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推进的新实践的主题而整理的重要文献，分别是关于苏东剧变与国际形势的挑战、关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现代化建设新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关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文献。

关于苏东剧变与国际形势的挑战方面的文献，本章主要搜集了江泽民《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998年2月26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4月24日）、《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1998年8月28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1998年12月25日）、《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000年10月11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的讲话》（2002年3月12日）；周新城《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分析与思考》（2001）、《苏东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害》（2007）、《分析苏联问题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2012））等，于沛《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龙永图《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国》（1999），孙嘉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现代化的挑战》（1996），樊纲《国际经济新趋势：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市场化》（2000），吴易风《全球化的二重性》（2001），李景治《新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本性》。这些文献集中分析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问题，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问题和新科技革命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相关情况，谈及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问题和新霸权主义的新特点新表现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方面的文献，本章主要搜集了江泽民《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6月9日）、《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做好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工作》（1997年11月19日）、《全党动手，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1998年5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98年5月28日）、《在青岛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1999年6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0年1月1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1月2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2002年2月25日），李鹏《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4月18日）；刘国光《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1993），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1994），林毅夫、蔡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吴敬琏《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1997）。这些文献集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推进过程，论述了加入WTO相关问题及其扩大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平台，阐释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问题。

关于现代化建设新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方面的文献，本章主要搜集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等重要文献，比如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创新的关键在人才》（1998年6月1日）、《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6月17日）、《加强技术创新》（1999年8月23日）、《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2000年6月20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2001年8月7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朱镕基《加快经济发展关键要靠科技进步》（1993年5月12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21日），李岚清《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1998年8月21日）；《国务院关于下达<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通知》（1992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28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若干措施的通知》（2000年10月26日）；王伟光《选择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中西部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1996年12月）。

关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的文献，本章主要搜集了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年6月24日）、《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1989年12月29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1992年10月19日）、《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1993年8月21日）、《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1996年10月10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2000年12月26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月1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2001年8月21日）；乔石：《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1991年6月28日）、宋平：《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92年8月8日）、胡锦涛：《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到新水平》（199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1997年1月24日）；龚育之《党的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17日）、郑科扬《密切联系群众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1990年5月）、《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党 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党》（1995）、《党的建设在不平凡的五年中全面向前推进》（1997）、《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增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这些文献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给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分析了如何积极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问题的，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总体部署，指出21世纪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新实践的首要领域就在经济领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集中于提出、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章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主题而整理的重要文献，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理论论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索、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理论论争，这些争论主要包括产权改革问题、股份制姓“公”还是姓“私”、公有制地位问题、效率和公平关系、国企改革应“抓大放小”是一卖了之、劳动价值论等论争。为此，本章主要搜集了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年6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3年11月11日—14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2001年4月2日）；马立诚、凌志军《交锋》（1998），董辅礽《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997）、董辅礽《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张朝尊《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董辅礽同志商榷》（1999），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1994），丁冰：《股份制与搞好国有企业》（1994），林毅夫《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6），吴敬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199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刘国光经济文选（1991—1992）》（1993），陶大镛《对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思考》（1994），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1992），宗寒《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三个理论问题》（1996），于祖尧《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1997），程恩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若干思考》（1998），谷书堂《对“按要素分配”的再探讨》（1992），文魁《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理论思考》（2002）和王珏《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具有持久生命力》（2002）VS蔡继明《论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2001），晏智杰《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问题——兼评一种观点》（2001）。这些文献争锋相对，展开了对这八个问题的争论。在十四大、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内涵，我们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有量的优势，还有质的提高，允许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公有制，在生产力低下的现实面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要坚定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科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下大力气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做好社会保障，安排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现社会稳定。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本章的主要文献有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江泽民《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6月9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报告），《在天津考察工作时的讲话》（1994年12月9日—14日），李鹏《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3年12月1日），朱镕基《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1997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1989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1997年12月26日），张左已《怎样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魏礼群《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和特征？》（1992）、《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01），王仕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基本框架》（1993），刘炳瑛《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1994）。这些文献涉及南方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内涵、框架、性质、作用、运行机制和保障等系列问题。

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索，本章的主要文献有《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丁冰《股份制与搞好国有企业》（1994），苗长发、孙业礼《坚持解放思想再创新的辉煌——十四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探索、新思路、新突破》（2003）等。《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定位功能、战略举措、方向目标、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等基本问题。

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本章的主要文献包括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1991年7月1日）、《在第二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上的讲话》（1998年6月2日），章国楹《市场经济与按劳分配的实现》（1994），李成勋《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一个新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95），洪银兴《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学习十五大精神的体会》（1998），卫兴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97）。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指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其他文献对此观点进行了重要分析和阐释解读。

198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宣告建立。从这时起到1992年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卓有成效地开展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思考：明确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内涵，正确处理治理整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改革开放的关系；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的思想，大力搞好党的建设工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方面的新概括；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二条原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思考同以后的理论创新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孕育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积淀。

中共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不久，国际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就是苏联东欧剧变与国内的“六四”风波。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于我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面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和国内外的复杂局面，如何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也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大致是这样一种状况：第一，从基本思路上看，原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和部署的，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比较突出，但后来调整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份量不那么突出了，有时只提民主法制建设，甚至干脆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提了；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强调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制度等，后来变成了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第三，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放缓，从而在整体上，使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首次郑重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在改革实践中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华大地掀起新一轮改革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中共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体上是按照调整后的思路讲的。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新进展，例如促进政企分开，继续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等。但是，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并进入攻坚阶段和体制创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出来。

