礼”和“蚕礼”，由皇帝率领百官亲耕，皇后率领百官夫人蚕桑，向民间传送示范。还有崇俭黜奢、重名节、复仇与报恩等，也都是汉代社会教育思想的内容。

秦汉的家庭教育思想也很突出。秦汉的帝王教育都颇具特色，到东汉中期更建立了专门的宫廷学校，体现了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秦汉时期的家学也闻名遐迩。以儒学为例，赵翼《廿二史札记》就曾总结说：“今案周秦以来，世以儒术著者，自以孔圣之后为第一。……计自孔圣后，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见于前后汉书。此儒学之最久者也。其次则伏氏。……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亦儒学之最久者也。又次则桓荣。……计桓氏经学，著于东汉一朝，视孔、伏二家稍逊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经为帝王师，且至于五帝，则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还有兵法、律学、史学、医学、天文学等。秦汉时期的妇女教育更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史记·秦始皇本纪》）、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都被朝野上下所倡导。刘向和班昭还分别撰写了《列女传》和《女诫》，对古代妇女教育影响极大。

职业教育思想亦是秦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秦汉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现在农业、纺织、商业、医学、百工等各个领域。虽然“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但秦汉时期农业、纺织业技能的传授已超出家庭传承的范围。农业方面，秦时国家对“农时”颇为重视，要求“毋令吏以苛（徭）夺黔首春夏时”（《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汉代专门设立农业管理部门，“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汉书·平帝纪》）。并注重农业技能的传授，汉武帝时“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汉书·食货志上》）。纺织方面，注重乡里在技能传承中的作用，“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汉书·食货志上》）。秦汉其他领域的职业教育思想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秦汉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教育家。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都独树一帜。有的强调因材施教、与时俱进，如叔孙通；有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如刘安主编的《淮南子》；有的主张独尊儒术、博览六经，如董仲舒；有的主张人皆可教、反对迷信，如王充；还有的主张博采众家、身正为师，如郑玄。他们都培养或影响了许多学子和后人，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