80年代末到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文献比较多，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目标问题；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民主、自由、人权问题。这些文献阐明了中国五大民主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这些文献阐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及其与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样，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实际上也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更是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目标来看待。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阐述了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深刻阐述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党对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事业，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他多次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只有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最广泛团结全国人民的旗帜，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科学揭示、深刻把握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起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江泽民同志的文化建设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深刻反映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这一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涉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根本目的等各个方面，涵盖理论、新闻、文艺、出版、广播影视、思想道德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1987年党的十三大曾阐述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等一系列论断。《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前进》《二十年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等文献，对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集中论述，同时强调我们要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任务。在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深刻论述。《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以及朱佳木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撰写文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展开了深入论述，推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发展。

江泽民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论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对于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十二个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发展要有新思路》《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等文献，聚焦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进行了资料梳理，旨在系统把握改革开放时期各主要发展战略的深刻内涵，深刻体会科学的发展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全面理解当前“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依据和现实意义，从而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新路径。《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献，强调经济特区要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二十年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等文献，强调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华北、东北八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天津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等文献，强调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高素质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一九九九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等文献，对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和现实路径等作了深入论述。《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等文献，强调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文献强调，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广大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文献，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加快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等文献，强调要继续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上升为国家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从1997年到201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到2000年我们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胜利地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从而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伟大胜利。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了我国小康水平的特点，阐述了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进而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从21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军事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国防军队和外交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为我国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外交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事业也在积极推进。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下，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这为两岸关系的解决不仅提供了理论遵循，而且提供了实践指南。

这个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正确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课题。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到目标任务，从指导方针到总体思路，从根本途径到战略步骤，从发展动力到政治保证，构成了完整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提出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以之统揽军队建设全局，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真正优势就是人民战争；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把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解决好军队建设“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使我军既能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又能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等等。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最终实现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保持了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为了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们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来。为巩固十几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成果，遏制“台独”分裂势力，防止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共领导人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并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简称“江八点”）。这是继《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之后又一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象征着两岸关系新阶段的开始。党的十六大报告又就一个中国的原则作出了新的表述，由之前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转变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的“新三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我们提出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但我们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将使和平统一变得不可能。

在外交领域，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我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和宗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既要贯彻韬光养晦的方针，又要坚持原则，“有足轻重”；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等主张。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有很多文献，主要有：《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奋斗》（1989年12月29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994年9月28日）；《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5年9月27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8日）；《二十年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1998年12月18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年1月14日）；《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5月14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以及十五大、十六大报告。

关于党的建设，江泽民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江泽民科学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在十六大报告中概括为“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69页。）

江泽民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了不懈探索。在党的十四大上，他郑重提出要把“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摆上党的建设的议程。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要求，强调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深入探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办法、新途径。

江泽民反复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抓基层组织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8页）。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区党的建设工作明显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状况，江泽民明确提出，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和切实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要理直气壮”，提出“要做到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凡是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1、22页）。

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江泽民有许多新探索。1993年8月21日，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讲话中，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八字方针，强调：“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2000年12月26日，在第十五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他明确强调“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为积极迎接新世纪新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阐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学术界高度的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中央文件，《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展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我国先进文化》《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等领导讲话，《论“三个代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是立党之本》《准确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等学者论述，从不同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揭示出“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伟大的创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中央文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等领导讲话，《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阐释》等学者论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从不同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表明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努力在以下四个方面加深认识：一是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二是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理论思考取得的重大成果；三是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四是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系统阐释，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等中央文件，《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等领导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学者论述，指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历史价值。上述文献使人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逐步加深，对于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正致力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等都为各种思想的探索与争鸣提供了现实土壤，促进了跨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

在哲学宗教思想方面，人学理论研究成为哲学领域的一大热点，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这个时期的人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人学的对象、人学基本理论框架、人学研究的方法论、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性质以及马克思的人学等研究。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兴起是哲学领域的又一热潮。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的结果。其内容主要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其阶段划分，由注重恩格斯、列宁到向马克思原著的回归，重读和重释马克思哲学等。90年代的中国社会进入并正在经历着一个总体转型的时代。反思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探索人的现代化的道路和样态，成为当时文化与哲学研究的另一学术热点。此外，关于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日益频繁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兴起，研究和分析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等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主题。

在经济社会思想方面，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研究报告之后，使得“知识经济”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热点话题，并迅速引起了中国科技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浓厚兴趣。各界学者纷纷结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对知识经济的含义和特点、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应对之策进行了热烈探讨。随着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大变革，同时在思想观念上也带来了大的变革，关于产权改革是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战略性改组等问题成为了思想界和经济界争论的焦点。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在我国已经出现，有的方面还相当严重。这就使得中国开始反思中国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在跨世纪的伟大时刻，人们比较关注中国的社会结构、台海关系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等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如何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等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新时期台海关系也取得了重大发展，海峡两岸同胞都属于一个祖国，同宗同源，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国家坚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对统一台湾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峡两岸商议通过“九二共识”，实现两岸“三通”。尽管还有一些分裂势力在极力阻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但是，和平统一是历史发展大势，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谁都无法改变。东西方文明冲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怎样处理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在民族问题上，我国践行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方针，新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得到极大提高，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历史贡献。

在历史、文艺、宗教思想方面，在世纪之交，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的命运、新历史主义和新写实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我们国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发展取得可喜的成绩。改革也是一场新的革命，在新时期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历史主义和新写实主义推动着历史和文艺研究新发展，历史与文学的研究视域越来越宽泛。